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双乔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政治生涯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急转直下，于永贞元年（805）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的永州生涯（805-815），是柳宗元人生中最困顿、最孤寂的时期，却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井喷期”。他在此地留下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传世之作，包括将山水游记文学推向巅峰的《永州八记》，以及抨击时弊、忧怀民瘼的《捕蛇者说》《三戒》等不朽名篇。这些作品，不仅奠定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更重新书写了永州的文化身份，将一片地理边陲提升为文学高地。

以往对柳宗元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思想、散文成就及贬谪心态的分析，而从“地域与文化形塑”角度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柳宗元通过他的笔墨，不仅记录了一位士人的苦难与坚守，更深刻地参与了永州的文化建构。本文旨在突破传统的纯文学研究框架，结合文学地理学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柳宗元如何通过“永州书写”，重新发现、诠释并最终“形塑”了永州的文化形象，使其从唐人心中的“蛮荒之地”转变为后世文人追慕的“文化圣地”。这一过程，既是个体与地域的相互成就，也是文学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经典案例。

一、柳宗元的永州书写

（一）柳宗元对永州自然景观的文学再发现

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古称零陵，常作为贬谪官员的安置之所，是中原士大夫眼中远离政治中心的“烟瘴之地”。《永州府志》谓永州：“踞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接五岭。潇湘之水南北汇流，九嶷诸山左右环列。周秦以来，列于荒服者，盖以征发期会，每多远阻也。”[1]在柳宗元贬谪到来之前，永州的山水被视为王化未及的蛮荒景观，缺席于主流文化视野。柳宗元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贬谪永州之初，柳宗元仕途受挫、境遇孤苦，母亲病逝更使其精神倍受摧折。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的心态是：“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2]然而，经历过痛苦与迷茫后，柳宗元以坚韧的心境在永州山水间重建精神家园。宋代文学家汪藻《柳先生祠堂记》云：“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3]永州同样是命运对柳宗元的玉成。

在此之前，永州的许多山水本无名称或仅有当地土名，柳宗元以其文人之笔为之命名，如“钴鉧潭”“小石潭”“袁家渴”等，使之进入中国文学的版图，成为后世文人寻访、唱和的文化地标。柳宗元在永州的诗作也可以看出他对永州山水的开拓，如《夏初雨后寻愚溪》诗中“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2]一联中“试荒泉”的动作，充满了对陌生、未开化之地的探索性。清人王日照在其诗作《愚溪怀古》中写道：“山水得名从此始，非公谁与破荒烟？”[4]，点明柳宗元以文学之笔驱散永州文化“荒烟”，使无名之地获得历史与审美意义。

《永州八记》中，永州山水并非北方的雄浑，也非江南的秀丽，而是 “幽奇孤峭”的姿态。在柳宗元看来，钴鉧潭“颠委势峻，荡击益暴”[2]，小石潭“水尤清冽”“蒙络摇缀，参差披拂”[2]，袁家渴“重洲小溪”“澄潭浅渚”[2]，皆呈现出原始、野性的美感。正是这种被主流忽视的幽境之美，吸引了同样被贬的柳宗元。他自称“僇人”，初至永州时“恒惴慄”，终日“施施而行，漫漫而游”[2]，与永州山水的“遭遗”境遇相互映照。《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更成为其才情被埋没的象征：“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2]柳宗元藉山水寄托孤愤与不平，使永州山水获得了人格化与精神化的深层意蕴。

（二）柳宗元对永州山水作品的范式创新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山水书写的核心文本。同样，柳宗元可考的永州山水诗作亦有百余首。在这些诗文中，柳宗元完成了几项关键的文化工作。

柳宗元善于发现平凡乃至荒弃之地的美。《钴鉧潭西小丘记》将一处无人问津的小丘写成“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2]的奇景，赋予无生命的岩石动态与性格，展现出他对自然物的再发现。柳宗元自认已游遍永州，却还是发现了“怪特”的西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2]并进一步将西山人格化，赋予其“特立”的品格：“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2]这种对“丑中之美”“僻远之奇”的发掘，体现了柳宗元对山水的精神共鸣与再创造。同样还有柳宗元的诗歌中大量使用的“愚”字，如《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夏初雨后寻愚溪》等。“愚”字本身就是一个反传统的标签，柳宗元不仅不以“愚”为耻，反而以此命名身边的溪、池、丘，将一种被贬斥的政治身份投射到地理空间上。柳宗元由物及人，在此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柳宗元在山水书写中寻求精神解脱，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情感与哲理思考，实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2]的诗文境界。《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澄澈之境，最终归于“凄神寒骨，悄怆幽邃”[2]的孤寂。在《钴鉧潭记》结尾，柳宗元直接表达永州山水之美让他暂忘故土之思：“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2]山水之景与贬谪之士的心境融合，创造出一种凄清、幽深、高洁的审美范式，重新定义了永州山水的精神气质。

在永州诗歌中，柳宗元进一步通过凝练的意象，描绘出永州的整体氛围。最著名的莫过于《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2]这首二十字的小诗，勾勒出一个万籁俱寂、纯洁孤高的冰雪世界。诗中的“永州”被抽象为一个孤洁清高的精神高地。那位“独钓寒江”的渔翁，既是诗人的自况，也成了永州文化精神的永恒象征。此外，《渔翁》诗中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渌”[2]，则表现人与自然的冥合之美，进一步强化了永州空灵、静谧的地域意象。

通过诗文创作，柳宗元成功地将永州的自然景观“文本化”和“经典化”，使“幽寂”“清冷”“奇崛”成为新的审美范式。明代茅坤的评价揭示了柳宗元与永州山水的互相成就：“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5]。永州山水，因柳宗元的发现而拥有了灵魂；柳宗元也因这些山水，完成了自我的疗愈与超越。

（三）柳宗元对永州社会人文的深度介入与书写

柳宗元对永州的书写并不止于山水描摹，更关涉社会与人文。作为一个有强烈儒家济世情怀的士大夫，即使身处贬谪，柳宗元仍关怀着永州民众。

“永州之野产异蛇”这一独特的地方风物，直接催生了《捕蛇者说》[2]。柳宗元通过蒋氏三代宁愿冒死捕蛇以抵赋税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树立起 “为民请命”的精神丰碑。寓言《三戒》[2]虽未直接书写民生疾苦，却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破坏社会规则的三类人：依靠非常态庇护的“麋”，无真才实学的“驴”和被权力纵容的“鼠”，揭示社会失序才是导致民生疾苦的根源。其诗《田家三首》中“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2]等句，更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的真实写照。柳宗元以文代言，使永州文化超越山水意境而具有思想厚度，成为士大夫忧国忧民精神的象征。后世亦不乏士大夫追寻柳宗元足迹而来，为永州留下了更多文化遗迹。严嵩拜谒柳子庙作《寻愚溪谒柳子庙》，将象牙朝笏供奉于柳宗元塑像手中，既赞颂柳宗元“文章卓荦生风雷”的文学成就，又感叹“才子古来多谪宦，长沙犹痛贾生辞”[3]的命运。此笏后成为柳子庙的镇庙之宝。

柳宗元将深沉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注入了永州的地方文化基因。后世人提到永州，不仅会想到幽美的山水，也会联想到《捕蛇者说》等诗文所代表的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

二、柳宗元对永州的文化形塑

柳宗元并非永州文化的被动记录者，而是主动的建构者和塑造者。他主张“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意谓自然之美需因人而显。柳宗元以诗文赋予永州山水以文化意象，使其由“自然存在”升华为“文化象征”。从此，永州与柳宗元的名字紧紧绑定，成为承载着失意文人的不屈精神、蕴含着深刻哲学思考的文化符号。

（一）永州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义

1.山水文学的胜境

柳宗元对永州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重塑其文化身份与地位。此前永州被视为“蛮荒”与“贬所”，在中原文化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经由柳宗元的诗文书写，“当年非柳子，谁能发其覆”[6]，永州由地理边缘跃升为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中心”之一。因《永州八记》，永州成为中国山水散文的朝圣地之一。从《永州县志》中所载《携柳记寻八愚旧迹不得》《携柳文寻钴鉧潭》等诸多诗作可见，后世文人墨客循着柳宗元的足迹，纷纷前来寻访钴鉧潭等地，并题咏唱和，持续丰富着永州的文化积淀。钱邦芑赞为：“楚南山水奇，荒遐无人识。忽遇柳公来，木石俱生色”，这一诗句象征柳宗元赋予永州以文化生命，使其由“蛮荒之地”转化为山水文学的圣境。

2.贬谪文化的高地

柳宗元在《永州八记》开篇便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2]可见柳宗元以贬谪心境引入游记，将个人命运与山水探索紧密结合，奠定了“游以遣怀”的抒情基调。后又在诗中将自己的居所直接称为“囚居”，周围的景物也带上了禁锢的色彩：“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悬蟏蛸。”[2]蓬艾、蟏蛸这些杂草和小虫，是居所荒废、无人问津的象征，传统山水诗会回避这些“不美”的意象。但柳宗元坦然写出，以环境的荒凉映衬心灵的孤寂。柳宗元将个人悲怆化为坚贞之美，以贬谪经历塑造了永州独特的文化气质，使永州成为贬谪文化的重要地标。

柳宗元的诗文，成为构建永州地方文化记忆的核心文本。人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来想象和认识永州，永州也借助这些作品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文化生命。

（二）后世的文化接受与地域认同

柳宗元的永州书写经历了从个人表达到地方认同，继而成为共同文化记忆的过程。此一传统被后世不断追慕与延续，柳子庙的修缮、碑刻诗文的留存及当今学界的持续研究，都表明这种对话从未停止。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载：“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3]柳宗元的不幸成就了永州的大幸。如今，柳宗元已经内化为永州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持续地参与着永州文化的现代建构。

1.景观的固化与纪念

后世为了纪念柳宗元，在其曾经游览和书写过的地方修建了愚溪、柳子庙等景点。北宋至和三年（1056），永州知府柳拱辰建“柳子厚祠堂”于华严岩州学东侧。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汪藻再次重修柳祠[7]。明清年间，柳祠多次重修，并留下《祭柳侯文》等数篇祭碑文。愚溪岸边柳子庙所在街道被称为“柳子街”，永州城外柳宗元常去散步的水塘，被称为“司马塘”。这些实物景观将文学中的地名固化在大地上，形成了“文地互证”的文化景观。祭祀柳宗元的习俗延续千年，成为一项永州重要的文化仪式，已于2009年和2015年分别被列入零陵区和永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遗迹，丰富了永州作为历史名城的文化内涵，表达了永州人民对柳宗元的爱戴之情。

2.地方文化的核心资源

时至今日，柳宗元依然是永州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柳宗元与永州”成为学术研究、文化旅游、地方认同的核心议题。柳宗元将居所旁的冉溪更名为“愚溪”，并构筑了愚丘、愚泉等“八愚”景观。以柳子庙、柳子街、愚溪为核心的“柳宗元文化旅游区”已成为永州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千百年来，柳宗元的诗文不仅塑造了永州的地方形象，更成为其文化自信与精神认同的根源。

这种由一位文学巨匠因其特殊的个人遭遇而深刻地改变地方文化命运的现象，揭示了文学与地域之间强大的互动关系：伟大的文学不仅可以反映地方，更可以创造地方。可谓“世无子厚，山川之秘奥，遂乃千古无闻”。

三、结语

柳宗元的永州十年，是一场个人不幸与文学大幸的复杂交织。通过其极具深度与感染力的“永州书写”，他从自然和人文两个层面，重新发现、诠释并最终形塑了永州。在自然层面，他以《永州八记》等诗文，将蛮荒之地提升为山水胜境，赋予了永州山水清幽、奇崛的审美品格；在人文层面，他以《捕蛇者说》等作品，深切关注民生，将批判现实的精神注入地方文化基因。柳宗元将自身的情感、命运与这些荒凉孤僻的山水完全融合。这些意象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一个贬谪士大夫的孤独灵魂、不屈意志和深刻的思考。正是这种“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极致书写，使柳宗元在永州的诗文创作成为中国贬谪文学中不可逾越的高峰。

最终，柳宗元凭借其文学的力量，成功地将永州从一个地理上的贬谪之所建构成为一个文化上的精神高地。他不仅为永州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经典，更为其奠定了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宏大叙事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柳宗元与永州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人地互铸”的典范，充分证明了文学在参与地域文化建构、塑造地方认同方面所能发挥的巨大而持久的作用。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许双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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