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永州是一本书、耐读。”

永州古名零陵，雅称潇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市现有34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永州的自然美景与厚重人文交相辉映。道县福岩洞遗址发掘出距今8~12万年的47枚智人牙齿；零陵区黄田铺发现距今2万年左右的古人类活动遗迹——石棚，道县玉蟾岩发掘出距今1.2万~1.4万年的古栽培稻碳化谷粒和陶器碎片，被誉为“天下稻源”。

《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中华人文始祖舜帝葬于永州九嶷山。历代文化名人慕名“打卡”永州，留下浯溪碑林等摩崖石刻。永州孕育了舜文化、柳文化、瑶文化、理学文化、女书文化等，历经岁月积淀、发展，日久弥新。

在永州，还有哪些未解之谜，文化故事？让我们走进新湖南永州频道《永州史话》栏目（投稿邮箱：158878309@qq.com） ，开启探讨之旅。

编者

2026年1月

■陈仲庚

摘要：“三湘”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大致是因为这一时期正是湖南行政区域——湘州建制的稳定时期，自南朝宋初开始，以“三湘”一词代称湘州亦即后来的湖南，且在整个南朝时期已开始流行。自隋唐开始，便有人对“三湘”的指目进行解释，一直延续到当代，仍然是众说纷纭，歧义迭出。参照“三秦”“三晋”等词源，最可靠的解释应该是基于湖南境内曾被划分为三大行政区域，如楚国在湖南境域内设置了洞庭、黔中和苍梧三郡；西汉初年设立了长沙国、零陵郡、武陵郡，同样是三个行政区划。之所以划分为三大行政区域，又是因为湖南的地理环境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块：湘西的武陵山系、湘南的南岭山系、湘北的洞庭湖平原。这才是“三湘”称谓的根本缘由，其他的任何“指目”，都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

关键词：“三湘”词源；“三湘”指目；“三湘”区划。

湖南素有“三湘四水”之说，“四水”的指目很清楚，是指湘、资、沅、澧四条河流，且以最大的河流湘江为代表而简称湖南为“湘”；但“三湘”的说法就复杂得多，不仅指目纷繁，而且颇多歧义。

一、“三湘”一词的最早来源

有人认为“三湘”一词最早见于唐宋之问的《晚泊湘江》：“五岭凄惶客，三湘憔悴颜。”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湘”一词就已经大量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中了。

一是著名诗人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并序》。“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陶渊明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时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人即今江西省九江市人。生于大约东晋兴宁三年（365年），逝世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据有关专家推定，该诗作于陶渊明逝世前一、二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或元嘉三年（426年）。这一时期正是湖南行政区域——湘州建制的稳定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该诗创作年份要早于此，应该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亦即陶渊明任江州祭酒之时。但不管是哪一年，陶渊明都可算是最早提到“三湘”一词的人。

二是颜延之的《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颜延之的祖父颜约曾任零陵太守，父亲颜星曾任护军司马。颜延之比陶渊明小19岁，二人是忘年之交。永初三年（422年），在宋武帝刘裕死后的扶子即位问题上，颜延之被定为“构扇异同，义毁执政”之罪，景平二年（424年）被贬放湘州始安郡（今桂林市），在始安期间，京城政局发生巨变，于元嘉三年（426年）召回京，归途经湘州与刺史张劭同游岳阳楼的前身巴陵城楼，作有该诗，时间上则与陶渊明的“三湘诗”同年或迟一年。

三是著名史学家沈约的史书《宋书·孝武帝纪》。其中记有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诏曰：……方巡三湘而奠衡岳，次九河而检云岱。……” 沈约先后在宋、齐、梁三朝为官。从二十几岁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写成一部《晋史》，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宋书》纪、传七十卷是在南齐永明六年（488年）二月撰成的，即公元488年的《宋书》记载了公元463年孝武帝诏曰“三湘”，说明当时的“三湘”一词，不仅出现在文人的诗中，而且出现在朝廷的官方文书中。

四是《梁书·侯景传》所记。“天监十年（511年），沙门释宝志曰：‘掘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患在汝阴死三湘，横尸一旦无人藏’”（见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另外，在《南史·侯景传》中也有同样记载。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讫于三湘”，另言《梁书·侯景传》为“起自汝际，讫于三湘”。这些史书中所记之事，是指公元511年，有僧人预测侯景将叛乱于豫州汝阴郡，灭亡于湘州三湘。侯景果于公元548年在汝阴举兵反叛，551年自封为帝，552年在湘州巴陵的洞庭湖“三湘浦”被杀身亡。编纂《梁书》的姚思廉和编纂《南史》的李廷寿，均认定梁天监时期已有“三湘”一词。

五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零陵先贤传》所记。成书于宋元嘉六年（429年）的《三国志》有刘巴传，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引有《零陵先贤传》，即《零陵先贤传》当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零陵先贤传》记载蜀国尚书令零陵人刘巴“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卷六十九中引《零陵先贤传》有这一记载。刘巴出生于零陵郡，因而属“三湘头”，死于岳阳巴陵洞庭湖边，故而属“三湘尾”。这里所说的“三湘”，应该是指整个湘江流域。

从以上的例子可见，“三湘”一词代称湘州亦即后来的湖南，应该始于南朝宋初，且在整个南朝时期已开始流行。后来，唐代李白的《悲清秋赋》中有“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兮之潺浮”；刘禹锡的《含晖洞述》中有“若江华者，九疑、三湘之佳丽也”；唐朝文人蒋防的《湘妃泣竹赋》中有“对三湘之遥兮积水无际，望九疑之作兮愁云不开”，等等。说明到隋唐时期“三湘”一词更是广为流传。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三湘”一词最早来源于“沅湘”。

沅江流经湘西地区，在常德德山注入洞庭湖；湘江流经永州、衡阳、湘潭、长沙，在湘阴注入洞庭。两江一东一西，可以代表整个湖南，故而“沅湘”也可以代表“三湘”。如果此说成立，“三湘”一词的最早来源，则可提前到战国时代。屈原的《离骚》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他在投江前所作的《怀沙》中说：“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当然，屈原在诗中虽然使用了“沅湘”一词，但还不是指代湖南这一区域，而是实指两条江水。《怀沙》中的“浩浩沅湘”，则还包含忧怨之深、忧怨无限的意思。因此，唐代戴叔伦的《过三闾庙》就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但不管屈原的原意是否是指代湖南，后人也可以用它来指代湖南，说“沅湘”是“三湘”的最早词源，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二、“三湘”指目的不同说法

那么，“三湘”所指的具体细目是什么？这在中国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现在仍有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一是以漓湘、潇湘、蒸湘为三湘。1979年版《辞海》云：“三湘：一说湘水发源与漓水分流后称漓湘，中流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后称蒸湘，总名三湘。”《辞海》没有注明据何所说，比《辞海》后出版（1988年版）的《辞源》在“三湘”一辞中未录该说。清代湖南文史学者孙良贵、陈运溶均否定漓水为三湘之一，理由是漓水不入湘水注洞庭，而是南流岭南注南海。秦始皇修灵渠连通湘漓二水运输，但一直没有发挥其运输功能，中原与岭南粤地的交通一直是通过五岭峤道，修建灵渠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二水相会，只是将原注湘水的一部分水引入漓水（所谓“三分入漓，七分入湘”）。通过灵渠人工引入漓水的这一部分水流，从此不再是湘水源头，也就是说已不属于湘水。因此，漓湘与潇湘之潇水入湘、蒸湘之蒸水入湘皆不相类，所以漓湘、潇湘、蒸湘不能并为“三湘”。

二是以潇湘、蒸湘、沅湘为三湘。清光绪《湖南通志》引清乾隆《岳州府志》：“以湘水合潇水亦曰潇湘，合烝水亦曰烝湘，合沅水亦曰沅湘，故曰三湘也。”清代学者王文清的《湘水记》：“潇湘、蒸湘、沅湘，三水皆纬流，而经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阳朔，至永州，潇水入焉，曰潇湘；至衡州，蒸水来会，曰蒸湘；卒与沅水合于沅江，曰沅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卷十三·地理十三·山川篇有一段文字说：“湘，犹相也，言有所合。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阳与烝水合，曰烝湘；至沅江与沅水合，曰沅湘。会众流以达洞庭。”文中没有点明“三湘”，也不知是不是表达“三湘”指目。清湖南文史学者陈运溶即采此三湘之说。1931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采此说：“湘水与沅水合流曰沅湘，并潇湘、蒸湘曰三湘”。清孙良贵《考定三湘说》云：“《舆地志》（当为乾隆《湖南通志》之《舆地志》）以潇、蒸、沅会湘为三湘，是又并湘而四……而楚南之无非三湘也。”孙良贵显然对潇湘、蒸湘、沅湘为“三湘”之说持否定态度，而认为“楚南”皆为“三湘”，亦即“三湘”不能拘泥于湘水流域。

三是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清陶澍《资江耆旧集序》云：“湘，出广西之全州北，至永州城外而潇水自西北来入之，谓之潇湘，此旧说也；至长沙过湘浦而资水东流入之，谓之资湘也，地名湘阴一名临资口，古黄陵庙也；又北入湖，与沅水合于湖中，谓之沅湘，此则《水经》之原文也。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当为不易之论。”晋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并序》诗“遥遥三湘，滔滔九江”，陶澍集注：“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及至洞庭陵子口会资江谓之资湘；又北与沅水会于湖中，谓之沅湘。”陶澍是资水流域安化县人，累官至两江总督。“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虽是陶澍推定的，但比陶澍稍早的孙良贵（乾隆四年进士）《考定三湘说》也有相似观点：“愚意以资、沅二水源流皆二千里外，与湘相埒并湘为三湘”（见《湖南通志》卷末十七·辨误所引）。陶澍作为资水流域安化县人，改“蒸湘”为“资湘”也是一种对家乡的钟爱。稍后的魏源（邵阳隆回人），其《三湘棹歌》诗序云：“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故有‘三湘’之名。洞庭即湘水之尾，故君山曰湘山也。资湘亦名潇湘，今资江发源武冈上游之夫夷水，土人尚曰潇溪，其地曰萧地。见《宝庆府志》。《水经注》不言潇水，而柳宗元别指永州一水为潇，遂以蒸湘为潇湘，而三湘仅存其二矣。予生长三湘，溯洄云水，爰为棹歌三章，以正其失，且寄湖山乡国之思。”魏源把潇湘当蒸湘是一误，又用蒸水代湘水而言楚水入洞庭者为蒸、资、沅三水这又是一误，自古以来的湘资沅澧就变成了蒸资沅澧。在这一误再误的背后，也是魏源“寄湖山乡国之思”亦即对家乡的偏爱所致。

四是以长江、湘江、沅江三条水流为三湘。宋王应麟《小学绀珠》云：“三湘，谓江、湘、沅三江也。”在这里，王应麟的“三湘”之说实际上变成了“三江”之说，显然“答非所问”。在产生“三湘”一词的南朝，三江中的长江、沅江均不在湘州境内，怎么可能用境外的长江、沅江来代称湘州呢？《水经注·湘水》：“凡此四水（按：此前所说的湘、资、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既然五渚包括了长江、湘江、沅江，那么又将长江、湘江、沅江作为“三湘”的指目而与“五渚”并列，这显然是重复多余。

五是以洞庭湖三水交汇处的地名为三湘。《元和郡县图志》“巴陵县”条目：“侯景浦，在县东北十二里，本名三湘浦，景既克建业，自统兵西趋荆峡，先遣其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湘东王绎令王僧辨拒之，景军大败，烧营退走。……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隋书·五行志》：“巴陵南有地名三湘。”明弘治《岳州府志·巴陵县》：“三湘浦在县境内。”以上志书均以“三江口”为“三湘”地名，因为南朝梁时的侯景死于此地，“三湘浦”遂更名为“侯景浦”。这个地名“三湘”或“三湘浦”又正好在三江口，后来便有人以“三江”名“三湘”。

六是以湘东、湘西、湘南为三湘。该说又有两种说法，一是1979年版《辞海》：“三湘：近代一般用作湘东、湘西、湘南三地区的总称，泛指湖南全省。”二是李行之1984年发文提出湘南、湘西、湘东为“三湘指目”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然指目都是湘东、湘西、湘南，但所指代的范围却不一样，《辞海》是泛指“三地区”，李行之则具体追溯了湘南、湘西、湘东三县的建制史，以此三县作为“三湘”的指目。但在1988年版的《辞源》中，经湖南学者审定的“三湘”一词，既未采用李行之的说法，1979年版《辞海》中关于“三湘”“用作湘东、湘西、湘南三地区的总称，泛指湖南全省”的说法也被删去，从而否定了湘南、湘西、湘东为“三湘”之说。

七是以湘乡、湘潭、湘阴三县为三湘。清人陶澍《资江耆旧集序》云：“三湘之称，俗以湘乡、湘潭、湘阴当之。此皆后世县名，征之不古。朱子以潇湘、蒸湘、沅湘易之。”陶澍认为，湘乡、湘潭、湘阴三县为“三湘”之说虽然由来已久，但县名还是迟于“三湘”之名。所谓“后世县名，征之不古”，当然指的是湘潭、湘阴县名不古。朱熹对此提出怀疑而改三湘指目为潇湘、蒸湘、沅湘。1979年版《辞海》：“三湘：一说湘乡为下湘、湘潭为中湘、湘阴为上湘，合称三湘。”1999年版《辞海》对“三湘”的解释：湘乡为下游、湘潭为中游、湘阴为上游。两个版本的《辞海》对湘阴为“上湘”，亦即湘阴为上游的解释明显错误。1988年《辞源》：“三湘：湖南的湘潭、湘乡、湘阴（或湘源）合称三湘。参阅《太平寰宇记》一一四（按：实为一一六）·道州。”《辞源》出版在《辞海》之后，《辞源》认为《辞海》该条释义可能有误而在湘阴后加上了“或湘源”三字。清孙良贵《考定三湘说》：“考《寰宇记》以湘潭、湘阴、湘乡为三湘，而区以上中下之目，狭而陋矣。”可见,宋代初本《太平寰宇记》当有以三县为三湘且区分为上湘、中湘、下湘的说法，只是再版后的《太平寰宇记》，对这一条目有所改动，才出现了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形。

八是以湘源、湘潭、湘乡为三湘。《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六·全州：“全州，本汉洮阳县地，在湘江之西岸。晋中天福四年（939年）于永州清湘县置全州，乃割清湘、灌阳二县以属焉。”“清湘县：本汉洮阳县，以洮山为名，属零陵郡。晋武帝太康末（289年）立湘源县，以湘水源为名。隋平陈废零陵郡地（即小零陵县地）入湘源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再置永州，湘源为属邑，后唐时节度使马殷（901年）改为清湘县。（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割入全州。三湘：湘源、湘潭、湘乡是谓三湘。湘山在湘源县西四十六里”。《舆地纪胜》引《方舆记》：“湘源、湘潭、湘乡是谓三湘”。五代置全州前，全州地域一直属零陵郡或永州府，直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州改隶广西桂林府，今地属桂林市。《水经注》言“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即此地。湘源县，唐以前属零陵郡，地处湘水上游的湘水之源，也即上湘。从公元289年建湘源县，到公元939年更名为清湘县，湘源县名存在时间长达651年。尤为重要的是，湘源县名早于“三湘”之名，以湘源为“上湘”、湘潭为“中湘”、湘乡为“下湘”，对湘江流域的覆盖倒是最为完整的。

三、作为行政区划的“三湘”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三湘”是因为湖南境内曾被划分为三大行政区域。秦灭楚之前，楚国在湖南境域内设置了三郡：洞庭郡、黔中郡和苍梧郡；秦灭楚之后，将洞庭郡和苍梧郡合而为一，成为长沙郡，合楚之黔中郡和巫郡为秦之黔中郡；西汉灭秦之后，又在湖南境域设置长沙国、零陵郡、武陵郡，同样是三个行政区划。有人认为，这就是“三湘”的最早渊源。

笔者认为，以行政区划来确定“三湘”的指目应该是最靠谱的。这可以“三秦”“三晋”的由来作参照。陕西之所以称之为“三秦”，是因为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之后，将秦朝的三位降将分封为三王：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此“三王”所封之地均在陕西境域，这就是“三秦”的由来。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后，同样设置了三个郡：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从而更进一步强化了“三秦”的说法，使得“三秦”的称谓流传至今。“三晋”则是因韩、赵、魏“三家分晋”所致，这同样是将晋国分成了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划，而且主要是在山西境域，所以称山西为“三晋”。湖南之所以称“三湘”，其原因也应该与“三秦”“三晋”相类似；而且，湖南的地理环境，的确也适宜于划分为三大区块：湘西的武陵山系、湘南的南岭山系、湘北的洞庭湖平原。楚之三郡和汉之三郡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地理环境来划分的。民国时期，开始是将湖南划分为“四道”：民国三年(1914年)，将湖南分为湘江道(驻长沙县)、衡阳道(驻衡阳县)、武陵道(驻常德县)、辰沅道(驻凤凰县)，并任命胡瑞林为湘江道尹、俞寿璋为衡阳道尹、余楶为武陵道尹、黄本璞为辰沅道尹。但仅仅是两年之后(1916年)，便裁撤了武陵道，将常德、岳阳、平江、临湘、华容、汉寿、沅江、澧县、安乡、临澧、南县11县划归湘江道，桃源、石门、慈利、大庸4县划归辰沅道。湖南由“四道”裁撤为“三道”，显然还是与地理环境相关。因此，三大区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三大行政区域的划分，这才是“三湘”称谓的根本缘由，其他的任何“指目”，都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

陈仲庚

195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教授。

1984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被评为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并荣立二等功。2002年被评为教授，2011年晋升为三级教授、“教学名师”。1998年担任零陵师专中文系主任；2003年担任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处长；2007年担任湖南科技学院副院级督导员、工会主席。2008年被聘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2015年选举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学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

陈仲庚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三个方向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一是文艺学研究，引进了文艺编辑理论，肯定了编辑的创造性价值，弥补了文学理论中有作家创作论和读者接受论而无中介环节的编辑论的缺憾；二是对寻根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厘清了寻根文学的几位代表作家其寻根意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三是对舜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类文化之根和中国文化之根的意义上阐释了舜文化的特有地位。其研究成果主要有：主持省部级课题10余项，其中省社科基金课题“舜德文化传统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的结项成果被评为“优秀”，省教育规划课题“师范院校中文系学生审美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获“湖南省‘九五’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独立出版学术专著7部，与人合作出版著作10余部；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武汉大学学报》《江汉论坛》《求索》等刊物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其中CSSCI索引源刊或扩展版论文30多篇，论文《唯恐其争——阿Q形象再认识》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收入《湖南新时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荟萃》一书，并获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颁发的“优秀论文奖”。

陈仲庚教授作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在舜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成果得到了省内外乃至海内外同仁的普遍认可，其专著《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等，被学者认为是“富有启示性”的书；作为第一主编所推出的《舜文化研究文丛》一套10部专著，可以代表国内舜文化研究的实力和水平；其牵头辑录整理的大型文献汇编《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收录1912-2011近百年的研究成果，更是“舜文化研究的权威性资料”。

作者：陈仲庚

责编：刘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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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