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鹤群 帅常恺

这篇文章写得艰难，写到第四个问题时，竟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最初的构思把我关进了一个死死的笼子里。后来我才明白，若不把株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浩荡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漩涡、一朵倔强的浪花来打量，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清、写不透它的；若不把此文写成真话，而一味遮遮掩掩，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痛快的。“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争论的结果，就按我们习惯并喜欢的“议论性散文”的路子来走，来一次老子、屈子、庄子、孟子行走式的文化叩访，把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心中埋藏着的“世问”、“人问”、“天问”，拂去些许尘埃，试着作一自我解答，能否解开这个结，期待有识之士会心续貂。

株洲，你怎么了？

翻开株洲的履历，最触目的，是“厚重”二字。

株洲古称建宁。炎帝在此长眠，将华夏农耕文明的第一粒种子埋进土壤。尧帝的传说在攸县的山岭间游走，茶陵的李东阳以“茶陵诗派”震动了明代文坛的殿宇。渌江书院里，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的足迹层层叠印——那是理学与心学的交锋处，是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精神的发芽地。凿石浦畔，杜甫系舟，米芾寻踪，朱张分袂，千年诗痕至今还在江面泛着粼粼的光。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由镇改市的株洲忽然挺起了工业的脊梁。“一五”“二五”期间，它跻身国家重点建设的八大工业城市之列，成为南方铁路枢纽、重工业重镇。汽笛与钢花交织成一首铿锵的交响，那是它的黄金时代，一个工业文明的图腾在湘东大地昂然矗立。

可当历史的列车驶入二十一世纪，当中国奋力跃向数字与信息的浪潮，株洲的脚步却渐渐慢了。曾经轰鸣的厂房安静了，骄傲的厂牌蒙尘了，经济位次悄然滑落。地理未变，山河依旧，那么变的只能是——人。或者说，是人的文化。

想起一桩旧闻：1958年，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株洲朱亭镇本是热门之选，却因“几万人来了吃菜难”的顾虑，最终花落十堰。传说未必字字确凿，但它像一枚银针，精准刺中了某种文化心理的穴位：我们恐惧的，或许从来不只是“吃菜难”，而是“改变”本身。当时代的巨浪扑面而来，有人选择乘风破浪，有人却忙着加固堤防。

文化，何物？

关于文化的定义，学界众说纷纭。我却偏爱一种朴素的理解：文化，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而创造的一切。

它有三个层面：

精神之维：观念、知识、艺术、信仰——所有心灵的创造；

规范之网：伦理、制度、法律、习俗——所有行为的尺度；

物质之体：工具、建筑、器物——所有精神的载体。

三者如血脉相连。通常，一种渴望更好的观念萌发，催生新的规范，再借助物质得以实现。反观任何一件人造物，都浸透着特定的规范，其形态与功用，无不扎根于最初的精神诉求。因此，文化的核心，终究是精神。

一旦看清这一点，许多迷思便不攻自破：

以为文化只是琴棋书画、诗词茶道，却忘了法律制度、经济形态、战争方式乃至一垄稻田，皆是文化，且常是更根本的文化。

以为文化建设是悬挂标语、呼喊口号，却不愿为其设计路径、夯实土壤，任其如风中的粉尘，热闹一阵，飘散无痕。

以为文化建设是兴建仿古街、修复旧庙堂，却不知若与公民精神、制度创新、知识生长无涉，那些建筑终究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文化的迷失，往往始于对文化自身的误读。

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主脉、大脉、正脉——是深植于大地、奔涌向未来的那条洪流。碎脉、细脉、游脉并非毫无价值，它们可能是主脉的延展与微波，但今天中国文化真正的焦虑，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瞎捣鼓”——就像一个人，苦恼的不是饥饿，而是臃肿。何时我们能如全红婵、陈若琳，郑钦文等健儿般精悍、清晰、自信，何时我们才能真正与时代并肩。

株洲文化的三重困局

以此镜照株洲，便会看见几块暗礁，正深深潜藏于水流之下：

其一，文化的时差。

株洲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主要来自两个波段：

一是炎帝、尧帝、书院、诗派、耕读传统——那是农耕文明的回响，悠远而芬芳；

二是铁路、工厂、车间、工人社群——那是海洋工业文明的遗产，铿锵而有力。

可今天，我们已身处以信息技术、数字智能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这个时代渴求的不再只是耕作的经验与钢铁的意志，更是创新的冲动、容错的勇气、突破的基因。株洲的文化库存里，厚重有余，锐度不足；记忆丰盈，想象却有些拘谨。您握着的是一张旧船票，怎么能登上那艘快船？！

其二，文化的失焦。

株洲的文化地图，是散落的拼图：炎帝陵在炎陵，尧迹在攸县，诗派在茶陵，书院在醴陵，工业记忆在城区……每一片都熠熠生辉，却始终缺少一根红线，将它们串成一条完整的项链。我们熟知“醴陵釉下彩”“攸县香干”“茶陵犀牛”，可“株洲精神”究竟是什么？面目依然模糊。

这不仅是地理的分散，更是认同的游移。在酒桌上，人们常自称“某某厂人”“某某县人”，却少有人脱口而出、带着光地说：“我是株洲人。”一座城市若没有凝聚性的精神图腾，便难以在人心深处扎根。

其三，文化的凝滞。

文化如河，不流则腐。株洲曾借计划经济的东风扶摇直上，却也渐渐养成了稳健甚至保守的肌体。创新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与人才，更是制度的激励、宽容的土壤、敢于打破坛坛罐罐的胆魄。然而，求稳怕乱、等靠观望的文化心态，如一层透明的膜，虽不阻呼吸，却隔开了那股最鲜活的风。

二汽的旧事，或许正是这种心态的遥远隐喻——一种因太会算小账而丢了大局的文化惯性。它不会自动消散，只会在每个需要决断的时刻，悄然还魂。

向何处去？

写到此处，忽然感到，这不仅是株洲的命题。

它是中国无数老工业城市共同的背影，是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一个“夜夜心”。我们总深情回望炎帝的耒耜、书院的灯光、钢炉的火焰，可当转过身，面对一片由代码、算法与迭代速度构成的海洋新大陆时，那份来自历史的沉稳与自足，竟成了最甜蜜的负担。

株洲文化向何处去？

绝不是与历史诀别。炎帝的“厚生”精神，书院的求真传统，工业年代那股“万难不辞”的行动力——这些深植于土地的性格基因，若能经过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恰可成为新征程上最稳的压舱石。

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更新：从追求“稳定”转向拥抱“创造”，从习惯“跟随”转向敢于“引领”，从地理的“拼接”走向精神的“熔铸”。​ 让“株洲人”不再只是一个籍贯，而是一个带着共同的文化自信与未来想象的身份认同。

必须承认：株洲文化，染上了一点“迟暮”之症。但迟暮从来不是终曲。宋人郑思肖曾怆然写道：“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青丝难再，可一座城市的文化生命，若有勇气自我革新、断腕，敢于在阵痛中娩出新的观念、新的规范，便完全可能在新的春天里，重披青翠。

笔行至此，那个困住我的笼子，似乎松动了些许。一篇文章当然写不尽一座城市的全部，但我愿它如凿石浦上那声古老的船笛，能在江风中荡开一圈清醒的涟漪——

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不止是株洲之间，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头，那道从未停息的企盼：企盼这片我们所熟悉的土地，能出现我们不熟悉的文化景象。

丙午立夏后一日，帅常恺 莫鹤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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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