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了祖国大地，也吹拂着我的家乡——位于澧阳平原腹地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镇翊武村。我1974年秋天离开生产队到常德师范学校读中专，实现了跳出“农门”吃“商品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么多年，我每年回乡一到两次，父母在世时每年春节回家陪老人吃顿饭，父母离世后清明节回乡给他们扫墓、磕头，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家乡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发生的点点滴滴变化。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实实在在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食：从“求饱”到“求精”

民以食为天。关于吃饭的记忆，总是最为深刻。曾担任过大队会计、村党支部副书记，今年84岁的陈克飞老人说：“依我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件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是老百姓过了近80年没有兵荒马乱的太平日子；二是从1982年包产到户算起，农民连续吃了40多年的饱饭。这两条，特别不容易。”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根本。

农民能够吃饱饭，一是亩产高了。现在一亩田，种双季（早稻加晚稻）亩产达到1600斤，种一季稻亩产1500斤左右，比50年前翻了一番。这除了政策好、人努力，还要感谢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杂交水稻，感谢1958年修建的王家厂水库和1973年配套完善的澧阳平原排灌体系。二是上交免了。当时我们生产一队130人、150亩田，年产稻谷约12万斤，一半要上交国家，一半留作社员口粮和种子，真正分给社员的口粮人均缺口达1/3，只能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加“小菜半边粮”，勉强糊口。吃不饱、肚子饿是常态。每到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就要到二十里外的棉产区澧儋公社三甲大队赊借蚕豆或大蔸菜（灰萝卜）度“荒”。蚕豆饭还勉强能咽下肚，大蔸菜就真难吃。真是“看见谷，饿得哭”。农民肚子里的“油水”少到什么程度？1968年，生产队派我随陈本禄伯伯到邻村石虎大队榨房榨菜籽油，第一榨新鲜油出来后，禄伯同意同去的彭孝仁、彭孝义、陈克全等每人喝了2两热菜籽油，竟没有一个人拉肚子。那时，一顿饱饭、年关几顿肉，就是最大的幸福。

春分时节，澧县城头山镇​翊武村村民在播种早稻。（资料图）

如今，这样的日子早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特别是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实行种粮补贴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激发。老人们常感慨：“种了一辈子地，没想到‘皇粮国税’还能免了，国家还倒给钱，这是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过的好事！”

现在走进乡亲们的家，厨房里米面充足，灶台上油盐酱醋齐全，院子里鸡鸭成群，屋檐下挂满腊肉香肠。吃饱早已不是问题，大家开始讲究吃得好、吃得健康。

一个更显著的变化是饮水。过去几十年，村里人都喝自家压把井抽上来的地下水，那水咸涩，烧开后壶底一层厚厚的水垢，泡的茶水面上还飘着一层铁锈似的油花。后来，县里下了大力气，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乡亲们喝上了从50公里外引进的山门水库的纯净水。

许多和我同龄、年过七十的老伙计，至今依然舍不得离开土地。我的小学同学彭孝林、周宇万，还有我的大弟陈克连，每户都还耕种着十几亩田地，一亩收入约500元。虽然不多，但他们寒来暑往，春种秋收，用最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脚下的万亩良田。也有一些有眼光、敢闯荡的同乡，比如我伯父的儿子陈克兵，他抓住国家农机补贴的政策机遇，贷款购买了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全套“铁家伙”，农忙时组建服务队为周边农户提供“一条龙”作业，一年下来能有七八万元的收入，成了村里依靠现代农业技术致富的带头人。如今的田间地头，即使是窄窄的田埂、拐弯的坡角，也被见缝插针地点种了黄豆、绿豆、芝麻，土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珍惜。这就是澧州人“耕读传家”“富不丢书、穷不丢猪”的优良民风。

住：从“茅屋滴雨”到“安居小楼”

房屋是农村兴衰的标志。与50年前比，农民住房焕然一新。

我童年住的房子，是1964年建起的“两间一偏”。建房时木料极缺，几根做檩子的松木，还是几位伯伯、舅舅从几十里外的中武乡山里一根根背回来的。因为买不起足够的瓦，屋顶只有北坡盖了瓦，南坡和旁边的偏屋都只能铺上稻草。这样的房子最怕连绵阴雨，外面下大雨，里面就滴小雨，地上泥泞湿滑，布鞋总是潮的，晒也晒不干。长期的潮湿环境，让村里许多老人患上了腰腿疼的风湿病，苦不堪言。生产队的队屋也好不了多少：两间瓦屋当仓库，两间茅草屋存放着龙骨水车、犁耙、搅猪草的木船等农具，也兼作开会、记工的场所。这就是那个时代集体与个人居住条件的普遍缩影——简陋、潮湿，仅能容身。

今日的​翊武公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温饱问题解决，攒钱盖新房，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和最实在的奔头。我的大弟1976年参军，1980年退伍回乡。1986年，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到20里外的羊耳山煤矿买回一车（四吨）烟煤，自己动手，烧制了两万块红砖，建起了一栋两层、约120平方米的楼房。这在当时的村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曾开玩笑说他住上了“将军楼”。2022年，他再次拆旧建新，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全新的二层楼，楼板是整体水泥钢筋现浇，门窗宽敞明亮。他拍着结实的墙壁，不无自豪地说：“这回，真是能抗八级地震了！住着安心，孩子们回来也宽敞。”

他的经历是全村乃至更广大地区农民住房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走进我们村民小组，30来户人家，几乎全是近二三十年新建的楼房，以两层为主，也有气派的三层小楼，瓷砖贴面，铝合金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过去的土砖茅草屋早已不见踪影。家家户户都建有独立的厨房和储物偏屋，传统的“猪笼屋”被干净卫生的沼气池或三格式化粪池替代，旱厕都改成了方便卫生的水冲式厕所。抬头望去，家家屋顶上都安装着太阳能热水器，保证了四季的热水供应。我的小弟也是1987年建的二层小楼，也是100多平方米，今年初决定重建。过去在“大跃进”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图景，如今已是家乡触手可及的日常。居住，不再仅仅是遮风挡雨，更关乎尊严、舒适与体面。

行：从“肩挑背扛”到“车轮滚滚”

道路和出行方式的变化，像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封闭的村庄，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节奏和半径。

过去的乡村道路，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有水就有泥。乡亲们自嘲地形容：“晴天一把刀（土块坚硬硌脚），落雨一包糟（泥泞不堪）。”路上还有不少因雨水常年冲刷形成的深沟，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朝天口”，行走其间，需格外小心。我在县城读中学的那五年，每个周末，回家和返校的二十里路，全靠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单程就要走上两个小时。自行车是绝对的奢侈品，属于有“商品粮”户口的工作人员，农民买不起，也买不到（需票证）。即便有，在雨后的渠埂土路上骑行也是一场灾难：车轮很快被厚厚的泥巴裹死，变成两个沉重的泥坨，寸步难行，最后只能狼狈地肩扛着几十斤重的“铁驴”步行。

最沉重、最艰辛的集体记忆莫过于“送公粮”。全生产队六万斤的公粮任务，必须用箩筐扁担，一担担挑到3公里外的青泥潭国家粮站。天不亮就出发，挑一趟回来吃早饭，然后上午两趟、下午两趟，精壮劳力要这样连续奋战三五天。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出现“手扶拖拉机”，那“突突突”的轰鸣声和一路黑烟，在当时听来却如同仙乐，因为它第一次用机械动力大规模取代了原始的人力运输，尽管它笨重地把土路轧出两条深深的沟壑。我还记得，1991年春节我从常德市开车回家看望父母，伏尔加就打滑到稻田里，幸好是冬天，田里无水，是侄子陈章松带了好几人用木扛帮我把车抬上路。

“村村通”工程。（资料图）

真正的巨变始于本世纪初的“村村通”工程。大约在2010年前后，我们村在时任县委书记彭孟雄、乡党委书记黄蕾的支持下，沿澧阳平原灌溉渠的北三支，高标准硬化了一条长两公里、宽四米的主干道。道路通车那天，许多老人眼里闪着光，由衷赞叹这是“我们村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路通则百通。现在从村里开车到县城，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县里的公交车也延伸到了离村仅两公里的唐家铺。出行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小汽车、客货两用车、电动车、摩托车已成为主流，昔日的手扶拖拉机早已难觅踪影。过去那种需要全员出动、肩挑背扛多日的送粮任务彻底消失。现在，稻谷收割后，粮油经营公司的汽车开到组里直接拖走，通过机器烘干，农民再也不用晒谷扬壳了。

道路的硬化，甚至改变了农民的“行头”：穿草鞋、旧布鞋走泥路的日子一去不返，皮鞋、旅游鞋、运动鞋成了田间地头的常见装备。傍晚时分，在干净平坦的村道上散步、慢跑，成了新的乡村风尚。

衣：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

衣着服饰的变化，像一面最直观的镜子，映照出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身份的转换和精神面貌的焕新。

50年前，村里有两名裁缝大师傅。一位是我的叔外公彭敦圣，一位是族里的伯伯陈泽贵。全村人的衣服，从棉袄到单裤，几乎都出自他们和徒弟们之手。那时，我们穿的大都是土布服装，从棉衣棉裤到单衣单裤，都是全棉的土布，男女老少的衣服也都是自己买颜料染的碇青色，很少有人穿五颜六色的“洋布”（商品布）。主要是没有钱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兄弟姊妹多的是“大的穿三年，小的接着穿三年”，是那时衣着的真实写照。我的伯父、父亲等一些中年男子汉，五至八月就穿一条短裤，一身晒得黢黑并油光发亮。男同胞时髦的装扮是买一条约5尺长白毛巾围在头上，或缠在腰上。

如今人们的服装款式多样。（资料图）​

那时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主要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很少，像群力大队第一生产队，除了稻谷加稻草，还种了一点棉花，再没有其他收入。一年交公粮3万斤，100斤的价格为9.5元，收入刚好抵扣农业税；以“三超粮”名义上交的3万斤稻谷，100斤为13.5元，是生产队一年的主要经济收入；棉花几乎全部上交，100斤为200元左右。一年产皮棉4000来斤。棉花的种植成本很高，卖棉花的收入主要用来买农药和化肥，生产队赚不到什么钱。还有一点匠人（木瓦匠、裁缝等手艺人）交工资约1000元，这些就是队里全部货币收入。年终办决算分配的时候，只有几百元最多千把元现金可供分配。那时候的劳动力不值钱，我们生产队1968年10分工只值2角9分钱（一个壮男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0分，妇女劳动一天记7分，我劳动一天记9分），那是最差的一年，好一点年份也只有3角多一点。一天的公分收入只能买一包中档香烟。所谓年终分配，也大多是生产队会计给大家算个账，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一般都是“超支”（赤字），户主只能认个账，低个头，赔个笑脸先欠着。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追求衣着光鲜，无疑是一种奢望。

如今，那两位技艺精湛的老裁缝早已作古，他们的手艺也因需求锐减而近乎失传。取而代之的，是便捷的成衣购买。集镇上的服装店、县城的大商场，乃至儿女们从网上购买的快递包裹，构成了今日乡村的衣橱来源。城里人穿什么，农村人一样穿什么，包括西装、运动服、时髦的羽绒服、各种品牌的衬衣等等。

家乡的变化，绝不是我的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深入，我相信，我的家乡——这座澧阳平原上的普通村庄，必将迎来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业更加兴旺、生态更加宜居、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的新图景。这份沉甸甸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正源于昨日艰辛的奋斗，也必将照亮明天更加美好的征程。

责编：张笑

一审：张笑

二审：陈永刚

三审：唐婷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