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锦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2-27 16:41:11

文/许云锦
一路跋涉,一路找寻。祖先沿着生命的足迹,来到了这个气象万千的龙窝峰下,柳叶溪边,种植了一个村庄。一路风雨,一路阳光;一路青葱,一路金黄。这个村庄,在时光里拔节似地疯长,便在这附近的山岭原野,便在那更远的城邑江湖,长满了它的子孙。这个村庄,便是万家院子。万家院子,便是我的无忧人间。

屋 檐
爷爷说,扫地有学问,屋檐有春秋。
古老的院子,就静卧在柳叶溪边的台地上。跨过小木桥,顺柳叶溪北岸的柳林,走过几棵古柏树,走过一段吊脚楼下,便是宽约丈余的大青石台阶,二十几步台阶上去,便是青石板天塔,便是立着两只石狮子的木头槽门。或者,从东边的下水口上溯,到达一棵巨大的古榆树下,顺盘旋的台阶而上,再走过一段临水的空中步道,便到了天塔槽门。或者,过了小木桥,从西边的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迂回上行,便到了天塔槽门。还有,从后山的若干羊肠小道,都可以来到古老院子。
古老院子四通八达,从来不拒绝任何来客的到访。从院子对面古老驿道上的麻栎树下望过来,这片村庄,是靠山临水,古树参天,流水潺潺,屋宇俨然。无论是寻古访幽,还是觅迹猎奇,人们都会抑制不住地跨溪而来,走走停停,摸摸看看。本乡人来得多了,便不关心古老院子的“形”,再次探访,无非是问道古老院子的“气”。外乡人初来乍到,便是透过隐隐约约的气场,细细地打量古老院子的形态。
古老院子是建立在一个古老的屋基上。据说,原来的家族姓万。万氏家族,已不知所踪。后来,便是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族从中原到华东,从华东到重庆,再从重庆到湘西北,一路辗转,落户龙窝峰下,已有上十代人了。古老院子历经兵火匪患,几经易形,已经变成如今的模样。古老院子是徽派风格与土家族风格的混搭,既有青砖黛瓦的风火墙,以及四水归堂的端池,也有临水倚山的吊脚楼,以及木工精湛的飞檐转阁。古老院子横陈着一个巨大的槽门,两扇对开的木门高大厚重;走进去,是两重堂屋和一间隔中的亭子间;两边,分列着三个聚水排流的端池;再是一条条巷弄,把八十余间砖房木房串连。烟火岁月,已令砖墙石缝长满青苔草花,已令木柱壁板油黑千孔。但那复杂曲折的巷弄,却还依然深藏着少儿心中的神秘与好奇;那深刻沉重的色彩,却还依然传说着对生命生存的敬畏与执着。
进入腊月间了。爷爷便杵着紫藤烟竿,站在端池一边说,要彻底清扫了,要有个除旧布新的样子。我和兄弟们便拿起扫帚,在屋子中间潦草了几下。爷爷便呵斥起来:“扫屋不巴边,哪怕扫一天!”我们便急忙从门槛脚再扫。虽然认真了,但爷爷还是不满意。于是把我们叫到跟前教训:“你们知道屋的边在哪里吗?”我们便指着门槛脚。爷爷摇摇头说:“错了。屋的边是在屋檐。大扫除,要从屋檐开始,从外向内,直到主梁或是顶板,再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屋外街沿上的滴水线不是屋边,门槛脚更不是。要大扫除的,不仅是地面上的垃圾杂物,还有屋顶上的阳尘蛛网。特别是那屋檐,它就是人的脸面。”我们似乎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开始卖力地打理屋檐。
打理屋檐,是从牵移杂物开始的。那用绳索串起来的一排排烟叶,一排排苞谷,一排排红辣椒,要转移到僻静的地方;那一竹蒿晾晒的衣被,一簸箕晾晒的干菜,一坛坛风干的酸鱼,要转移到吊脚楼的楼栏上,转移到仓房的角落里。等到把屋檐下的门脸完全露出来,便用阳尘刷从檐口刷起,顺着椽阁,顺着檩子,顺着瓦槽,细心却很用力地清扫。黑色的阳尘落下来了,缠绕的蜘蛛网落下来了,刚刚粘接的马蜂窝落下来了,屋檐便如初始的模样,开始精神抖擞地迎新纳客。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扫干净以后,借着这个势子,会把门联贴上去,会把窗联贴上去,会把福字贴上去。这古老的木屋,一粘上大红的颜色,便洋溢了浓郁的喜气。一户户,一家家,一栋栋,都这么布置了,万家院子便提前进入了节日的氛围。
后来每年的清扫,也让我真正地认识了古老院子的屋檐。从自家的,到邻家的,我细细地看,细细地想,似乎摸出了一些门道。不管是徽派的,还是土家族的,都有一些共性。讲究的,便把屋檐做得厚重,做得大气,做得有韵味。檐口或是安上兰花浮雕的檐瓦,或是敷上白色的桐油石灰泥,或是叠上几层小土瓦显示出一点气势。而亭子间的屋檐,作为公共空间,代表了家族气场,便是状若腾云的飞檐,便是形如波涛的雨檐。还有那檐下的吊顶挡板,或是轻材版画,或是实木密封,或是竹网走线。在檐角,或有风铃,或有灯笼,或有燕巢。有了这些讲究,便自然要配上雕花木刻窗,配上竹纸轻敷窗,配上双面对开的大门,配上高矮重叠的侧门。不讲究的,屋檐很是潦草,檐口只是薄薄的一层土瓦,或者茅草树皮,檐下空空荡荡,拉满蛛网,那门那窗,破破残残,风进雨进。屋檐对应的人设,莫不多是如此。无论宾主,讲究的,多是长袍马褂,衣冠楚楚,打躬作揖,几番唱诺;不讲究的,衣衫不整,面有难色,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也有世态变迁的。讲究的人家,如果出了个败家子,或是出了个大懒虫,也会把屋檐当屁股,一步步家道中落;不讲究的人家,有了灵魂的觉醒,便坚持每天洒扫门庭,施人以礼,人穷志不穷,一天天走向中兴。没有绝对的情形,但大抵都是顺应了这个规律。
屋檐上的四季,也是勾画得清晰分明。春有江南烟雨。那屋檐水滴滴哒哒,滴进端池,像在弹奏琴键,从入夜到天明,把人从春睏中唤醒。夏有阳光朗照。从龙窝峰,从山羊寨,从山岭林缝间,一束束一片片的阳光照射到屋檐上,便在屋檐下壁板上投下屋檐的光影,随风摇曳,给人以生命的热情。秋有烟雾迷蒙。从柳叶溪上,从后山树林,从火塘里,升腾起的各色烟雾,顺着瓦槽,在屋檐上下缭绕,一丝丝一缕缕,一团团一簇簇,或青靛,或乳白,或浓重,或轻盈,在青山古屋的背景下,构成一副水墨画,让人注满了乡愁。冬有滴水成冰。山风一起,林木萧瑟,一夜之间,屋宇皆白。厚厚的积雪在屋瓦上静卧,而屋檐却在化柔为刚。那从屋内释放的腾腾热气,把屋瓦的积雪一缕缕地化为流水,等到檐口,被寒风一吹,便再也流不下来,凝成了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冰凌。那一排排整齐有致,错落有韵的冰挂,使人的灵魂在净化中震撼。
那次搞完清扫,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爷爷,便把我和兄弟们再次叫到火塘边,谆淳告诫:“扫屋是有讲究的,从扫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看出一个家庭的品位。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意思是说,自己的屋都打扫不好,又怎么扫得好天下的屋?自己的事都管不好,又怎么管得好大家的事?小事都搞不好,又怎么搞大事?做人做事,就从这扫屋开始。扫屋也是有学问的,不要瞧不来。往大了说,要全;往小了说,要细。还要按照房屋结构和屋内陈设的特点,找到规律,排好顺序。这样才能少费力气,出好效果。屋檐,就是一个村寨,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第一脸面,里面不仅有文化,更是有人性。架梁平常过,屋檐见真章。看北京天安门,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那些雕龙画凤的飞檐;看外国的尖顶圆顶房子,大家最留意的,可能就是那些檐上的雕刻造型。我是木匠,到处修屋架梁,工夫花得最多的,就是这屋檐。我们院子不算讲究,我见到过的有的吊脚楼,是雕梁画栋。特别是那屋檐,除了飞檐,还有丝檐和遮檐,还要在屋檐口的悬柱下面雕刻‘吊进瓜’。修屋费钱,多半是在这些细节处理上。就如这满襟衣服,那些花边最难搞,但又最重要,最费时,最费钱。有的为了绣一朵花,可能要花十几个工。这朵花,可能就是身份的象征。你们就是要明白,扫屋有学问,屋檐有春秋。今后为人处世,看人看事,就要像对待扫屋、对待屋檐一样,方法要对头,心里要通透。”爷爷的话,我们不是完全不懂,但又不是完全都懂,只能留待往后的岁月,慢慢炖煮消化。
风铃响了。这串风铃每年都是爷爷亲自擦拭。经过爷爷擦拭的黄铜风铃,锃亮锃亮,山风一吹,叮当作响,很是清脆,就像爷爷时不时的叮咛。

辈 份
奶奶说,家润公的辈份,纯武公的规矩。
正月初一清早,在母亲给爷爷奶奶筛茶请安以后,奶奶便和母亲在火塘边忙碌。把昨夜守岁时的余炭,再次从炭灰中拨出。在燃烧未尽的木炭上,再添上实木柴块,用吹火筒吹上一会儿,火便旺旺地燃烧起来。
这火塘,是一方小小的天地。它坐落在接人待客的伙房里,是在入门的右手边,是唯一没有铺嵌实木镇板的部位。火塘是圆形的,周边是用石钻雕刻过的圈石,籍以把木板与燃烧空间隔开。一个圆柱形的钢材火架,贴着圈石,插在火塘边的草木灰中,提供着安全保障。火架有三道钢圈,在上面两道设计有若干挂钩,方便了烘烤小件物什。火架的圆形钢柱,已被岁月磨得溜圆发光,透逸着茶烟的气息。一根梭桶钩机,从房梁上垂下,直落火塘中央。一只岁月洗礼过的金黄铜壶,便在火焰的上方热汤煮茶。柴块,是从火塘靠近板壁的那方喂进去的。守岁,是燃烧的一个硕大的檀木蔸,来自于庙岗,那闪闪烁烁的炭火光焰,把家人的身心都烤得暖暖的。火塘的上方,是火炕腊肉香肠,猪血豆腐,有时可能还会有一只野兔,一只野鸡,一腿山麂。夜晚,每当靠墙的马桑树灯台燃起煤油灯,一家人便会集中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听大人的唠叨。如果来了客人,便是施礼让座,茶烟伺候,便是故事接力,海阔天空。
奶奶和母亲在忙碌着。茶水,就烧在铜壶里;鸡蛋,就煨在瓦罐里;茶盘,就准备在饭桌上;红糖,就摆在茶柜的瓷缸里。那个楠木茶柜可不简单,据说是我家年代最为久远的老古董。茶柜通体漆黑发亮,上下三层,尽是雕花。尤其是那第二层两侧的木蛙和顶层两侧的木狮子,是神形毕肖,栩栩如生。一切准备好了,蛋茶,便冒着香甜的热气,向新春的老院子袅绕而去。奶奶和母亲梳洗齐整,奶奶端着蛋茶,母亲端着清茶,便要出门,不想却惊动了不谙世事的我。我拦在门口,不让奶奶和母亲出去,口里嚷着:“自己的孩子都还没吃,怎么要给别人去筛?”奶奶气笑了。母亲急忙拉住我说:“孩子吃的在后头。”奶奶说:“我们去给纯武太公筛个茶,是规矩。他是长辈,应该先敬长辈。”我似懂非懂,勉强让出一条道。奶奶崴着三寸金莲,带着母亲,顺着曲曲拐拐的几个巷弄,便给纯武太公筛茶去了。
清早给纯武太公筛茶的,不止奶奶和母亲。老院子的媳妇们,不管是儿辈,还是孙辈,不管是嫡亲,还是旁亲,都得去筛茶请安。纯武太公辈分高,又乐于给家族说话理事,人们便敬重他。他性子也倔,也容易发火,大家便处处留意着他的脸色。他把先祖留传的很多规矩复活了,而且精妙得滴水不漏。就如这逢年过节,或者是他老人家的大寿,媳妇们便要筛茶。茶要筛上三道,先是漱口茶,再是蛋茶,后是清茶。筛茶的顺序,是先儿媳,后侄媳,再孙媳,再侄孙媳,旁系最后。纯武太公是爷爷的四爷爷的长子,是爷爷的堂叔,算是旁亲了。奶奶和母亲便在纯武太公的卧房门外等候,等着请安的人上茶,问候,道个万福。看着茶盘里的蛋茶有点凉了,奶奶便去纯武太公家的火塘边再煨一下。
终于轮到奶奶和母亲筛茶了。屋子里的光线不太好,屋顶上的明瓦不太给力,感觉到比院子里穿来绕去的弄堂要暗一些。好在亮着一盏上了灯罩的煤油灯,放在桌边的木柜上。正月初一,是新年伊始,从守岁到现在,家家户户,每间每房,都要燃灯祈福的。纯武太公的床,是三叠水的雕花木床,敬茶人走过来,像是入宫朝拜。那蓝色印花布做的蚊帐已有了些年头,把床上更是遮得朦朦胧胧。纯武太公半坐在床头上,印花被盖着下半身,上半身披着棉袄,看不清面庞。比纯武太公小不了几岁的奶奶,亲切地叫了一声“纯武叔”,母亲则叫上一声“纯武大公”,便给他请安,筛茶。纯武太公也不多说话,只是嗯嗯地应着。给他筛茶的人多了,他也吃喝不了那么多,于是便端在嘴边做做样子,然后一碗碗一杯杯地放在有煤油灯的木柜上。纯武太公虽然此时不说话,但他心里跟明镜似地,哪些来了,哪些没来,清清楚楚,记在心里。
我们的家族,是家润公举家从重庆长寿衣锦里迁徙到湖南慈利蒋家坪的,其子直夫首葬慈利饭甑山,其孙传可作为元初进士出任湖广慈姑州牧,便开启了这一支脉的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家直传祥子道双,永逖大良邦,登印之昌双,儒学光明远,忠廉荣华长......”这些字辈,是祖先描绘的繁衍蓝图,也是族人找到自己方位的坐标。就说这万家院子,后来守护着古老家园的,是西头的明璋二太祖,东头的明琳四太祖,柳叶溪对岸的明琦三太祖。而大太祖明规,则按祖制,居住在了守护祖坟山的缺嘴寨。如今,太祖们已随流水而去,轮到我们这些字辈的后辈们,在这片烟火人间固守。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自己在家族的身份。我是“荣”字辈,父亲是“廉”字辈,爷爷是“忠”字辈,那太公便是“远”字辈了。太公典远,是太祖明璋的长子,吃尽人间艰辛,后来吃斋念佛,为子子孙孙开启了一段善缘。纯武太公是明琳四太祖的长子,是典远太公的堂弟,从血缘上来说,与爷爷还是很亲的。
有了字辈,便有了秩序。字辈,是为了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秩序,是为了防止破坏伦常,以期实现瓜瓞绵绵。族人见面,不问年龄,先问辈分。年龄,只对同辈人有用。每到年节,奶奶便要清早就去筛茶,不论年龄,只论辈分,凡是比奶奶辈分高的,都要一一筛茶奉礼。她对母亲,也是这样嘱咐的。奶奶筛茶,不是敷衍应付,而是三寸金莲站成丁字步,侧着身子弯着腰,双手递过茶盘,微笑着叫一声,说“您请”,长辈们便接过茶杯。奶奶在茶盘的底下,还托着一条干毛巾,待客人退过茶杯,便把杯盘上的残汁轻轻拭去,就像一阵温柔地抚摸。奶奶筛茶,童叟无欺,富贵不异,只凭一颗慧心,把真诚放在中间。
火塘边,是奶奶的工作间。家里来了客人,基本上是由她接待。奶奶并未上过学,但她父亲康敏先生是晚清秀才,很有学问,把子女也调教得很好。奶奶从不生气,始终微笑着,手脚不停地忙进忙出。一年四季,火塘边都有不熄的火苗,都有各色茶水。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会根据季节、辈份、年龄、性别和年节的不同,准备了各种不同的茶水。甘冽清爽的清水茶,喜气氤氲的红糖茶,郑重客气的鸡蛋茶,年节代食的炒米茶,泥土芬香的豆子茶,清心爽目的毛尖茶,浓郁厚重的老木叶茶,简单随意的漱口茶,消暑解渴的糊米茶,调皮可爱的糖精茶。茶样齐全,口味纯正,深得柳叶溪人称赞。奶奶筛出去的,不仅仅是茶水,更是传递的一份古道热肠。
有时候,我帮奶奶打下手。她便对我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多人不怪。俗话说,三句好话暖人心,恶语半句伤人情。说话是礼,敬茶也是礼。好好说话,好好敬茶,都是处世之道。”我便问:“为什么每次筛茶都要从纯武太公开始?”奶奶抚摸着我的头,慈祥地说:“云锦,长幼有序。我们家族,自从家润公开宗立辈,为什么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全靠像纯武太公这样一些有见识有担当有规矩的长辈操持。纯武太公辈分高,又肯替族人说话,不先敬他敬谁?你们几兄弟也要给长辈们主动辞年,拜年,请安,老院子的长辈们会喜欢你们,呵护你们的。”
听了奶奶的嘱咐,我们几兄弟便每年都去给长辈们请安。除夕团年后,上山祭了祖,我们便到各家各户给长辈们辞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打开门户,点燃了光明灯,我们便逐家逐户给长辈们拜年。辞年与拜年的方式是很正式的,虽然进门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在走程序时,便收敛了顽皮,模仿大人的模样,几兄弟站成一排,给长辈说着祝福的话,缓缓鞠躬,缓缓作揖。长辈们高兴得合不拢嘴,急忙回敬着吉祥的祝福,把鞠躬作揖的兄弟们一一扶正,然后直呼坐下,烤火喝茶,吃些点心,临走还少不了给几兄弟的口袋里塞上一大把花生、炒米、苞米花。长辈们逢人便夸,文升的几个相公有礼貌讲规矩,以后有出息。文升是父亲,我们几兄弟便成了长辈们口中的“相公”。一年到头,长辈们一见到我们就笑眯眯地,问这问那,生怕没有照应到,更谈不上有谁呵斥我们。
奶奶说的话没错,我们便是在这种呵护里一天天长大。

角 色
父亲说,台上台下,都是戏台。
正月间,是乡村最热闹的时节。除了鞭炮和鸟铳的轰鸣,还有那走亲访友的人流。尤其是乡村的各色文化团体,古典的,现代的,民间的,官方的,悉数登场。万家院子,是柳叶溪畔最大的院子之一,又保留了良好的古风古礼,戏班子便纷纷前来助兴献瑞。花灯,龙灯,狮子灯,蚌壳灯;阳戏,汉戏,傩面戏,皮影戏;三棒鼓,秧歌队,武术队,杂耍队。一茬接着一茬,真有点应接不暇的味道。一般来说,每个演出队人数不多,多的不过十余人,少的不过三四人。一场演出下来,老院子便留他们吃一餐饭,再给演职员回赠一些打糍粑、池浆粑、发米糕,或者是一些花生、炒米、苞米花。一方愿意演,一方愿意看。锣鼓喧天,龙飞凤舞,高腔婉转,琴声悠扬,把这还没开春的山水间,惹得春意盎然,醉意朦胧。
不像婚丧嫁娶,几家欢乐几家愁,一朝门庭若市,一朝门可罗雀。而这闹春,可是全民的,普惠的,永久的,是真正的普天同庆,没有不放开快活的道理。人们便把一年攒下来的苦累忧愁,统统释放出来,再换一个全新的开始。
德善爷爷是爷爷的亲弟弟。他的女儿端凤姑姑,是出嫁到了许家坊的杨桥村。杨桥村有一台好花灯,掌门的便是她家大爷杨子德老先生。正月初五,杨桥花灯送戏来了。我家长期是各色接待的大本营,杨桥花灯一班人,便自然是直奔我家,还有德善爷爷家里。又是熟人,又是亲戚,一阵寒暄之后,便开始做演出前的准备。不料,演花旦的小姑娘临时感冒了,头痛脑热,浑身无力,还哑了嗓,这可急坏了众人。杨子德坐在火塘边,正在喝茶,似乎并不着急。老院子的人便问怎么办,杨子德哈哈一笑说:“别急。我来上。”大家一愣,傻了半会儿,才缓过神来,拿话嗔他:“你都快六十岁了,还是胡子拉碴,怎么演旦角?”杨子德做了个诡异的表情,回道:“你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听说杨子德要演旦角,大家都纷纷跑来我家看热闹。
时候差不多了,杨子德便去化妆。化妆间就选在伙房里间的那间木房,爷爷奶奶的睡房。闲杂人等退去,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留在房内,看杨子德老先生和他的帮手怎么化妆。化妆台,便是爷爷奶奶放置杂七杂八百宝箱的书案柜。化妆镜,便是爷爷奶奶当年结婚时从溪口码头买来的描着荷花的木框镜。杨子德坐在独椅上,先是用一根细线绞掉脸上的汗毛,再是在额头捆上一根布条,拉平脸上的褶皱。然后,把两个鸡蛋打在一个青花瓷碗里,挑出蛋黄,把蛋清一缕缕地往脸上敷。敷着敷着,那饱经沧桑的脸便变得白嫩白嫩了。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鸡蛋的力量。然后,又是粉,又是各种油彩,使劲地往脸上招呼,杨子德便变得漂亮起来。等到把各种头饰贴好,换上花旦的戏装,杨子德便就真成了一个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花旦。杨子德本就五官端正,身形并不魁梧,一番装扮,与女人似无二致。他从化妆间走出来,惊倒众人一片。按今天的说法,便是精准地使用了易容术,换头术。
戏台,就设在隶属于我家的二堂屋。器乐班子,就在亭子间拉开架势。观众,便是或坐或站,挤满了一堂屋和两厢的走廊巷弄。一阵锣鼓器乐开打,花灯便开场了。杨子德老先生一出场,一开口,便是满堂喝采。他的扮相,真如十七八岁的姑娘,娇俏可人;身法手法,有韵有致;那扇子功,简直是出神入化;尤其是他那女声唱腔,细腻清脆,俏皮动人,一点不输名角。
“姐儿们闲无事去放风筝,篾扎的纸糊的花蝴蝶,阴阳相合美人图,飘飘摇摇起在了半悬空......”是花灯名戏《放风筝》。二胡琴弦悠扬,锣鼓有力铿锵,旦角丑角劲舞劲唱,男女老少阵阵叫好。接着便是《牧童放牛》,便是《四季相思》,便是《尼姑思春》。演到尽兴处,台上台下一起叫唱,好不热闹。四场演完,杨子德老先生便朝全场打拱作揖,祝福万家院子的乡亲们四季发财,健康长寿。
晚餐,是在隔壁德善爷爷家的伙房里。还是传统的蒸笼席,十大碗。杨桥花灯的演职人员入席,德善爷爷、父亲及万家院子的几位长老入席。一番谦让后,便落座开餐。我是小字辈,便和兄弟们坐在火塘边,一边吃饭,一边听大人聊天。洗去“铅华”的杨子德老先生不再斯文,他一如既往地还是酒桌上的热闹分子。话题,从去年的收成,到今年的憧憬,从杨桥的人事,到高万的风情,从长者的身体,到少者的出息,无所不谈,十分贴心。后来,当说起端凤的丈夫泽民姑爷在煤矿不幸遇难,桌上人便静穆了。直到耳锅里的腊肉“嗤”地一声弹出一串油珠,大家才回过神来,直说可怜,唏嘘再三。侄子的离世,杨子德自然十分悲痛,但他不想把话题老是放在这个上面,毕竟是正月间。于是他提议再喝一杯,米酒下喉,自然也就少了烦恼。几杯酒下肚,桌上重归热闹,杨子德提议猜上一拳。于是,一位家族长老便和杨子德比划起来。一来一往,各有输赢。杨子德有个特点,便是拿起筷子,迟迟不夹菜,迟迟不进口,拿一会儿,放一会儿,再拿一会儿,再放一会儿,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但口里的话,是始终没停。陪杨子德喝酒,真要耐得性子,这是万家院子的共识。但杨子德人好,万家院子的长老们,也都愿意陪他熬夜。这餐酒,果然是喝到了半夜。山路不好走,又喝了酒,自然,便是在万家院子住上一夜。伴随着节奏清晰的鼾声,伴随着柳叶溪的流水声,伴随着后山的林涛声,幽幽入梦。
戏看得多了,孩子们便喜欢模仿,或者唱,或者跳,没有正形。我最喜欢的,是舞狮子。找来小竹篮当狮子头,枇杷叶当狮子耳,白包袱当狮子身,高粱刷当狮子尾,一番捆扎,一只狮子便成形了。我舞狮子头,弟弟舞狮子尾,口里喊着“哐,哐,哐的个哐,哐的个哐,......”便使劲狂舞起来,真还有那么点味道。跳得起劲了,围观的大人小孩便越来越多,有的还鼓掌吆喝起来。“哪个舞的?”忽然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和弟弟陡然停住身段,从包袱里钻出来,露出怯怯的样子。父亲到了现场,我们便不敢舞了,把“狮子”放进磨坊仓角,静等父亲的教训。
在火塘边坐定,父亲并没有呵斥我们。父亲说:“你们的狮子舞得还可以。我只问一句,你们就不敢舞了,是怕我骂吧?我不会骂的,你们又没有做坏事。其实,这台上台下,都是个戏台子,人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分不清哪个是演戏的,哪个是看戏的。你们舞狮子,好像是演戏的。但是你们也在看观众的情绪表情,看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对待这个事,我也就是演戏的。就说杨子德唱花灯,大家都在看他,他也在看大家,他觉得万家院子的人好,才愿意亲自上场唱旦角,才愿意在万家院子喝酒猜拳,才愿意在万家院子留宿过夜。平时,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举手一投足,别人都在看。是好角色,大家就叫一声好。是坏角色,大家就喊一声打。是普通的角色,大家便相安无事。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特点长处,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枉到世上为一次人。”
父亲的话,当时我是似懂非懂,而如今想来,是感触颇深。生活大戏台,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如何才能算一个好的角色呢?在万家院子,爷爷是十里八方出名的好木匠,还是石匠,纸匠,古法裁缝。奶奶是礼仪传承人,也是善心传播者。父亲是为集体做事,还是祭祀行家,娶亲知事。母亲是出名的新法裁缝,是柳叶溪边的歌者。还有,德善爷爷是碾米坊的掌门人,亚雄爷爷是教书先生,楚平太公和他的儿子天赐幺公,是救死扶伤的郎中先生,忠现二公是有名的篾匠,廉义叔叔几兄弟“近山知鸟音,下水识鱼情”,都是打猎捕鱼的高手。还有,典远太公的吃斋念佛,纯武太公的茶礼规矩和为族人说话,忠敏爷爷参加红军的英勇牺牲,忠旦爷爷的神秘符咒,廉佑叔叔古今贯通的神奇传说,文定三爹现代文明的动态信息,文玉叔叔把个竹笛柳笛吹得出神入化,都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也有纯武太公的次子子英叔公为看家护院,组建“棒棒队”,在龙窝峰安营扎寨,虽然已被历史罡风吹散而去,但他毕竟也是古老院子的一个狠角色。
人间,靠这些有分量的角色支撑,也靠更多默默无闻的角色包容滋养。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找准自己的角色,演好自己的角色,让历史的舞台,上演一出出好戏。

活 着
母亲说,与其好死,不如赖活。
过了正月十五,热闹丰腴的春节便过去了,对付春荒的日子便来了。
隔壁再次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声音来自我家的退退屋东侧,只隔一层板壁。隔壁住的,是纯武太公的小儿子忠雁幺公。土改时,忠雁幺公家庭成分定得高,所以家庭条件一直不好。骂骂咧咧的,是蓉大姑。蓉大姑是忠雁幺公的婆娘,六十多岁了,按辈分我应叫她幺婆。她为人和善,好说俏皮话,生活乐观,院子上下便在聊起她时,都是直呼蓉大姑。但当面对面了,还是按辈分称呼,不敢造次。母亲在退退房做事,听到蓉大姑在骂骂咧咧,忍不住笑了起来。蓉大姑正在厨房炒菜,好像是辣椒,有些呛人。不想因为她家里没有砍柴的得力人手,长期烧着可恨的渣滓柴,这些含水量大的青竹叶、马桑树,怎么也烧不旺,烟雾和着辣椒味,满屋弥漫,把蓉大姑搞得咳嗽不已,涕泪长流。一气之下,蓉大姑便用锅铲在锅里“哐哐哐”地猛铲了几下,只差把锅底捅穿。然后急火火地从屋后凉水井舀了一瓢井水,猛然倒进锅灶里,锅灶便“噗”地一下熄火了,口里还直嚷:“来呀!看你搞不搞?”不知道她这个气是撒给谁的。母亲走过去,聊了几句,两个人便大笑不止。
蓉大姑是快到过年时才回到家里的。此前,她是和十多岁的新华一起出门讨米去了。新华就住在我家西侧,中间只隔了一条走廊。新华姓王,不是我们家族的人。土改时,他的爷爷因为极其贫苦,便给他家改到了万家院子。他家住的两层木屋,原是我幺太公诏远先生的。诏远先生因为成分划得高,便搬离万家院子,到八家村的一个大山界上安家落户了。住进万家院子的新华家一直家境不好,房屋风雨飘摇,一副随时可能倒塌的架势。每次去他家,都担心那二楼的楼板会断裂。楼板之间的孔洞,最大的差不多有拳头大了。他的父亲体格瘦弱,没有多少劳力;母亲不善下地,一年四季就是待在家里补衣服,一补就是一辈子。新华只比我小一岁,感觉上却比我瘦小了不止三五岁。每次我家里在磨坊做早饭,快到铲锅巴时,他便到我家后门徘徊,我们便把锅巴分一大片给他。他便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掰着吃。我问好不好吃,他便苦涩地笑着说,好吃,好香。
入冬后,家里揭不开锅了,蓉大姑便邀约了新华踏上了漫漫乞讨路。他们顺柳叶溪而下,从白水河畔到澧水河畔,从大山区到大平原,从澧县津市,到荆州沙市。一路乞讨,一路求生。住在大桥下,涵洞里,茅草棚,柴火堆;吃着善心人施舍的一碗剩饭,一盘残羹,一个米糕,一碗热汤。最难受的,是吃闭门羹,吐口水,翻白眼,恶语相向,以及恶狗的穷追不舍。将近两个月,才开始回走。回到万家院子,他们肩扛褡裢式的包袱,装了两袋大米,疲惫但带着笑意走进了家门。每每说起这段日子,蓉大姑从来不谈起其中的苦涩,只说着那些人的好。当她说到有恶狗扑来时,她便唱将起来:“狗子一来呦,双棍拨开呦!……”
乞讨,终究换不来丰衣足食。于是,集体便决定向大山进军,砍畲!那时,农业极其脆弱,产量不高,人们便把责任归咎于土地太少。要过上好日子,似乎就只能多开垦田土了。男女老幼都出动了,人们背着锄头,拿着斧头柴刀,带上火种,向一座又一座老山界进发。在选好的地方,先是砍出一条隔离大山和森林的防火道,再放上一把大火。大火从几个地方开始燃烧,火焰窜起数十丈高,火星炭灰便向四周飞溅,那场面确实惊心动魄。最怕山风,如果此时风起,大火便可能撩到界外的丛林,人们便要没日没夜地扑火救场。也算运气好,万家院子砍畲的大火,从来没有烧到界外。烧好的土地,待浇过一次两次雨水,便可以开挖整饬了。火烧的土地,留下了肥沃的腐殖质,土质也变得松软成沙,只要一层层如梯田般垒好,再撒上苞谷、高粱、粟米等旱粮的种子,便可以等待秋收了。
万家院子砍畲新获的土地,是在响水洞的长坡,皇家山的岭脊,以及梨榔、庙岗等地的陡山上。第一季,确实收成不错,万家院子进入丰收的狂欢。但随着雨水越来越密,那些陡山上的泥土便流失得差不多了。这些“板壁土”,让生态承受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所以在更老一辈的农人心目中,始终传承着一个理念:一定要少开山造土,老天爷只给你那么多,就不要强讨恶要。
冷静下来的万家院子,便不再打砍畲的主意了。国家一直要求加强水利建设,于是一番合计,便开始大兴水利了。先是按县里统一调度,集中力量修建协合的东风水库,修建干渠,打穿仓子峪隧道,把库水引入高万盆地;再在水井潭构筑拦河大坝,分头建设若干支渠引流,最后分流到各个田间地头。各个村寨,也是因地制宜,建设了很多山塘沟渠,保证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冬修,已成为一个固有名词,而且是专属于水利建设的。冬修的日子,是劳力尽出,日夜奋战。在山林,在旷野,在库区,在溪河,在悬崖峭壁,在隧道深处,是人喊马嘶,此起彼伏,火把通明,红旗招展。那个岁月,家家都有一双磨茧的老手,家家都有一副血色的肩膀。有了水,粮食产量自然有了更大保障。
疾病,总是不期而至。经常听到大人们议论,谁谁谁打啰了,要准备后事了。打啰,便是话说不利索了。经济条件不好,又没有良好的医药,乡亲们便在患病后一直拖着,靠着土方子敷敷衍衍,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最后撒手人寰。我生命中的二哥,在两岁时就夭折了。他也没患多大的病,一场发烧,就因为没有盘尼西林一类的消炎退烧药,仅有的一颗从草药郎中那里买来的硕大的黑色药丸,他怎么也吃不进,痛苦时,两岁的孩子竟然把火架都扯起来了。结果等父亲从新桥开会回家,二哥的遗体已经躺在墙根下的簸箕上了。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生命中的大哥,在刚出生时,就因为接生婆给他擦多了酒精,便在人世间只晃了一眼,便匆匆地离去了。先后两个孩子的离去,让父亲母亲的天空乌云密布,泪飞成雨。我现在的大哥小时也是生病不断,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像坐过山车,也像端着一碗滚烫的油,很难有个安生日子。干爹干妈也找了,菩萨也拜了,祖人也请了,大哥就是不够威武雄壮。
在万家院子,在柳叶溪,人们最坚定的一个信念便是:在疾病面前,要神药两解。从医药的角度来看,乡亲们一直认为,医生治得好病,但治不好命。救命,便要求神。曾经一度,这附近的香炉山寺、观音寺、道林寺、宝峰山寺、金仙山寺、延寿寺香火鼎盛,红极一时。但历史的变迁,它们或转作他用,或只余残砖断瓦,或是化作红泥尘埃,乡亲们便少了一个个精神寄托之地。为了精神血脉的延续,晴大公,便日益成为了乡亲们心目中的“医神”。
许光晴,是我们家族的一位“光”字辈的祖人。据说他是白莲教徒,医技精湛,武功了得,是一方英雄豪杰。他仙逝后,归葬在斗笠垭的一处坐东朝西的山嘴上,颇有气场。数十年来,他老人家一直被乡亲们当作“医神”供奉着。或是讨一杯水,或是讨一个卦,墓上周边挂满了红布,一年四季香火不绝。在祭祖的计划里,永远都有关于晴大公的日程安排。父亲母亲似乎是受益人,乐此不疲,十分虔诚,一到过年,便吩咐把晴大公的那一份香烛准备好。从祖坟山下来,人已很累了,但上了九十岁的老父亲还是会坚持爬上斗笠垭山嘴,给晴大公燃上一炷香。记得几年前,父亲曾给我交了一个重要任务,要我将来退休后,把去晴大公墓地的那条狭窄危险的山道改造一下,方便乡亲们上下祭拜。如今想来,这便是父亲的遗嘱了。那条山道,真还得去仔细察看一番。祭拜是一方面,乡亲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时,常给我和兄弟们说:人在世上只有一次,来一次不容易,好死不如赖活着。再大的困难,再苦的日子,再困的心境,都要想办法活下来。赖活,不是撒泼耍无赖。人之所以为人,只要存着良心,守住本心,就不存亏欠。患过心梗的母亲,在风烛残年,依然按照医生的嘱咐,坚持坐车运动,坚持唱歌放松,那份顽强,令我刻骨铭心。母亲已去,音容宛在。现在想来,是应该好好活着。活着,不需要理由。

远方
我说,人在远方,何谈诗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诗和远方。蓉大姑和新华,是希望有一碗饭吃;纯武太公,是希望有一个讲规矩守礼仪的家族传承;忠敏爷爷,是希望把新娘子娶进家门而不被匪帮掳去;典远太公,更是期待天下太平莫生战乱……
日本鬼子打来那会儿,爷爷为躲壮丁,携家带口的,前前后后住了八个屋场,十三个窝棚。在慈利的许家坊、溪口、金岩、洞溪,辗转迁徙,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家园。爷爷躲过山洞,挑过石灰,栽过课田,卖过桐油,一身匠人的手艺,便是在流落他乡的时候偷师学成。后来回到柳叶溪边,隐居在大圣桥附近的吊桶崖下,两间草棚栖身,打造草纸糊日。直到日本鬼子投降,爷爷才得以重返家园。那些年,爷爷的诗和远方,简单得只有安生居家了。
解放了,大家过上了好日子,不再追求良田沃土,也不再追求楼宇美宅,偏偏爱上了吃国家粮。可是,这又是否是真正的诗和远方?三百多口人的万家院子,有八十多口人吃上国家粮,或考学,或当兵,或转干,或农转非,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上当了一颗小小螺丝钉。
大伯是万家院子第一个吃上国家粮的。四岁被匪帮“捉肥猪”关在分脉垭山洞几个月后,取出来时已是面目全非,性情大变。他的倔强固执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成形,也为他的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他幼年的不幸,便让爷爷奶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补偿心理,于是拼命送他上学。在慈利渔浦书院,他刻苦学习,并结识了几个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子,其中不乏中共地下工作者。后来,考入大庸城里的湖南省第八直属学校,依靠在北门坡砍柴卖换学费,节衣缩食,寒窗苦读。其间,继续与进步师生保持联系。学成归来,他便成了万家院子里最有文化的青年才俊。族人会商以后,负责看家护院的子英叔公便决定由大伯担任“梆梆队”的文书,并即时安排大伯与远房的忠星大公去溪口提枪。路途,正碰上解放大军从慈利西进大庸。大伯见时机已到,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而忠星大公则仓皇赶回复命。从此,大伯便走上了革命道路。也许,这就是大伯的诗和远方。
剿匪,土改,在县政府当干部,去长沙马王堆的省革命大学读书后,他便成了长沙人。几经辗转,他从省农业农垦厅下到了益阳大通湖农场,参加围湖造田,一待就是五十余年,直到垂垂老去。一九六二年,他回到家乡万家院子,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茶余饭后,爷爷奶奶便与他谈到了他的婚姻问题,希望他能早点成家。其实大伯前面有过一段婚姻,因为伯娘随大军进军西南后留在了拉萨,加之两人性格不合,便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次爷爷奶奶催他再婚,大伯便放下了狠话:“以后没有三个人,我就再也不回万家院子。”所谓三个人,无非就是老婆、孩子和自己。可是,因为这句话,他真就为此付出了余生的代价。他虽然也想家,也经常给家里寄些钱,寄些鱼虾,寄些衣物,也欢迎家人去看他,但他再也没有踏上归程。 然而,大伯可曾知道,父老乡亲,尤其是爷爷奶奶的思念,已成为拉不动的船帆,扛不起的大山,沉重得不能呼吸。一天一天,爷爷奶奶是快速苍老,积郁成疾。
大伯一直没有成家,后来爷爷奶奶便与父亲母亲和大伯商量,把我过继给他做儿子。我便去了。先是清早在岩口拦一辆拉货的顺风车,翻山越岭四百里到达常德;再从常德凌晨坐上机帆船,穿过茫茫洞庭到达茅草街;再拦上刚从赤山岛过了轮渡的班线车,摇摇晃晃辗转到达河坝镇。河坝镇,便是大通湖农场场部,便是我新的家。在那无边的湖水、芦苇、荷叶和田野上,我很惶惑。大伯对自己要求很严,对我要求也很严。 在农场场部,尽是砖房,只剩最后一排芦苇草房。作为领导干部的大伯,就住在这排草房里。屋内的陈设,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几乎赶不上万家院子的大部分人家。每天,必须清早去旁边的竹林里锻炼身体,然后念报纸,再然后去食堂吃早饭。白天干正事。晚上,依然是学习,锻炼。一到冬天,日子就很不好过。那原野上的风,无遮无拦,长驱直入,仿佛要掀翻屋顶。有时想在家里煮点糍粑面条,却怎么也找不到柴火。在场部院落的竹林里,我把干竹枝找完了;在附近湖堤上,我把干芦苇找完了,把干牛粪也找完了,甚至把行人擦完屁股的草纸木棍也找完了;在要死不活的灶火里,才勉强煮熟糍粑面条。一天一天,日子难熬。最是忍受不了的,除了大伯,我几乎是举目无亲。而与大伯,也无法进行暖心顺畅地沟通。他的固执,超出想象。实在搞不习惯,我便跑回了万家院子。
后来。爷爷去世了,大伯没有回去,只发了一份电报。奶奶去世了,大伯也没有回去,也只发了一份电报。是不是他的心已经死了?其实,也未必尽然。我有时去看他,他一个人常常坐在湖堤上,望着故乡的远方,发痴发呆。他的心中,未必没有万家院子。后来,他退休了,我便运作把他弄回张家界养老,他却一口回绝了。他八十二岁那年,我正在永顺县小溪开会,大通湖农场办公室的老胡给我打电话,说大伯去世了,已走了几天,后来撬门才发现的。万家院子的亲人们再次见到他,已是整整五十年后。而如今,只是一盒骨灰。大伯在追求他的诗和远方,可是他在远方,是一地鸡毛,哪有诗情画意?
常常,万家院子里的乡亲们会与外人很自豪的宣称,我们院子里有多少多少人吃国家粮;最大的官是谁谁谁,已到什么什么级别;读书最多的是谁谁谁,已是什么什么文凭和职称;赚钱最多的是谁谁谁,已有多少多少资产。这份宣称,未必不是给年轻人树立人生只走“独木桥”的样板,未必不是给人与人之间带来攀比,未必不是给世道人心带来一些隔膜。我不反对山里人离开乡土,换一种活法;不反对每个人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孜孜以求;更不反对人往高处走,拼出一个人生精彩。可是,当人心向往那个远方时,又有谁人知道那远方的难?而已经身在远方的人,面对骨感的现实,又何曾记得当年的雄心壮志?在那光鲜亮丽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痛苦和泪水?
我从十二岁那年离开万家院子,开始离开父母,独自踏上求学、工作的旅程,从县里到市里,再从市里来到省城。一路打拼,虽然收获了不少喜悦,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却总是感到十分孤独。故乡的万家院子还在向往着那无限美好的远方,而在远方的我却在回望那遥远的故乡。
我始终以为,远方是生计,而故乡才是诗情。故乡,有厚实的土地,有血脉的根系,有温暖的亲情,有疗伤的神药,有豁达包容永不厌弃的怀抱,更有铸飞一个新的梦想的产床。而这,才是满满的诗情。换了一种生存方式的远方游子,同样离不开油盐酱醋,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游子是孤独的,他看不到多少亲人朋友,他是没有血缘根脉的浮萍,他无法及时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态。在苦闷时,靠一支烟缠绕,靠一杯酒麻醉;在喜悦时,独自偷偷一笑,或是去那江边草地一阵奔跑,大喊两声。
原来,诗与远方是不能捏在一起的,它们终究只是一个生命线段的两个端点。一个人的精神原乡,永远留在了故乡那片热土上。即便故乡依然简陋,依然粗糙。难怪,一到逢年过节,全国的交通组织便是十分困难。因为,那是千千万万身在远方的游子,经不住情感的折磨,纷纷急迫地逃逸似地离开一座座空城,从千里万里之外,和自己落在故乡的灵魂,再次融身。
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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