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先枢

辛亥革命前后，一种新式的戏剧剧种——话剧，又称新剧，俗称“文明戏”首先出现在省城长沙。辛亥革命前夕，长沙的革命宣讲活动极为活跃，许多学生采取化妆演讲、白话演讲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之后，学生们开始化妆用白话表演，时称学校剧，可谓是长沙话剧的先声。

1912年，欧阳予倩邀请春柳社成员陆镜若等人来长沙演出，此为长沙有话剧演出的开始。1913年，又召集一批有志青年参与演出，影响所及，长沙先后成立了社会教育新剧团和文社等话剧团，民国初期的话剧多为家庭剧，由于贴近生活，许多剧目上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尤其在长沙各级学校同学会中广为流行。

话剧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有着密切关系，1907年，欧阳予倩、曾孝谷、李叔同等深受西学和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春柳社”，采用分幕布景的方式以华语公演《黑奴吁天录》，是为中国近代话剧诞生的标志。之后，王春华在上海组织春阳社，翻演《黑奴吁天录》，是为中国本土话剧演出的开端。随着欧阳予倩等一批富有爱国精神、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陆续归国，他们开始运用这一新式宣传武器鼓吹革命、宣扬新思想。此时的话剧演出大多集中在上海，尚未深入内地。

在辛亥革命前夕，随着民主革命高潮的日益高涨，长沙的宣讲活动也日益活跃，形式多种多样，长沙的学生就经常采用化装，然后用说白话的形式进行宣讲活动，已具备近代话剧的雏形。

1907年春柳社公演《黑奴吁天录》剧照

1913年春天，国民党湖南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龙璋、周震鳞等颇具影响力的士绅积极引进新剧，他们认为“通俗教育为万政待举之首图，编演新剧为通俗教育之急务”，于是决定“仿照东西各国剧法，组织社会教育新剧团，编演剧类，而“期于针砭恶俗，启迪愚蒙”，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在原先设立的社会教育团下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个话剧团体——社会教育新剧团。该剧团成立后，即首先从上海邀请欧阳予倩及春柳社、上海新剧同志会来长沙演出，同时也邀请了上海另一知名话剧人士上海进化新剧团名角顾无为同来长沙串演。欧阳予倩带领春柳社成员来长沙演出话剧，为长沙近代话剧的开始。

长沙社会教育新剧团带有营业性质，外聘话剧名角或以长沙本地新话剧演员为班底而组建，这些剧团除行政事务人员外，最主要的就是演员，同时还设有专职或兼职编剧、导演、布景、道具、灯光、效果等人员，有的还另有乐队或歌舞队。还有其他一些剧团，人员最多50人，最少15人，一般为30人左右，其经营方式与薪酬，大都与长沙职业戏曲班相同。欧阳予倩及顾无为等上海话剧团来长演出，所排剧目，目的在于启发民众，宣扬新式理念。前往观看演出的以政界、学界中人最多，虽然票价不菲，需一元之昂，然而观众热情不减，演出时座无虚席，新式剧种从一开始便显示了对民众的吸引力。

1913年秋天，社会教育新剧团由长沙左文襄祠迁往大东茅巷小瀛洲演出，并更名为文化新剧团，又邀请话剧名角陈大悲、汪忧游等参与演出，所上演剧目大多为历史剧。1914年春，来长沙演出的话剧演员相继返沪，文化新剧团营业不久即告衰落。无奈再次改组，更名为进化新剧团，迁育婴街演出，并由《湖南日报》编辑徐汉涛主持相关事务，采取降低票价等措施，吸引客源，经营状况一度曾有所好转。

1915年前后汤芗铭都督湖南时，话剧团体曾遭取缔，但是欧阳予倩播下的话剧种子，已经植根于湖南，尤其是青年学生及其他爱国知识分子，更是认识了话剧，了解了话剧，更学会了如何利用话剧来进行宣传，以更有效地唤醒民众。1916年春，袁世凯称帝，举国唾骂，长沙修业学校校友会组织化装讲演团，在原善化县文庙（即今大古道巷东文庙坪），演出话剧，据说其演员中有当年春柳社和文社的人参加。浏阳欧阳予倩看了这次演出，在《长沙日报》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其一曰：“春花春柳总尘埃，文社飘零剧可哀。不道当年广陵散，又随杜宇过江来。”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生、兰客，笔名春柳、桃花不疑庵主，浏阳县人。欧阳中鹄之孙。15岁留学日本，参与“春柳”戏剧社创立，1907年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获极大成功。1911年回国组织“新剧同志社”等戏剧团体，积极倡导话剧，并写作大量剧本。同时迷上了京剧，从名旦小喜禄专学青衣。其行径曾引起家庭反对、亲朋责难和社会非议，他却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这年冬，家里促归，他临行前还在张家花园登台演出京剧《宇宙锋》。1913年，欧阳予倩在长沙参加社会教育团，在北正街左文襄祠上演湖南第一幕新剧《家庭恩怨记》。接着又编了针砭时政的《运动力》。上演后引起当局不满，以致社会教育团解体。于是另组“文社”，在原长沙府学宫(今长沙市西文庙坪)继续演出，编演了红楼戏《鸳鸯剑》，自饰尤三姐，轰动一时。

欧阳予倩

文社积极鼓吹民主革命等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并不顾长沙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强行以学宫街明伦堂做为演出的舞台，先后上演《热血》《不如归》《猛回头》《运动力》《社会神》等剧目，对长沙社会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文社上演的都是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宣扬新式民主自由等观念的剧目，理所当然的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不满和反对。汤芗铭督湘，“文社”被封闭，成员遭捕杀，欧阳予倩脱险回到浏阳。翌年春复去上海，在外滩办春柳剧场，演出京剧《玉堂春》《祭塔》等，一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1922年，浏阳遭大旱，欧阳予倩先后两次率团回长沙义演救灾，桑梓之情，可昭日月。欧阳予倩还进行过改良京剧的尝试。1919年在江苏南通开办中国最早的培养京剧演员的伶工学校。1921年举办民众戏剧社，创刊《戏剧》。1926年参加“南国社”，开始从事电影工作。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抗日战争期间与田汉等人在长沙、桂林等地组织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有《欧阳予倩剧作选》传世。

在五四运动以前，话剧团演员都是男性，“五四”之后，女演员始登上舞台。此后，话剧在长沙民众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长沙的青年学生以及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继承和掌握了话剧这一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每遇到重大历史关头，在长沙街头都可以看到青年学生们排演话剧的身影。虽然，长沙初始时期的话剧在表演上尚有些生硬，在认识上略显幼稚，表演服装欠缺，存在模仿照搬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剧种，它的诞生，不但丰富了长沙地区的戏曲艺术，而且以其通俗易懂、易看、灵活机动、贴近民众的特征，在社会宣传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夏成立的冻雨剧社影响较大，在短短的两年间，先后在远东剧院演出过《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话剧。每次演出后都编有《冻雨周刊》专栏在《大公报》发表，时称“长沙剧运的先锋”，传播了反封建的斗争意识，锻炼培养了一批进步的演艺人才。1930年7月，红军一度进占长沙，其负责人左天赐由于参加红军担任《红军日报》编辑，冻雨社因此停止活动。之后，朱之倬等另行组织青春文艺社，初有成员10多人，1934年，逆流剧社部分社员转入，青春文艺社发展至40来人，出版过《青春周刊》，公开号召青年要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以人类与民族的前途为目标，追求“光明与热情”，反对封建腐朽与堕落，并力主抗日。10月，该社在青年会游艺场公演话剧《他们四个》《黎明》等，受到民众与媒体的肯定与好评，当时的《市民日报》载文赞扬：“在沙漠似的长沙，有人能掏出血汗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是值得欢迎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国防戏剧运动”的旗帜下，话剧由于符合时代要求，日益受到民众的认同和喜爱。长沙戏剧界还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国民日报》辟有戏曲副刊《长沙戏剧界》，征集新剧本，开展戏剧评论，宣传爱国抗日，推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l933年成立的逆流剧社以“谋求发展中国话剧，帮助社会教育”为目的，时常进行演出，以推动话剧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逆流剧社也加入抗日宣传洪流，先后演出《日出》《黑地狱》等剧目。白雪抗敌剧团的前身是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白话剧团。l933年，改名为白雪剧团，l936年，抗日救亡运动波及湖南，该团演出《复活的怒吼》，以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精神。次年，“一九三六剧社”部分社员转入，改名白雪抗敌剧团，有团员30多人，先后演出《为国牺牲》《杀尽倭奴》时，观众为之流泪。此后继续积极为抗日募捐义演，公演《死亡线上》《最后一幕》，所得收入捐献出来为前方将士缝制寒衣，还组织农村化装讲演队及街头话剧队，并常赴湘潭及长沙城乡演出街头话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活跃着众多话剧社团，学生们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出，宣传抗日，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精神。这一时期著名的社团有：

一致剧社。1937年10月，由民国大学学生和流亡来长的外地青年，经陈定、关穆等发起组成。1938年初充实和扩大阵容，董每戡任导演，后兼社长，其时有社员30人，其中主要成员有贺镜清、胡蒂子、陈新、张曙、张时、陈明、蒋砺等。1938年4月，举行第一次公演，后又参加多次广场联合公演，每日两次去电台进行话剧播音，影响日大。同年6月社员增至90人，把《争自由之歌》（董每戡词、冼星海曲）作为社歌。他们实践了社歌的要求，成了抗战初期长沙剧运的台柱。1938年8月，长沙市紧急疏散，一致剧社改组为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去常德、沅陵等地坚持活动。1939年被迫解散。在长沙演出剧目有《最后的吼声》《火海中的孤军》《敌》《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人》《古城的怒吼》等。

长沙儿童剧团。1938年4月在田汉、洪深等关怀和支持下组成。团长田海男（田汉儿子，时明德中学学生）。该团成立后，利用课余时间在青年会分头集合练歌、排戏，每逢周末、星期日晚集中活动。开始主要从事播音、街头宣传以及慰问伤兵和难民。后曾与长沙战时儿童服务团联合公演，并将演出收入全数捐给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中华儿童血》等儿童话剧，系剧团自己创作。1938年8月住地被日机炸毁，成员向大后方撤离，后并入闻名全国的孩子剧团。

育英儿童抗敌剧团。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市育英小学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1938年1月学校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在东乡设立了分校，同时开展了“读书会”“识字班”“街头学校”“流动图书馆”以及抗敌戏剧、歌咏活动，培养了一批进行文化宣传的儿童骨干，经常参加市内学生救亡活动和演出。长沙大火后，学校挑选近20个具有一定条件的学生于12月25日成立抗敌工作团，由校长孙伟领队，在市区、市郊以及邻县巡回开展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至1940年停止活动。

长沙育英儿童剧团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1937年秋，由熊佛西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剧团（后改抗战剧团）来长沙。其时长沙抗日救亡话剧尚处于启蒙阶段，话剧在民众中尚无根基。平民教育抗战剧团来长后，有演员60人，自11月1日起至18日止，连续公演了19天，演出《后防》（熊佛西编剧，杨村彬导演）、战歌（杨村彬编剧，贺孟虎导演）、《一片爱国心》（熊佛西编导）、《电线杆子》（周彦编剧，刘江导演）等剧目，共演了40来场，场场满座。熊佛西自称“是他干戏剧运动以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话剧从此赢得了长沙观众的喜爱。此后，该团根据自己倡导的“穿过都市，深入农村”的口号，在长沙稍事停留之后他去。

国立南京戏剧学校巡回公演团。1937年秋，国立南京戏剧学校“为唤起全国民众巩固后防”，“组织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至各地公演”。9月初，随学校迁来长沙，月底在民众大礼堂公演《最后关头》，当时报纸称赞：“诚不愧为振聋发聩抗敌救亡之名剧，观众千余人，莫不感动非常，亟思奋起杀敌”。此后，经常参加长沙各重大活动的联合演出，11月初又以该校研究实验部师生组成一巡回公演队，在长沙城郊及邻县作抗日救亡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立剧校专业性强，经常为各演出团体以培训指导，并为长沙带来了一批抗日名剧，为湖南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间，国立剧校演出的剧目还有《炸药》《反正》《毁家纾难》《雷雨》《日出》《香姐》《警号》《东北之家》《疯了的母亲》等。

1937年9月3日《力报》载向培良导演、国立戏剧学校公演《最后关头》广告

国立戏剧学校校徽​

长沙临时大学剧团。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迁来长沙后，1937年10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需要，年底组成临大剧团，并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之前夕》（根据阳翰笙《前夜》改编）。此后，积极参与省会各种重大活动的联合演出，同时也多次进行街头演出。该团主要导演有李也非、陈诠、蒋萍，主要演员有宋哲夫、吴天若、高景星、刘雷、何方等。临大剧团还排演了《夜光杯》，但因1938年春学校迁滇，而未能和长沙的观众见面。

这一时期，田汉、洪深、白薇、曹禺、熊佛西、孙伏园、成仿吾、欧阳予倩、欧阳山尊、吴祖光、向培良、董每戡等人，都在长沙从事过文化活动，有的主办演讲，有的直接组织抗日戏剧活动，对促进长沙戏剧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注释略）

摘自《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2017年岳麓书社出版，郑大华主编，陈先枢著

作者：陈先枢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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