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雪珊

1939年初冬的邵阳，寒气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但曾家院子的灯火，却常常彻夜通明。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长沙迁至邵阳后，这座位于邵阳东门外回栏街两路口的院落，一度成为湖南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公开身份，与通讯处上校主任王凌波、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一起，在这里领导着湖南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前线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发动群众募捐，将衣服、钱物、药品、医疗器械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前方将士。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中共湖南省委以曾家院子为阵地，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骨干、开辟湘西南抗日根据地，为湖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徐特立：讲台上的号角与募捐箱前的背影

1939年1月8日，火神庙坪的“反汪锄奸”集会，将这个冬天的抗日浪潮推向了沸点。那一天，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十四个群众团体，在邵阳回栏街火神庙坪举行集会。

寒风凛冽，广场上却挤满了人——工人、学生、店员、家庭主妇，他们裹着单薄的衣衫，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雾。徐特立不顾生命安危站上讲台，那年他已经六十二岁，须发花白，声音却依旧洪亮。他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训，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批驳“亡国论”的悲观和“速胜论”的轻敌。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台下每个人的心坎上——有人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有人紧握拳头，有人高声叫好。

台下的流动募捐处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投进铜板，有人捐出棉衣，许多妇女当场摘下金戒指、金耳环投入募捐箱。每一枚铜板背后，都有一双不再犹豫的眼睛。每一声叮当之音，都凝聚着一颗颗跳动的心；数百名青年当场报名参军，挤在登记台前争先恐后写下自己的名字。一位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轻声说：“去吧，打赢了仗再回来。”

“一枚铜板救国”的募捐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推向高潮。但募捐只是开始，如何将这些用一枚枚铜板、一件件棉衣汇聚起来的民心安全送达前线，才是更为艰险的考验。

严怪愚：率先撕破汉奸面具的“新闻勇士”

在这场集会之外，另一条战线的战斗同样惊心动魄。

严怪愚，本名严正，邵阳东乡人，因文风犀利、性格刚正耿直，被称为“新闻勇士”，是与范长江齐名的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1938年末，汪精卫逃往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叛国。重庆各报慑于当局淫威，无一敢将消息见诸报端。

一天深夜，范长江冒着生命危险将机密材料送到正在重庆抗日前线采访的严怪愚手中：“你主办的《力报》远在邵阳，天高皇帝远，能不能冒险抢先发布？”严怪愚接过材料，愤慨不已：“汪精卫一贯欺世盗名，必须赶紧揭露他卖国求荣的真面目！”他连夜赶写报道，用电报发回邵阳。

1939年4月7日，《力报》头版刊出《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成为全国首家揭露汪精卫叛国的报纸。消息一出全国震动，各地报纸纷纷转载，群情激愤，一致声讨卖国贼。蒋介石当局极为恼怒，严怪愚因此遭特务跟踪袭击——有一次子弹擦过他的头皮，将礼帽击穿一个洞。事后他回忆：“要是子弹再往下面打一点点，我这条命就报销了！”但严怪愚毫不畏惧，照常办报、照常写稿。后来汪精卫叛国行径彻底败露，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事，再也不敢遮掩。

严怪愚用一支笔书写了一段铁血传奇。这位从邵阳走出的“新闻勇士”，从此与中国新闻史上的这一光辉篇章紧紧连在一起。

王凌波：曾家院子的“管家”与秘密通道的守护人

在严怪愚用笔揭露黑暗的同时，王凌波则在曾家院子里编织着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王凌波是通讯处的上校主任，比徐特立小五岁，同为湖南人，两人从长沙辗转到邵阳，始终并肩作战。如果说徐特立是站在讲台前的号角，王凌波就是坐镇守护曾家院子的“管家”——他负责通讯处的日常运转、内部联络、物资接收与转运安排。王凌波是一位历经磨难的革命者，曾三次被捕入狱，每一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从未出卖过组织，是一位坚强无畏的革命者。

那些日日夜夜里，邵阳城内的妇女们挤在昏暗的油灯下连夜赶制棉衣，针线在粗布间穿梭，冻疮裂开了口子，用布条缠一缠又继续缝下去。两千件棉衣，每一件的针脚里都藏着体温。中学教室里，学生们将买课本的零用钱一枚枚掏出，投入募捐箱时发出清脆的轻响——一个铜板的分量很轻，但千百个铜板摞在一起，便是压不垮的民族脊梁。

这些棉衣和铜板的背后，是一条由王凌波、任作民组织和守护的秘密通道。从邵阳出发，通过协调沿途的地下联络站、安排转运人手、确保每一批物资安全交接，这些紧缺物资越过崇山峻岭、穿过一道道封锁线，最终抵达前线将士的手中。沿途随时可能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盘查、截留甚至破坏，但正是在王凌波的统筹调度下，这条通道始终保持畅通。他是这座院子的“管家”，也是这条生命线上从未间断的守护人。

高文华：曾家院子里的省委书记

在那些被棉衣和铜板填满的日日夜夜里，曾家院子的楼上，还住着一位沉默而坚定的领导人。

高文华，湖南益阳人，1904年生。1937年12月，受中共中央派遣从延安来到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38年7月，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他继续担任书记。同年9月，他与徐特立一同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1月“文夕大火”后，省委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同迁至邵阳，高文华与徐特立、王凌波等人共同主持通讯处工作。这位年轻的省委书记，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1939年2月，曾家院子二楼的那间会议室里，一场决定湖南抗战走向的会议正在秘密召开。全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三十余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赶来，挤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博古在会上宣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高文华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围绕“武汉失守了，我们怎么办”展开了激烈讨论。窗外是寒风呼啸的冬天，窗内是一张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经选举，高文华正式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这之后，省委在通讯处楼上连续举办了三期党员骨干培训班。每期学员十余人，从邵阳、湘乡、衡阳、溆浦、宁乡、益阳、岳阳等地抽调而来。徐特立、王凌波、任作民等人轮流授课，而高文华则负责统筹全局。学员们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联系、不准互相打听姓名——他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却在这座院子的二楼，汲取着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同年4月，省委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研究紧急战争动员、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重大议题。高文华带领省委一班人，在通讯处的掩护下，将党的声音传遍三湘四水。到1939年底，全省约五十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同年10月，通讯处被迫迁往衡阳。高文华也随省委几经辗转，继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全省抗日救亡运动。

一枚铜板的重量，一座院子的脉搏

从1938年11月迁至邵阳，到1939年10月被迫撤离，这座曾家院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收并转运了印尼华侨捐献的虎标万金油、东南亚华侨捐赠的军用救护车，以及各界人士捐献的药品、医疗器械、饼干、罐头和衣物。部队收到物资后曾在《新华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那短短几行字，是对这座院子最好的告慰。据统计，1939年仅邵阳一地，各界群众就为抗战募捐银元两千多元，棉衣两千多件，接收转运物资五万余件，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今天，这座院子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陆续被授予十余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湖南省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省级党史教育基地……年均接待观众超十二万人次。走进曾家院子，正门墙壁上镌刻着高文华亲笔题写的一行遒劲大字：“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会议会址”。

青砖黛瓦依旧，墙绘定格着“反汪锄奸”的集会场景。棉衣已化作泥土，铜板也无从追寻，铅字早已泛黄——但“一枚铜板救国”的故事依然在代代讲述：一个老人如何用讲演唤醒一座城，一支笔如何率先撕破汉奸的面具，一个“管家”如何用责任守护一条生命通道，一个年轻的省委书记如何在白色恐怖的缝隙里，撑起了湖南抗战的整片天空。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诗刊》《儿童文学》等报刊、网站发表诗文6800多篇（首），出版诗文选集《热土新歌》《时光旋律》《馨香朵朵》三部，现任职于邵阳市双清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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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