湖南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医务与防疫

[来源:文史拾遗] 2020-08-16 12:27:46

文丨任理

20世纪中期,湖南饱受日军侵略之苦,顽强的中国人民没有低下头颅,在湖南大地与日军做了殊死的搏斗,历经五次重大战役,在抗战史上留下光辉一页,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本文就抗战时期军队伤病救治与防疫进行梳理,并以湖南为中心。

一、军医学校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有两所军医学校。一所是北京陆军军医学校,1932年,日本入侵东北时,直接威胁到华北地区,该校为此迁移到南京,时校长为刘瑞恒。1935年,陆军部所属的“陆军军医学校”改名为“军医学校”。另一所于1935年筹备建校,并招生,校长为张建。1936年蒋介石南巡时,见该校彼具规模,将此校该隶中央,名为“军医学校广州分校”。

1937年,军医学校因战事吃紧,被迫再迁至广州,此时将两校合并,随着日军南侵,学校只能西迁至桂林,后再转贵州安顺止。

军医学校在迁移过程中,也办了几所分校,多为应急式的培训人员,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派至各战区陆军医院。虽有这样的军医学校为军队培养医务人员,但远远满足不了战争所造成的伤残救治需要,因此,一个新生的救护总队成立了,由红十字总会总干事林可胜担任总队队长。在各战区组织成立了野战医院,成了战时中坚力量。

二、林可胜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林可胜先生祖籍福建,出生在新加坡,早年在生理学研究领域扬名世界,为报效祖国,到北京协和医院参加组建于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带领协和医院的学生参与救治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林可胜运用在一战时担任英国军团军医的经验,提出组建一支经常性的救护组织,具有机动性强,可独当一面的团队,以别于以医院为基地的野战医院,以适合战争需要,及时参与伤残人员救治。

早从1930 年代起,林可胜领导的红十字总队,救人是不分国共、颜色、派系,并提供医疗人力物力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7年12月6日成立于湖北省汉口市,起初,组织尚未健全,仅有四个大队,分派至湖南、江西、湖北、西安,其中第一大队设在湖南邵阳,大队长是董秉奇先生(曾任南京“首都医院”外科主任),1938年5月间迁至湖南省长沙、10月迁至祁阳,1939年2月最后迁至贵州省贵阳市群山环抱的图云关。

抗战期间,救护总队所组建的系统,包括前线600余所的临时医院、后方200余所的伤兵医院,培育上万名卫生救护人员。同时,林可胜先生以其国际声望为中国劝募到 66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号召中外许多医务、后勤人员投入。

救护队最多曾达142队,吸纳逾千名医护人员,其间,由国际志工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纳入救护队的编制。自1937 年 10月到 1945 年底,总计完成了12万台外科手术,骨折复位近4万人次、敷药880万人次,内科住院214万人次、门诊200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多人次,医治军民600余万人。

救护总队下设医务、材料、运输、总务四个股。分管急救防疫,管理、分配材料,运输伤兵、药品与各项事务。其中医务队工作范围最广,分布在31个军队医院中。医务队按军队方式组成,有四个大队,分布于两湖、两广、赣、皖、晋、陕等战区。在战事进行时,他们去前线做救伤工作,战事沉寂时,他们回后方从事防疫注射、井水调查与消毒,处理污水、垃圾,事务检查、卫生知识传授、救护训练与防疫剧演出。


(长沙会战后红十字会的护士扶助伤员前往战地医院)

三、有关湖南的伤兵救治与防疫情况

按一般常识,野战区与兵站区距离约30—50公里,伤兵只能用担架从野战区运到兵站,再分乘汽车或火车去后方医院。因此番折腾,耗时相当长,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

如湘北之役,通城一带(所属湖北,与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重伤战士,用担架运到长沙,要十天功夫,为解决此问题,救护队因此将医务队分半,前后方轮值交换,同时组织运输队加强运送,从1938年,运输队有小型救护车12辆、旧卡车13辆、车辆47辆、新型救护车22辆、新卡车8辆。到1938年底,运送伤兵达21,273名。

1938年5月间,林可胜先生主持,在长沙成立了卫生部所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负责培训卫生署医防总队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下辖各队所需的基层工作人员。林可胜先生任主任,主要干部均由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指导员兼任,柳安昌任教务组长,马家骥任组织组长兼公共卫生组长,周寿恺任内科组长,张先林任外科组长,周美玉任护理组长,过祖源任环境卫生组长,陈韬任总务组长兼大队长,阵容强大(除过祖源、陈韬外,余均为协和师资)。当时招收高中毕业生,施以三个月的短期训练,使具备战地救护、疾病预防、简易治疗等护理常识及技术,担任卫生医护佐理员的工作。

1938年7月,在长沙的红十字总会,要求“凡在战场救护人员,均需接受卫生知识的训练”,身在丽水的红十字交通股全体成员去长沙会合。据其成员郭步洲、梁钧铤夫妇回忆,他们等13人来到长沙,先住在韭菜园中国红十字会运输队,卫训所开办时,移居到丝茅冲广雅中学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所在地,进行学习与生活。

为了快速培养人才,分别在山西汉中、江西弋阳、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的东安举办五个分所。在东安的第五训练分所主任是林竟成先生。外科学组主任是齐鲁大学毕业的王兴国先生:内科学组主任吴国兴;妇产科学组主任是同济医学院毕业的盛梅卿;环境卫生科学组主任是林寿梧工程师。

训练所在长沙成立时间并不长,1939年初移驻贵阳图云关,此时改属内政部与军政部并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其工作是除训练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基层人员外,更面向军队中没有正式资历的军医官士兵,为了配合战区需要,相继在五省各成立一个分所,其中之一就设在湖南东安,由林竟成先生担任主任。

四、亲历者回忆

据当时医疗队成员朱伯旭(时一等佐军医)回忆,长沙会战打响后,他们被派往湖南湘北战场前线,而不是留在后方医院。临行前,林可胜先生召集医疗队员发表讲话:“我和大家一起正规划实施一次伟大的实验,各位同仁此次奔赴前线,是中国红十字会有史以来,第一批驻扎到师部的工作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直接在前线战区执行任务,这是我们红十字会的首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实践。战争时期为阻止敌军进犯,许多道路被破坏,到后方医院又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我们才组织起像你们这样的许多小型流动医疗队,配上担架人员和少量医疗器材,机动地随军移动,就地抢救前线伤兵,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大大减少负伤官兵的死亡。”

1939年后,据杨文达先生(时军医训练队队长)回忆,当时军队中患病的死亡率高于打仗中的死亡率。因此决定将防疫工作放在首位,在湘北设立了多处灭虱站,最近的离日军只有五公里。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医护总队第九大队长林竟成先生发明的“酒灶式蒸汽灭虱器”,即用砖砌个灶,安置一大铁锅装入水,在将一木桶放入水中,木桶内放士兵们的衣服,虱子受到蒸汽加热,纷纷落入水中,此法简单,成效高。

另外,由于士兵们长期打仗,没条件洗澡,身上普遍长满疥疮,医疗队则在战壕沟里进行,在掩体上方放一层油布,油布上放些树枝掩护,然后用空汽油桶装热水,通过一根打穿的竹子当水管,安排士兵轮流淋浴,洗完后,用10%的硫磺加上3%石灰水给患者涂抹全身,这些举措,让士兵们患病率大大减低,像回归热、斑疹伤寒、痢疾患病率下降到15%以下。

当时湘北战地医院,设在平江的大山里,地处湖南湖北交界处的平江县上塔市镇黄桥村,那里有一座二百年的清代建筑名为“黄湾大屋”,当初战地医院就设在此屋中,前后运营了四年。

据曾亲临过战地医院的村民介绍,“大楼的右侧是重症手术室,堂屋的两边是轻伤就诊处另外还有换药处、中药房、熬药房”,当时医院盘尼西林不够用,村民就带医务人员去田埂上挖鱼腥草,用猪脚炖吃,作为消炎的药膳。1941年9月,八名美国飞虎队员坠机受伤,就在此处休养了二个多月。此医院医务人员最高峰达一百多人,收治伤兵最多时达二百多人。

在武汉会战期间,后方医院设在长寿街附近。红字会救护总队派出运输车辆直驶前线,据张式垓(清华机械系学生,时任运输股第四汽车中队队长)先生回忆:“从前线运送重伤员回湖南长寿街只需八小时时间,一般一车可运送重伤员20人,但战事吃紧时,往往要拉50~60人,汽车晚上开赴前线,拂晓返回。”

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之机,远在湘潭的国民军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就派人来校招收第二期汽车修理人员技术学员队,清华、浙大、湖大学生共有81名参加,学校设在长沙东边的金井镇,校名为“汽车交辎学校”,清华还派教员前去授课,不少学员先后加入了红十字会运输队。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1938年她从江西新四军驻地由陆地来到长沙,此行目的是为新四军提供前方奇缺的医药,尤其是治疗“打摆子”(疟疾)的奎宁片与针剂。林可胜先生得知后,还适时派出两个医疗队前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后来被指“通共”,为此一度离开救护总队。

五、伤兵之友社的工作情况

武汉会战、长沙大火后,受伤将士逾万,退集在衡阳一带,导致所有的野战医院都无法容纳这些伤兵,以致流落街头,此时徐威廉(后为救护总队部指导员、军医监)先生恰好在衡阳,见此情况,组建了“伤兵之友社”,关怀辅助这些流浪官兵,其社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名流、政要参与其中。

该社从1939年至1946年9月止,伤友社总共:灭虱 757524人,沐浴 21221154人,治疥267127人,缝衣 821280件,洗衣 2413067件;提供特別营养,流食302482人,半流食706882人,治脚气64984人,水肿病43542人,营养不良 285964人,因疟疾贫血161855人,因伤贫血122559人,痢疾及肠胃病体弱者169928人,患肺病65201人;供给卫生用品次数 63755次,供开水磅数 88217581磅,普通营养人数3274814人,病室慰问次数 40946次。代写书信封数 65268封,理发29666人。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伤兵救治提供了极大帮助。

六、外籍医务人员在湘工作情况

抗战之初,不少外籍人士来华参与战地救护工作,但为时不长,一般服务至1938年左右,只有极少数人留了下来。

如果要说能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外籍医务人士,那就是在红十字救护总队中的外籍医护人员了,他们共32人,年纪大约在20—39岁之间,40—59岁仅3人。这支队伍医学专业素质高,多出自名牌大学,并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1939)属于国际纵队组织,担任救护工作,有实战工作经验。1938年希特勒封锁西班牙海岸,对国际纵队进行镇压,他们剩余的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法国政府因害怕德、意法西斯,将他们关进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拘留营,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他们自愿参加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先后分三批来到中国,并多数人要求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抗日,他们在香港、重庆得到宋庆龄、周恩来的接见,但最终还是被周恩来说服,来到贵阳的图云关。

他们虽在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工作,却经常前往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和四川等战区,抢救伤员、消灭鼠疫、应对日本军队的细菌战。其中有四人长期在湖南工作,他们是:

孟乐克 男 28岁 德国籍 贝斯里大学,担任第82队队长,驻衡阳

马绮迪 女 32岁 德国籍 毕欧格德大学 担任第322队医师 驻湘潭

纪瑞德 男 47岁 捷克籍 布拉格大学 总队医生派驻第322队工作,驻湘潭

肯德 男 32岁 奥地利籍 维也纳大学 担任第731队队长,驻安乡

抗战是一部惨烈史,八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光红十字救护总队殉职、因劳病故的达114人之多。他们永远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

参考书籍

林可胜民国医学第一人 何邦立主编

杨文达先生访问记录

周美玉先生访问记录

林可胜博士谈红十字总会 采访者张楚琨(1940.1.15于贵阳)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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