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一次信息传播生态与乡土社会形态的重塑过程。在数字浪潮奔涌的当下，媒介已超越单纯的记录者与传声筒角色，日益成为激活内生动力、凝聚社会共识、创新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力量。媒介融合与传播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嵌入并推动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

本组策划聚焦于这一时代命题，旨在从多元视角出发，系统探寻媒介与乡村互动的崭新逻辑。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一幅立体图景：从主流媒体如何优化舆论动员路径、承担“举旗定向”的使命，到短视频平台如何在“去中心”与“再中心”的张力中构筑富有活力的民间话语场域，再到数字媒介深度融入乡村治理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研究分别着眼于顶层引导、民间表达与基层治理革新，既呈现技术赋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亦冷静审视其背后潜藏的数字鸿沟、指尖形式主义与治理伦理等深层问题。

本组探讨力图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视角，呼唤一种更具包容性、人文关怀与系统思维的乡村传播观及实践观。我们期望通过对这些前沿议题的梳理与反思，能够为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富有生命力的乡村现代化传播路径贡献一份绵薄而坚定的思想力量。

文/廖洁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执政根基的稳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与此同时，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并重塑着乡村社会。

数字技术的兴起并非仅仅是外部变量，而是重塑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内生变量，数字媒介成为连接村委与村民的新纽带。它为破解传统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参与渠道不畅、动员能力弱化等难题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然而，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其应用效果深受特定社会文化情境的制约。在数字技术快速下沉乡村的过程中，一系列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例如：技术是赋能了全体村民，还是造成了新的边缘化？数字工具是简化了工作流程，还是制造了新的考核负担？在数据化生存的今天，村民的隐私如何保障？

一、数字媒介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现状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进程已从零星试点发展为普遍现象，从最初的办公自动化转向全面的“互联网+治理”，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格局。一方面，在以微信群为基础建立的梯度沟通体系上，数字媒介应用正逐步向功能集成、管理规范的政务App及地方“数字乡村”平台等更高阶形态演进。另一方面，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改善，更体现为治理主体的行为转变，从单一的信息发布，转向涵盖线上议事协商、短视频政策宣传及“随手拍”即时回应等多元互动的应用矩阵。

其中，以微信群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是应用最广泛、最深入的媒介。微信因其低门槛、高渗透的特点，实现了对传统乡村人际网络的数字化平移。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一个或多个微信群，如覆盖全体村民的“村务公开群”、由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议事决策群”、按地理片区划分的“网格管理群”，以及应对特定任务（如疫情防控、防汛抗旱）的临时工作群。这些微信群已成为村级组织发布信息、收集民意、进行社会动员的首选渠道，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数字底座”。

在微信群的基础上，功能更集成、管理更规范的村务App或地方政务平台内嵌的“数字乡村”模块也逐渐普及，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例如，浙江省的“浙里办”App集成了村级事务办理、政策查询、财务公开等多种功能，村民通过一个平台即可实现“指尖办事”。这类官方主导的平台试图将碎片化的线上治理行为整合起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流程的标准化，代表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更高阶形态。

此外，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在乡村治理中扮演意想不到的角色。许多“网红”村干部通过短视频宣传防疫知识、解读惠农政策、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成为政策传达和乡村形象塑造的新窗口。

我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呈现出由非正式社交工具（微信群）向正式治理平台（村务App）演进，由单一信息发布向多元互动服务拓展的趋势。但地区间的数字技术应用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其深度和广度与当地的经济基础、干部数字素养、村民接受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二、数字媒介赋能乡村治理的主要维度

数字媒介对乡村治理的赋能，本质上是通过信息传递的重塑，优化权力运行、资源配置与社会参与的逻辑。

数字媒介的深度嵌入，首先极大地提升了村务管理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构筑起一道“数字看板”。

传统的村务公开多依赖于村委会门口的实体公告栏，信息更新滞后且覆盖有限。如今，村干部可以即时通过微信群或村务App发布诸如村集体“三资”管理状况、惠农补贴发放明细、重大项目决策等信息。例如，在浙江某村的“三资”管理中，村集体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通过村务App实时公示，附上发票照片和经手人信息，村民可以随时查阅和质询，有效杜绝了过去的“糊涂账”。这种“全程留痕”的线上公示，对村干部的行为构成了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是提升基层组织公信力的有效手段。

其次，数字媒介为村民拓宽了民主参与的渠道，形成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线上议事厅”。在四川某村，关于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改造用途的讨论，就是通过村民主群发起的。村民们在线上热烈讨论，提出了改造成养老服务点、电商直播间、儿童活动中心等多种方案，并进行了多轮投票，最终的决策充分吸收了民意，避免了以往村干部“拍脑袋”做决定的情况。村民遇到邻里纠纷、设施损坏等问题时，也可以通过“随手拍”上传至村务群并@相关负责人，这种模式大大缩短了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链条，提升了治理的即时回应性。

再者，数字媒介在社区动员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即时响应器”功能，显著强化了乡村的应急与协作能力。在疫情防控期间，许多村庄的网格员通过微信群实现了“秒级”响应。一条“某户需要代购生活物资”的信息发出后，群内的党员志愿者立刻“接单”，迅速完成了采购和配送，展现了惊人的社区动员效率。无论是组织环境卫生整治，还是为村里困难户发起爱心募捐，微信群都能快速集结人力物力，群内的互动与点赞也无形中强化了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

三、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的困境与挑战

“指尖上的村庄”在展现其高效与便捷的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困境与挑战。在农村，大量老年人及低教育水平群体正沦为“数字难民”；技术的便捷性在某些行政逻辑下异化成了新的负担。数字空间对实体物理空间的替代，正在重塑乡村的社会生态。

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生活和治理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新型社会排斥。在广大乡村，仍有大量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者因缺乏智能设备或操作技能，被无形地隔绝在数字化治理体系之外。一位西部地区的老党员曾无奈地表示：“村里现在发通知、交党费都用微信，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感觉自己被组织抛弃了。”这种“数字身份消失”现象，使一部分群体在村庄公共生活中逐渐失声，其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际上被悬置了，这与治理的包容性原则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技术的便捷性已然异化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导致治理行为的内卷化。有基层干部吐槽，一天要关注十几个工作群，上级部门要求“收到请回复”“活动照片及时上传”，大量时间被耗费在“指尖留痕”上，真正下到田间地头解决问题的时间反而少了。这种“线上很热闹，线下冷清清”的现象，是数字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工作重心从解决实际问题转向了迎合线上检查的“表演式治理”，不仅加重了基层负担，也让治理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

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风险是另一项严峻挑战。在各类村务群中，包含村民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贫困状况等高度敏感信息的表格被随意转发，几乎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村民在享受办事便利的同时，也沦为了数据风险下的“透明人”。某地在公示贫困户信息时，将包含详细个人信息的Excel文件直接发到村民大群，虽为求公开，却极大增加了信息泄露和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村一级普遍缺乏数据安全意识和管理规范，为未来的治理埋下了巨大隐患。

最后，数字媒介对传统社会交往模式的冲击亦不容忽视。过去，村庄的公共舆论和情感凝聚主要形成于村口、祠堂等实体空间中的“面对面”交流。如今，越来越多的互动转移至线上，可能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还容易使意见分歧升级为言语冲突，线上的矛盾延伸至线下，反而可能激化邻里矛盾，破坏“熟人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 、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面对上述挑战，实现数字媒介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良技善治”，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主义思维，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数字化乡村治理新模式。

首先，必须着力弥合数字鸿沟，构建包容型治理体系。在持续推进乡村网络覆盖的同时，更要开展针对老年人等群体的专项数字技能培训，并通过设立线下服务点、鼓励年轻人“结对帮扶”等方式，手把手地教他们使用。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坚持线上线下渠道互补，在推行数字化治理时，要保留并优化村民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大喇叭广播等传统渠道，确保所有村民的权利都得到保障。

其次，坚决遏制形式主义，重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实质性治理逻辑。上级部门应改革对基层工作的考核方式，减少对线上“留痕”的过度依赖，将评价重点放在群众满意度和实际成效上，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同时，应对村级微信群等数字工具的使用进行规范，建立“群组公约”，明确信息发布规则，避免信息轰炸和不必要的打扰，推动各类村务App的功能整合，避免“指尖上的政出多门”。

再者，必须尽快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规范，为数字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应在乡镇或县域层面出台指导性文件，明确乡村数据收集、使用、保管的边界与责任，严禁在公开群聊中发布敏感个人信息。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和村民的网络安全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便捷与安全需要同步，个人信息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

最后，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以数字技术重塑而非取代乡村社会交流形态。应善于利用数字媒介的动员优势，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线下社区文化活动，将线上的虚拟连接转化为线下的真实互动，增进邻里感情。村干部和乡贤应在网络议事中扮演好“引导者”和“调解员”的角色，培育理性包容的讨论氛围，将“指尖上的村庄”建设成一个既能高效议事，又能凝聚人心的数字共同体。

结语

“指尖上的村庄”是数字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生动写照，它既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机遇，也是一场关乎治理理念与实践的深刻变革。数字媒介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在其光鲜的应用背后，“数字鸿沟”、形式主义、隐私风险等挑战真实而迫切。未来的探索方向，不应只是技术的继续叠加，而应是治理体系的优化与人文精神的回归。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确保技术普惠而非排斥；坚持实事求是，让技术服务于解决真问题而非制造新负担；坚持安全为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守住底线，我们才能真正驾驭好数字技术，让“指尖上的村庄”不仅高效运转，更充满公平、正义与温度。

（作者单位：长沙工业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廖洁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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