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元

陈佑臻先生的剧作合集《濯缨春潮》新近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共收入电影剧本6部，广播剧本3部，舞台剧本4部，是这位辛勤耕耘的剧作家艺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小结。捧读之下，感觉佑臻先生的剧本创作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情怀，允称其最突出的特色。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作为最主流的文艺创作方法，要在关注社会、人生、人性，坚持“为人生而艺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真实的细节，直面现实，提出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现实主义精神则更为宽泛，是从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关怀现实”的创作动机、创作导向、思想情感等。一些并非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也完全可能内涵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徐悲鸿画《愚公移山》，取材历史和神话，人物形象描绘也并非现实主义方法的，但作品磅礴着血性和气概，在举国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起到了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齐白石的花鸟画多取材于对童年、家乡、南方风物的记忆，他获得国际和平奖的感言很能体现画家的现实关怀：“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半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甚至在当下的一些穿越、玄幻类作品中也有流露现实主义精神的。

《濯缨春潮》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

一是敏锐发现和选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痛点作为创作题材。自古以来我国文艺就有着“文章为时”“歌诗为事”的优良传统，佑臻先生自觉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坚持以人民之心为心，在作品中“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如院线电影《硬核老爸》聚焦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难问题，《踢出个未来》关注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个社会共识；广播剧《妈妈，我来抱你！》表现残疾母亲的伟大和母子情深，《铜官谣》对准非遗传承、“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沙文旅发展，《美好时代》抒写乡村振兴乐章等等，莫不如此。佑臻先生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能做到一抓一个准，扣住时代节点，搔到观众痒处。这固然与其新闻工作者的本职不可分（新闻工作者关注新近发生的事实），更与其具有关心民瘼的赤子情怀初心密不可分（才能披沙拣金找准民生痛点），从而绘出一幅幅鲜活的时代镜像。

二是客观描绘现实，揭示和提出问题。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本质的特征，而客观性正是《濯缨春潮》中大部分作品遵循的重要原则。《硬核老爸》中，温水柱是失独老人，罗庚女儿远在异国他乡，石大龙昏迷14年，醒来后老伴已经去世，自己与社会脱节，儿女们的生活也是各有各的难处。几个老人的困境正是当下养老难现实痛点的具象化，无论是居家养老、养老院养老还是自助养老，都有不足和难处。同样，作为子女，石桂美开物流货车送货，经常忙得吃饭睡觉都顾不上；石奎要打理超市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还不好，而且由于自小生活在父亲的指责批评中而生性自卑……现实中人们都有不如意，哪怕在最好的时代、最幸福的国度，生活也仍然艰辛，也总有理不清的乱麻。这就是真实的现实。情景短剧《铁哥相亲记》呈现了一个非常小众职业的生存境况，动检员（动物检验检疫人员）铁哥憨厚老实，经常加班，因为坚持原则而不被人们理解，甚至要挨打受伤，婚姻问题更难以解决。诸如此类，书中其他作品也都描绘了诸多现实困难、问题、矛盾，但正是这些困难、问题、矛盾的存在逼着人们去解决，就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文艺作品中就形成了戏剧冲突。文艺作品就是要通过高度集中的方式引起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现实问题的关注。有的创作者刻意回避现实矛盾，笔下总是一派莺歌燕舞、鸟语花香，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难怪人们将此类创作者谥为“歌德派”。陈佑臻不是“歌德派”，但也不是“缺德派”，他是“现实派”，以正视现实、忠于现实的态度来描绘现实，固能抓住问题、击中“七寸”，引发观众共鸣和思考。

三是不避“光明尾巴”。“卒章显志”本是中国文艺的传统，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常常有浪漫的“光明尾巴”，比如小说《药》的结尾，鲁迅先生就在夏瑜的坟前凭添了一朵小白花。所谓“光明尾巴”其实是一种理想精神的贯注，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在作品结尾处对现实进行合乎逻辑的“拔高”，或者说是作者按照生活和艺术逻辑提出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来。诚然，文艺作品不一定能开出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而且“引起疗救注意”本身也是一味药方，但如能提出合乎实际的解决问题思路，无疑也是对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硬核老爸》对各种养老方式并未贸然下结论，而是通过情节的展开，让观众比较各自优劣。影片结束在“乐龄家园”隆重开业的欢声笑语中，就是提出了作者所理想的养老模式。《妈妈，我来抱你！》结尾，志伟的女朋友听了志伟妈妈的故事，深受感动，主动接受身高仅0.88米的未来婆婆，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光明尾巴”。此外，《濯缨春潮》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通常所谓“大团圆”的结局，剧中矛盾圆满解决，人们皆大欢喜。这似乎陷入了传统才子佳人戏的结局套路，但那类才子佳人相恋最后得靠才子高中状元、皇上赐婚解决矛盾，显然是强加的“大团圆”。而当代中国的现实，则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从而为无数人间喜剧提供了可能，因而“大团圆”结局是有充分的现实逻辑的，并不一定要为了增强感染力而强加悲剧性结局。

有论者强调了《濯缨春潮》的教化功能，笔者并不反对，但觉还可略作说道。戏剧、影视、广播剧等大众艺术确实应该承载一定的教化功能，但教化应该建立在坚实的艺术品质基础上，应该使受众在欣赏美的基础上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教育，这才是艺术作品教化功能的健康发挥。我国传统文论强调的“载道”，随着今天传播手段的日益多元多样，文艺产品供给的日益丰富，大众欣赏口味的变迁提高，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文艺不再是单纯的教化载体，它本身的娱乐休闲功能不能忽视。《濯缨春潮》中的作品，确实大都具有深层的教化意义，但作者较好地处理了教化与艺术品质的关系，剧作大都可看、耐看，而意义涵于其中，润物无声，影响自更长久、深远。这也是这部剧作集成功的一方面因素。

当然，多样的形式探索、丰满的人物塑造、巧妙的情节设计和扎实的语言功底，这些也都是《濯缨春潮》的成功之处，但难以在小文中一一展开了。

如果要指出不足的话，我看主要是个别行业剧，因为创作目的的针对性、功利性，难免有主题先行或“戏不够笑来凑”之嫌。此外，个别“大团圆”结局来得太过轻松容易（如《踢出一个未来》石头五小队获全国赛冠军，虽源于真实故事，却与艺术逻辑多少有悖），难免有刻意拔高之嫌。

佑臻先生主业是新闻工作，同时兼任长沙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濯缨春潮》证明，他不是“被新闻耽误了的剧作家”，也不是“被剧本创作耽误了的新闻工作者”。相反，他恰是新闻工作和剧本创作相互成就的一个好案例，新闻工作练就了他的眼力和担当，剧本创作提升了他的笔力和情怀、境界。我相信，他会在这种相互成就中取得更好的实绩。

（作者系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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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