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冈孝二。

在进入今天正题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验吧。看看以下的状况，你被说中了几样呢？

1.“将军肚”早现；

2.脱发、斑秃、早秃；

3.频频去洗手间；

4.性能力下降；

5.记忆力减退；

6.心算能力越来越差；

7.做事经常后悔，易怒、烦躁、悲观，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8.集中精力的能力越来越差；

9.睡觉时间越来越短，醒来也难解乏；

10.经常头疼、耳鸣、目眩，检查也没有结果。

其实，这是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示的十大危险信号。如果你具有上述两项，为“黄灯”警告期，尚不必担心，但要改变生活习惯。具有上述三至五项者，为“红灯”预报期，说明已经具备过度疲劳的征兆。六项以上者，为两次“红灯”危险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开始干预。

不久前，日本岩波新书《过劳时代》中文版由新星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国内首部关于“过劳”的跨学科经典，书中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提出从根源上摆脱过劳的方法。然而讽刺的是，该书的作者、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被称为过劳死问题研究第一人的森冈孝二，在写完《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不到一个月后就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逝世，享年74岁。在离世之前，森冈孝二还在为解决过劳问题而演讲和写作。工作“过劳”的他常常半夜两三点还在电脑上写工作邮件。他曾说：“我年轻时就得了心脏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遗憾。”

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为《过劳时代》作了推荐序，他研究中国的过劳现象，也已超过十年。在他看来，中国一部分人的严重过劳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程度了。

瞧，对面也是一只加班狗

嘿，你是996？711？还是007？

当和小伙伴们相互见面对出这些暗号时，你可能产生一种悲喜交加的情绪。悲的是对自己的无限怜悯和同情。喜的是：瞧，对面也是一只加班狗。

同样的加班，却有着不同的工作制。

996，代表着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996一不小心还可能会升级到10106（早10点晚10点），还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会一周123456加班到凌晨……711，属于996的升级版，早11点到晚11点上班一周工作7天，周末也围着工作不停转。这个呢，我们的媒体行业、销售行业比较适用，因为媒体伙伴们要不断追热点、做计划、出内容，销售行业更像上了发条一样，思考怎样完成各种销售指标。

而007呢，堪称711的PLUS版，早12点到晚12点，一周7天随叫随到，当别人都休息时，他们还在工作，当别人都睡着了，他们还醒着。我有很多新媒体的朋友啊，很多是0点之前发推送，0点之后看阅读数和点赞数，而当热点出现时，假期、睡眠都是浮云。朋友圈里刚砣子就是一位新媒体行业视频技术007。

刚砣子可以优雅拒绝加班吗？几乎不可能啊！要买车啊，要还房贷啊，要给儿子挣奶粉钱啊！当任务集中来临时，即便每天凌晨4点下班，也只能死扛……

先看看一项调查结果。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

技术发明使我们迎来了“过劳时代”

1930年，凯恩斯曾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针对人类未来的闲暇时间发表过相当乐观的论调。他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然而，事实或许恰好相反。

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的新增词语中便有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如今，“过劳死”的日本色彩逐渐淡去，而成为了一个在全世界蔓延的普遍现象。每一年都会出现关于过劳自杀与过劳猝死的媒体报道，与此同时，过度劳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近七成的受访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通过数据与案例阐述了日本雇佣关系的变化：没有劳务期限的正规劳动者（正式员工）减少，有劳务期限的非正规劳动者增加。大部分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关系都很不稳定，而且工资明显偏低，工作（包括加班）时间远远长于正式员工，可谓是“廉价劳动力”的活标本。

技术发明的目的在于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但从有据可考的人类工作时间史来看，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我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越来越长了。不仅如此，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借由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无孔不入，还未体会到“休闲型社会”好处的我们已然迎来了“过劳时代”。

自发性过劳和自主性加班使我们“过劳”

加班天经地义，假日也要工作。当“过劳”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普遍现象，“过劳死”也不再是最初媒体报道中呈现的猎奇面目，这是否意味着，“过劳”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

从欧洲到美国，从日本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贫富差距、交通安全、性别歧视……过劳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过劳是我们的宿命吗？

森冈孝二在讨论“自发性过劳”时列举了一系列形容工作的词汇，比如“热心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名誉”以及“自豪”等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内心活动——充实感、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达成动机等——都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深层原因。无论是强制的奖惩体系与制度规定，还是软性的文化氛围与社会价值观念，都有可能成为“自主性加班”的推手。

《过劳时代》里提到，发达国家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基本已经停滞，并向着工作时长增加、劳动强度加大转换，过度劳动正在全世界蔓延。对于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过劳时代》就像一面镜子，提醒着我们发展道路上的问题。

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谈到：“中国过去一直关注怎样发展的问题，对过劳的关注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层面还几乎是空白。”根据现行劳动法，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视为工伤，而这一规定显然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需求。

杨河清坦言，北欧很早就在社会层面上分清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但中国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人力资源素质较低、人均资源不足等因素，只能通过更多的劳动来创造价值。

与网络通信技术缠绕的“过劳”已成广泛的社会现实

如今，电脑、手机和电子邮件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成为了通信的必需品。学生若没有电脑、手机和电子邮件，甚至会找不到工作。然而，虽然现在的学生从小便以玩游戏一般的心情来摆弄这些通信工具，对它们十分熟悉，但是，一旦参加工作，它们带来的却未必都是方便。

如果说，996、007之类的加班工作，都毕竟还有一个时限的话，那么，有一种东西，把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让你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信息通信新技术给工作方式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办公室和住家都能使用且能联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邮件、手机等通信工具创造了“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商业工作制。如果没有这些通信工具，员工是无法满足公司要求的。

1994年11月，距今二十多年前，《日经电脑》上一篇题为《无论在家还是在外，被信息网覆盖的美国人都像工蜂一般忙碌》的文章介绍了美国《信息周刊》杂志上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称，有90%使用便携式信息终端的人表示“工作事件增加了”；66%的人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84%的人说“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也在工作”。该报告指出：“很多人因为传呼机、手机和调制解调器的存在而被工作拴住，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此外，这份报告中还包含了“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具令人大失所望”“再也不能按时下班”“浪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的小标题。

与网络通信技术紧密缠绕的过劳现象已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但在中国，仍没有针对“过劳”的明确定义和“过劳死”的医学与法律衡量标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指出，与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过劳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通勤时间是否算作劳动时间？过劳死有多种形式，比如过劳猝死与过劳自杀，但怎么判定“过劳”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呢？在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缺位的情况下，对中国过劳现象的全面描画与相关立法都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婚姻与家庭让女性过劳程度更高

一个人如果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是不可能拥有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当今，很多男性之所以能够超长时间地工作,是因为他们将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家务事全部推给了女性。然而,近年来很多女性结婚后仍会继续工作,或者做全职,或者做兼职,这样一来,将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相加,女性的过劳程度比男性还要高。

工作时间过长,夫妻没有独处的时间,也没有育儿的时间。长此以往,夫妻之间会产生分歧与不和,最后甚至会离婚。在这种女性被迫负担全部家务及育儿责任的环境里,男性的长时间劳动会迫使女性要么选择不结婚,要么选择不要孩子。如果女性采取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这种倾向就会更加明显。森冈孝二认为“今天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恐怕与上述情况不无关系。而在中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给职业女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012年，中国建立了适度劳动研究会，一批学者正为解决中国的过劳问题而努力。研究表明，一旦劳动时间突破了某个临界值，边际效应开始下降，过度的加班实际上是企业将成本转嫁到了社会，从总体来看，其实是创造了负价值。“有意识地改变现状很难，中国过劳问题的解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成熟，而逐步改善。这一过程是主流文化意识的改变、法律的完善、媒体的引导、学者的研究等各方面综合推进的结果。”杨河清表示，“我们期望以十年为目标，推动中国的相关立法工作。”（撰文/储文静）

责编：姚茜琼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