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宗玉

一

事情要详加推究，才有意思。我们的母亲河湘江，命名权竟然不在本土。它第一次现身史册，与炎舜的传说有关。在之后的漫长岁月，有关湘江的一切，都是北方人在书写。

直到魏晋，才有零星湘人，涉笔母亲河，比如晋代耒阳人罗含的《湘中记》。晚清湘军崛起，湖湘英才爆发，不仅主导了湖湘的话语权，也左右了中国近代史的方向与进程。湘江作为母亲河，这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母凭子贵，万众瞩目的地理“王冠”，终于戴在了它的头上，一时风光至极。

国人的普遍印象是，湘江几乎缺席了中华文明的前半程，后半程亦乏善可陈，直到近代，才爆发璀璨光芒。这种印象，外省人尚还模糊，中国河流众多，很多人根本从未关注过湘江。可湖湘人对母亲河的历史，自然一清二楚，由此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们很少怀疑，自己关于湘江的印象，或许并不是真相，而是由历史胜利者不断灌输给我们的。真实的湘江，则被雪藏了。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湘江呢？湘江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中，究竟贡献了多少文化养分？由湘江水滋养的子民，又为华夏民族的强盛，提供过多少文明积分？

近年来，总有刨根究底者，在时光的河床里不停打捞，重大考古发现一项接着一项，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考古不但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溯流推进“万年中国”的新境界，更让某些语焉不详、典出多重的远古文献豁然开朗，真相大白：上古，乃至远古，湘江流域便孕育了属于自己的璀璨文明。

将湘江的文明起源，归附在炎舜身上，对湖湘慕强者而言，这是湘江的幸运。朝廷也乐见其成，这既能强化湘蛮对华夏的归属感，也能巩固中央与边疆若即若离的关系。然而，这其实是对一条河流及其原生文明的否定。湘水倘若有灵，亦会深感憋屈。一条河的独特历史，难道不应该由它滋养的子民去开启吗？要不然，作为母亲河，它得有多失败？多无能？想想看，若是一个母亲，养了一堆熊娃，结果却要靠隔壁那个有才干的侄子去封“诰命”，能不尴尬吗？

如今，提及湘江的肇始，大多数人仍会想起炎舜。然而，一部分与时俱进的人，头脑中首先浮现的，肯定是福岩洞和玉蟾岩。这两处遗址，将潇湘人类的活动史，往前推进了十万年。

潇水河永州市道县部分河段

福岩洞位于潇水河畔的永州道县塘碑村。201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这里挖出了大量动物骸骨及古人类牙齿化石，震惊中外学界。

2015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权威文章，确认福岩洞挖出的47颗古人类牙齿，属于“现代智人”，其生有年代经测定，在8万~12万年前。这项定论石破天惊，它既让炎舜开启湘水文明之说成了谬论，同时对“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的现代主流观念，发起了严峻挑战。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约14万年前，现代智人从东非出发，遍及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并演化成三个现代人种：非洲尼格罗人、欧洲高加索人、亚洲蒙古利亚人。更早的人类，因环境恶劣，或弱肉强食，已在地球消失殆尽。华夏大地上曾被奉为“中华远祖”的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北京人等，也难觅仙踪，仅给史书留下“晚期智人”的称谓。东非现代智人一支往北，绕行喜马拉雅山，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北方；一支往南，经印度平原，绕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时间约在4万~6万年前。

福岩洞的牙齿，证明8万~12万年前的永州地区，已有现代智人的踪影。更重要的是，至今也没权威机构宣称，从这些牙齿中提取了人类起源于东非的关键性遗传证据，即所谓的“线粒体基因”。

考古本就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时光之锤，将真相一点点敲碎，考古学家从历史长河中把敲碎的真相打捞上来，生拼硬凑，霸蛮推演。原本就很冒险，屡屡打脸，也在所难免。

回头想想，如果人类起源于东非，那学界对欧亚人种相貌差异的解释，也未免太过随意。说什么东非人入欧，先是感染佝偻病，再被白化病一番折磨，搞得一身寡白。而要想通过海拔四千米的高加索进入欧洲，还必须进化出一个能快速升温加湿的挺拔鼻子，这样才能避免高山干冷空气对肺部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

然而东非人入欧，并不一定要死磕高加索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况高加索宽不过几百公里，没有足够的纵深，让现代智人进化鼻子。就好比说，翻越大雪山，红军的鼻子就进化了，这可能吗？再说了，这样一支被佝偻病、白化病连番蹂躏的羸弱队伍，凭什么能干翻其他路线的入欧者？

人文科学很难出现绝对真相或真理，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罢了。文字诞生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实属正常。然而，史前文明完全远离了现代政治与国际纠葛，那么对它的探索是不是应该秉持平和心态呢？还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何必急功近利，仅凭几处新发现，就急吼吼推出人类进化的新路线？福岩洞的发现，意味着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出现与发展，其复杂性远超既往认知。元谋人、蓝田人或许还能重新进入“中华老祖”的序列呢？

除了47颗人牙外，福岩洞出土的动物遗骸同样价值非凡。那些整理出来的动物名录实在令人惊叹：有大额牛、剑齿象、黑熊、熊猫、虎、豹、亚洲象、华南巨貘、南方猪、梅花鹿、香麝、犀牛等大型动物；有灵猫、青鼬、水獭、猕猴、黑叶猴、长臂猿等中型动物；有短尾鼩、长尾鼩，各种鼠类及各种蝙蝠等小型动物。

种类繁多的动物骸骨，真令人心旌摇荡，浮想联翩。十万年前潇水流域蓬勃的生态盛景，该是怎样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图景呢？臆想中，脑海里一时仿佛能勾勒出那种阳光普照、藤蔓葳蕤、万木葱茏、野兽横行的模样。

很难想象，古人既没火枪，又没弓箭，仅凭石头、木棒，需要设计多复杂的捕猎场所，才能将横冲直撞的猛兽扑杀？将高来高去的猿猴网罗？每一次狩猎，要如何在舍命搏杀与弃逃止损间及时权衡，才能既维系族群的基本生存，又能谋求微弱的发展？或许这一切，都没有首领的具体指导，仅仅凭族群间互相信任的生存本能？

现代农耕已逐渐实行机械化，传统农作技艺渐成“非遗”。若不记录在档，再过数十年，后人抓破脑袋也想不出，没有机械助力，我们的父老乡亲如何能完成那些繁重的农活？就像现代人想不明白，没有刀弓剑弩，古人要如何征服猛兽飞禽？常在林间奔袭，古人的体质或许强于今人，但力比武松的打虎者终究极少，猎杀凶兽，必须得依赖集体智慧。

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现了三大定律，诸葛亮承袭前人的知识，发明了木牛流马，两人智商高下难判。假如一出生两人就互相穿越，诸葛亮未必发现不了三大定律，而牛顿却未必能发明木牛流马。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困境，难度并无差别。同样的道理，十万年前一心为族人谋求生存的头领，智商也未必会逊于后世俊杰。

脑容量的扩充，如果不是物竞天择的代代积累，而是基因突变的结果，那么直立人、晚期智人与现代智人之间，或许真的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彼此不能融合进化，只有单向杀戮及完全代替。

科学证明，自现代智人出现后，脑容量变化甚微。我们与十万年前祖先的智力并无本质差别，差别主要在于知识的积累厚度。古人着眼捕猎，今人梦想飞天，这是因为两者所处社会的知识架构不同。若从一出生就互换时空，彼此或许都能胜任各自时代的要求。可若将一群现代科技人员，赤手空拳丢进十万年前的原始丛林，那他们一身水土不服的技能，则完全无助于生存，若无当地野人帮助，恐怕很难逃脱团灭的命运。网络穿越小说，还是太过乐观了。新技术诞生后，旧工具便永久地被废弃了，后人再难拾起。文明就如洪流，溃堤难返，一路向东。

福岩洞的骸骨群，正是远古智慧的无声证言，彰显了远古高超的猎杀技艺与生存策略，即便是今人，也无法轻易重现。不说捕猎，即便是耕种，让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毕业后的城市娃们，带着种子进入一处封闭山野，去自力更生，其也会陷于无计可施的生存绝境。

值得注意的是，除水獭外，福岩洞罕见水族残骸。可见水产丰美的潇河，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侧面说明了福岩洞人的惧水心理。柳宗元笔下的“参差披拂，蒙络摇翠”，用来形容远古的潇水河畔，似乎更为恰切。枝叶藤蔓遮蔽了大半个河面，未知的危险潜伏于幽暗的水下。下河捕鱼，风险远高于上山猎兽。那时落后的捕鱼技术，让临渊羡鱼的古人，根本不知道何为退而结网。

1986年，福岩洞西南六公里处，隔着洑水小河，玉蟾岩遗址重见天日。之后四十年考古，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及动物骸骨挖掘出来，跟随一起出土的，还有弥足珍贵的5颗炭化稻种。这个发现一下子将人类驯化水稻的历史，从以前的几千年大幅度提至1.2万~1.8万年前。

两洞虽然距离很近，可相隔十万年光阴，玉蟾岩人是否为福岩洞人的后裔，已无从考证。彼此的文化沉积层，也没有明显的承继证据，这并不意外。因为洞穴易找，而食物难寻，当周遭野兽捕尽，所获之物无法果腹时，部落唯有迁徙一途。福岩洞人最终去了何方，是沉寂衰败了，还是另辟了新天地？沧海桑田，变幻莫测。

较之福岩洞，玉蟾岩遗址中的大型兽类遗骸已然锐减，鸟类与水族骨骸大幅上升。很显然，十万年的持续捕猎，使大型动物在潇水流域近于绝迹。玉蟾岩人不得不把更多目光投向野鸭、天鹅、大雁、鸳鸯等飞禽，以及青鱼、草鱼、鲤鱼、鳖龟、螺蚌等水族。捕猎对象的危险性降低了，灵活性却大大提高。那时铜铁尚未问世，石、木、骨仍是主要捕猎工具。精力的消耗与肉食的获取，逐渐失衡。玉蟾岩人能在前人的弃地上扎根下来，更多的是依赖可食用植物。

玉蟾岩遗址

除了飞禽、走兽、游鱼，玉蟾岩人的食谱，还要辅以大量芽、叶、茎、果及种子。种子不好吃，难消化，却耐饥易储。学界常将种子植物的驯化，视为农业文明的开端。这种说法，或许值得商榷。在驯化谷物之前，古人应早已驯化了野菜野果，因为它们更易栽培、见效更快。关键在于，陶器发明前，稻粱黍稷，蒸煮无计，其口感根本无法与蔬果媲美。所以，“桃李罗堂前”的诗意生活，可能比“阡陌交通”的盛景要早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么说来，农业文明的起点，还真难清晰界定呢。

草本种子最初或许只是古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备荒粮。平时荤鲜蔬果，冬季食物匮乏，才拿来充饥。为了活命，难吃一点又算什么？何况烧热的石板上，时不时迸溅的爆米花，也是难得的美味。所以，在春雪融化后，将尚未吃完的稻谷撒入肥沃湿地，静待秋日的额外收获，渐渐成了玉蟾岩人集体无意识的选择。农耕文明，便在潇水生灵的懵懂中，悄然降临了。

大面积耕作，绝对跟陶器的发明息息相关。陶器诞生的核心动力，源于对种子烹饪方式的攻坚克难。陶器之前，人类对谷物束手无策：石板烧烤，难控火候，顷刻间，米粒便焦化成炭；生吞干嚼，口感极差，对肠胃也是巨大折磨；竹筒煮食或可成功，可恼人的是，没有谁能够预料，竹筒被烧烂与食物被煮熟，哪一项会先来？即便侥幸成功，每只竹筒怕也只能使用一次，实在是耗时耗力，又耗材。而且那时的工艺，截取一只可烧煮的竹筒，估计比现在的熊娃数学考满分更难。

粥白饭香的诱惑，让玉蟾岩人对耐火容器的渴求近乎疯狂。这项卡脖子技术一旦突破，广袤平原皆可成为粮仓。人类对神出鬼没的野味，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依赖了，命运从此掌握在自己手上。

目标一旦明确，智慧就会疯长。有心人发现解决之道就在眼前。泥土垒砌的灶坑，经火变硬，入水不溶。那么以泥制罐，烈火煅烧，耐水耐火的炊具不就成了吗？今日博物馆中，我们常常用漫不经心的目光，去打量那些粗糙残破的陶罐，殊不知它们正是开启农耕文明的神物。跟青铜冶炼有明确的传播路径不同，陶器的烧制，则是遍地开花。因技术简单，需求急迫，一时满世界尽是智者。陶器的诞生，打破了农业发展的瓶颈，人类文明迈进一马平川的盛境。

洑水斜插，汇入潇水。玉蟾岩就在两条河流形成的锐角内，离洑水三四公里，距潇水十几公里。丘野平缓，水源充沛，土地膏腴，实为春种秋收的天选之地。

永州山峦耸峙，却没有形成连绵之势。山与山之间，平畴宽阔、溪流环绕，为古人提供了可进可退、自主灵活的生存空间。进可上山采猎，退可垦荒耕种。农业歉收，采猎补充；稻米丰盈，就加速拓荒步伐。单纯的山地或平原缺乏此等纵深，一旦产业转型失败，很容易遭受灭顶之灾。潇水流域之所以能最早驯化了水稻，这种多样化的地形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玉蟾岩的陶器，最早可追溯到2.1万年前。若陶器的诞生确为烹饪需求的推动，那么目前发现的1.2万~1.8万年前的炭化稻谷，显然不能代表玉蟾岩驯化水稻的最早时间。

江西上饶仙人洞遗址与玉蟾岩遥相呼应，亦出土过1.9万~2万年前的陶器，以及1.2万年前的稻作遗存。两地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陶器与稻作的文化遗址。北方的仰韶、马家窑的陶器，以及东胡林、磁山的稷黍，均晚于两地遗存数千年。这表明中国南方很可能比北方更早迈入农业文明的门槛。炎舜涉湘之前，湖南的农耕文明已绚烂多姿。福岩洞与玉蟾岩的部族里，很可能早已出现过如炎舜这样的“带头大哥”，只因文字诞生实在太迟，他们的名字未能在洪荒岁月中存留下来。

青铜器与城堡出现前，潇湘流域可能享有一段漫长的相对平和的光阴。各个部落耕猎结合，膳食均衡，体魄强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从旧石器时代懵懂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凭借智慧，潇湘先民已稳居生物链顶端。加之山林广袤，土地丰饶，各族群隔着难生龃龉的友好距离。微薄的财富积累，也不足以激发强烈的掠夺欲望，大家都没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开战理由。若林间性爱自由，婚媾互通，相邻部落也可化为亲族。曾与他族健儿有过一夕欢好的女子，之后做了部落首领，定会分一缕温情目光，投向邻族。两族精壮劳力甚至可以一起去杀象灭犀，捕狮猎虎。

很多湖南学者认为，湘北彭头山与城头山文化遗址群，与潇水上游的玉蟾岩，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彭头山遗址群，年代约在7600年~10000年间，在核心区域之一的李家岗，发现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稻田，距今约8000年。同属于该遗址群的城头山，则发现了6500年前的稻田群及配套灌溉系统。由此，大地之上，“阡陌交通”的格局已然明显。更为震撼的是，稻田中央还曾矗立着一座6300年前的夯土城堡。城墙底宽30米，高5米，城堡周围还有一道环形护城河。如今航拍，仍清晰可辨。河水随四季风景及晴雨变幻，宛若一枚梦幻之戒。

城头山遗址

若是将玉蟾岩人顺着湘水直抵湘北平原，视作文化传播的捷径，无疑是最浪漫的想象。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纵有筏桴之便，玉蟾岩人也很难突破沿江各个部落，一帆风顺地远徙湘北。所以靠谱的推测是，潇水下游的狩猎部族，通过肉食交换，获取来自玉蟾岩的稻种，友邻部落甚至还会向他们请教栽培技术。这样“可猎可耕”的生活方式，就如涟漪一般，沿着湘江及其支流，在漫长岁月中缓缓扩散。五千年后，终于在湘北催生出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沅水中游的高庙遗址，亦是远古湖湘文明绕不开的高地，那里发现了七八千年前的稻谷、玉器、陶器和青铜器。湘北农耕文明，应该是沅、湘两水共同哺育的硕果。资水、澧水或许也有贡献，只是目前尚未找到考古依凭。

湘江沿岸，肯定还有比李家岗更古老的稻田遗址。即便是湘北平原，也一定存在无数稻田遗址。只是因为洪水漫灌、泥沙沉积，覆盖太深，还没能将它们发掘出来罢了。

学界则以更宽阔的视野，把这个时段的湘北文明，划归为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遗址范畴。大溪文化遗址在重庆巫山县，石家河文化遗址在湖北天门市，整个文化遗址群囊括了江汉平原及湘北平原，它东至鄱阳湖，西至长江巫山县，南至洞庭南岸，北至秦岭以南。这群以农耕为主、捕鱼为辅的部落集团，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苗蛮或三苗部落。

三苗部族的兴起，正是中原“五帝时代”，尧舜禹及夏商周王朝接连南伐，可收效甚微。商朝分封诸侯，熊氏受封于丹水一带，表明南方势力仍牢牢掌控了江汉平原。《尚书》《吕氏春秋》之所以要极力渲染尧舜禹、夏商周的文治武功，无非是想给华夏文明的肇始者贴金造神。北人南征，只能冠以正义之名，“以有道伐无道”。实际上，这不过是农业文明引发技术革新后，导致的地域扩张。

青铜冶炼术自西亚苏美尔文明经河西走廊传到北方，尧舜禹率先掌控。珍贵的青铜，除了用于祭祀，还武装了部分军队，尧舜禹也就有了扩张的信心。

三苗部族能与北方势力长期抗衡，关键在于江汉平原与湘北平原已完成了中国的首轮“造城”运动。城堡林立，防御坚固。澧县鸡叫城居然有三重环壕，华容七星墩更是分内外双城，并引水入城，以利交通。此时北方即便拥有青铜兵器，也不敢轻易深入南方腹地。三苗部族有着自己的战争策略：龟缩城堡，坚壁清野，夜半袭扰，左右驰援。北方武装寸功难立，不胜其烦，最终只能无奈而返。

最终瓦解江汉与湘北城堡网络的，是商朝繁荣的商业文化。商朝疆域不广，文化影响力却辐射了大半个中国。源源不断的青铜器，被高价输入长江中下游，换取大量粮食与财富，同时又助长了南方部落贵族的野心。互相吞并的战争由此兴起，并且无休无止。摧毁旧城，又建新城，规模更大，城墙更高，辖地更广，可仍然算不上国家，略可称作方国。等到熊氏楚国崛起南征时，被内战耗竭的三苗部族已无力抵抗，要么臣服，要么撤入四周山林，成为湖湘血脉最古老、最纯净的保持者。

了解了这些，炎舜入湘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无论是将历史传说化，还是将传说历史化，从三皇五帝开始，史书已具备一定的可信度。远古传说是这样描述的：居滦河一带的黄帝部落、居黄河渭水间的炎帝部落，以及居黄河淮水间的蚩尤部落，混战不休。先是炎黄联军于涿鹿击败蚩尤。蚩尤部落退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南渡深入江南。随后，以游牧见长的黄帝部落，又击败以农耕为主的炎帝部落，迫使炎帝残部撤入湘南地区。

如今，湘北的弹丸之地，已发现了500多处苗蛮时代的遗址。其分布之密，遗存之丰，彼此关联之深，同时期全国罕见。高墙深壕，既是内斗的产物，又是御外的堡垒。战败的炎帝残部，想要在壁垒森严的湘北立足，难于上天，只能眼巴巴地放弃湘北沃土及其成熟的农业体系，仓皇南蹿，遁入罗霄山脉。

炎帝残部溯流湘江，转入支流洣水，经攸县、茶陵，抵炎陵县，继而向西北安仁，西南永兴、资兴、嘉禾、耒阳一带扩散。姜姓部族原本就定居在伏牛山、秦岭、太行山一带，翻山越岭，对他们并非难事。然而南北气候不同，丛林环境迥异，部众新临，自然水土不服，疫病丛生。北方那位杀伐果决的首领，或许这才摇身变作南方泽被苍生的“药王”？

洣水的支流永乐江，流经笔者的故乡安仁。此县诸多地名，都与药王有关。每年春分节前后，以雄伟的药王殿为核心，名目丰富的药王节铺陈了整个县城。那几天药香弥漫，药农药商云集。三湘四水的药材，一捆捆当街摆开，很快又被收拢起来，一车车拉往天南地北。此俗据说始于隋唐，甚至更早。

倘若药王泉下有知，面对此情此景，定会感慨万千，恨不得躬逢其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初若能与湘南土著交好，湘民自会告诉他南方草木的药性，药王又何必亲尝百草，以致误食断肠草，殒命鹿原陂？

安仁人称他为“药王”，因为他曾采药于安仁的山山水水间；炎陵人尊他为“炎帝”，并改酃县为炎陵县，意在与北方争夺其归属权；嘉禾人则称他为“神农”，据说“天降嘉禾”的神迹就与他有关。殊不知，早在神农入湘数千年前，湘江流域早已是稻米之乡。

如果硬要说神农有功于南方农耕，大约是他把北方的稷、粱、菽、黍带到了南方，并使南北农技交融，从而让南方稻田获得了一次跳跃式的丰产？这已是最善意的揣测了。如今的湘人奉炎帝为湖湘始祖，实际是将自己的集体无意识，主动纳入到以中原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

舜帝南巡的传说，同样疑点重重。禹父鲧因治水不力被诛，舜帝是否真的敢禅位给罪臣之子？继位的禹帝，又是否真的会善待舜帝？若真有那么仁义，垂暮的舜帝又何必要远涉潇水？当舜帝崩于九嶷时，二位妃子仍滞留洞庭湖畔，可见其行程是多么仓促。

有古籍记载，舜夺尧权，后又被禹所夺，此说更近常理。只是后来儒家要维护“三圣”仁德形象，才将武力夺权改为和平禅让。所以这位耄耋老者之所以远涉南岭，在官方的叙事里，只能是“征讨黑暗、破除愚昧、广布仁义”，属于南巡或南狩，而非南逃。

这场猝不及防的政变，让舜帝来不及携带妇孺，就仓促上路了，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卫，更无法与湘北苗蛮抗衡，唯有逆湘而上。他们经浏水、沩水、涓水、洣水，又过蒸水、耒水、舂陵江、祁水。此时舜帝英雄迟暮，雄心尽失，但求一方净土终老。

最后之所以拐入潇水，没有更多原因，或许就想看看水稻的起源地吧？只是那时玉蟾岩人早已消失在南方葳蕤的草木之中。尽管这样，在九嶷山麓，舜帝一定见到了当时世上最妩媚、最茁壮的稻苗。其时稻花飘香，满目青翠，原野恬然。他那颗饱含愤懑、恐惧、凄惶、疲惫的心灵，在生命最后时刻，终于获得安宁。还没来得及搭建蜗居，他便溘然长逝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承载了强者意志，早已真伪难辨。所幸，历史的原始凭证，一直深埋在地底。从远古遗迹来看，在新旧石器时代，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可谓并驾齐驱，而长江文明或许更久远、更蓬勃。从湘水视角来看，炎舜传说不过是两位“落难者”，从战乱四起的蒙昧地，逃到了民丰物阜的文明之乡。新旧石器时代，地球正处在第五次冰期末尾，北方冰雪未融，南方万木逢春，自然更适宜繁衍生息。

六千年前后的长江中下游，人声鼎沸的城堡已随处可见。花样繁多的陶玉，早已琳琅满目。阡陌交通，在原野肆意延伸。农工初分，各司其职已渐成习俗，其文明程度远非黄河流域可比。直到最近四千年，随着文字的乍然出现、青铜的广泛使用、国家的赫然崛起，北方文明才将南方逐渐甩开。这与东方文明曾经领先西方三千年，只在近两百年才落后下来的轨迹，何其相似！然而，在世界人们的印象里，好像中国从古至今都不如西方；而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好像从古至今，南方都不如北方。

在时间的深井里，似乎坐着一群观天人？

摘自《湘江文艺》

作者：谢宗玉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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