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文/陈立峰

1927年12月底，沈从文奔赴新书业发轫的上海寻求发展。1928年4月，他陪母亲回北平看病，7月29日留下妹妹照料母亲，只身离开北平前往天津从海路回上海。下午五时与林宰平、吴宓等人从天津市区坐车去塘沽，登上天津丸号客轮。彼时的吴宓已届四十岁，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身份，借暑假南下杭州寻访毛彦文，其学衡派核心成员的身份与坚守文言的文化姿态早已确立；而二十六岁的沈从文则刚在北平文坛崭露头角，又赴上海寻求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身上带着新文学作家特有的锐气与对乡土中国的书写热情。

吴宓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在天津丸舟中。下午一时启椗，出海，顿觉凉爽。海中景色至可乐，而风平浪静。

晚与宰平至一等舱面，晤其同乡曾仰丰君。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湖南凤凰县人。

是夜眠极适，精神已复。

吴宓日记提及的宰平即林宰平，系林庚的父亲，闽派著名诗人，辛亥前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1927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在学界颇有名望，梁漱溟评价他“人品最高”。林宰平偶然在《晨报副刊》上看到沈从文以笔名休芸芸发表的散文，非常赏识，将其引荐给徐志摩，并请梁启超推荐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到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任图书管理员，因此被沈从文视为生命中重要的恩人。

吴宓和沈从文初次相见即“谈至十一时始寝”，可能是相谈甚欢。吴宓敏锐察觉到沈从文后生可畏，却没有料到他会在几年之后接替自己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1928年8月3日晨，天津丸抵达杨树浦黄浦码头，沈从文与吴宓、林宰平等就此道别，而沈从文再次出现在吴宓日记里则是几年之后了。

吴宓当时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月创刊）以文言作品为主，刊发内容多涉古籍考证与传统文学评介，1928年至1933年，吴宓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五年，是他试图以个人力量维系旧文学影响力的五年，却也成为新文学崛起的背景板。吴宓的办刊思路深植于学衡派理念：刊物以文言为主要文体，虽偶有对《语丝》《创造月刊》等新文学刊物的评介，却始终保持审慎距离。他强调立论以文学中之全部真理为标准，试图将副刊打造成昌明国粹的学术平台。这种定位虽然吸引了部分传统文人，却难以满足五四以后年轻读者群体的需求。报馆当局对刊物“小众化”“守旧化”日益不满，新文学阵营亦批评其脱离现实，吴宓的坚守逐渐陷入困境。他每月从报馆获得的二百元酬金包括作者稿酬、助手薪水与购书费用等，常需自掏腰包补贴，而《学衡》同人也多不愿相助。

1933年8月15日，应《大公报》之邀，杨振声同沈从文、朱自清等人一起商谈开办《大公报·文艺副刊》事宜。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编委会由沈从文和杨振声、朱自清、林徽因、邓以蛰、周作人组成，事实上沈从文主持了大部分的编务工作。1933年9月24日，沈从文致信长兄沈云麓云：“《大公报》弟编之副刊已印出，此刊物每星期两次，皆知名之士及大教授执笔，故将来希望殊大，若能支持一年，此刊物或将大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亦意中事也。”沈从文的办刊思路与吴宓形成鲜明反差，文体上彻底摒弃文言，首期便刊发周作人《猪鹿狸》、林徽因《惟其是脆嫩》等白话作品。定位上明确新文学的属性，既邀请朱自清、朱光潜等名家撰稿，也扶持何其芳、卞之琳等新秀。短短几年间便成为北方文坛的重镇，影响力远超吴宓时期的《文学副刊》。这一更迭不仅是编者的更替，更是文学风气与文化权力的转移。而吴宓与沈从文的新旧对立，也从潜在的观念差异变为显在的阵营分野。吴宓虽表面接受，内心却难以释怀。他曾在日记中坦言，此举实为“胡辈所夺”，言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失落与不甘。

1935年9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改版，并入萧乾主编的《小公园》，改名《文艺》，每周日、一、三、五出刊。改版当天的《文艺》上刊发了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自杀》，这篇看似探讨社会现象的作品，却意外引发了他与吴宓之间最直接的冲突。小说以“被同事称为幸福人”的刘习舜教授为主角，通过其对“自杀现象”的观察与自我反思，剖析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婚姻、情感与社会压力下的精神困境，核心是探讨“爱与惊讶”的关系，即“习惯可以消灭爱，能引起惊讶便发生爱”。沈从文笔下的刘习舜，是同事眼中的“幸福人”：有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家中客厅里插着蓝得如“希奇火焰”的花枝，生活被安稳与体面包裹。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听了赵公愚以自杀要挟离婚、虞先生借自杀博关注的故事后，在以“人为什么要自杀”为题撰文时，却陷入了精神的恍惚——他望着身边明艳的妻子，竟生出“为什么同这个女子那么贴近，反而把她看得平平常常，从不惊讶”的困惑，甚至在深夜里仿佛听见“叭”的一声枪响，觉得“幸福，远了”。

然而，这篇小说却深深刺痛了吴宓。彼时的吴宓正深陷情感的泥沼。他多年追求毛彦文无果，毛彦文最终嫁给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八岁的熊希龄；他与原配陈心一的离婚风波也早已传遍学界，成为他人议论的焦点。吴宓认定小说是在影射自己，理由是刘习舜的“幸福表象下的精神困境”，与他“众人眼中的学术顺遂却情感失意”的处境太过相似。更让他介怀的是，小说中提及的“离婚”“自杀”等话题，恰是他近期避之不及的隐痛，而沈从文笔下那些“借自杀博关注”的中年人，更像在暗指他此前情感中的执着与狼狈。在他看来，文学应是构建理想人格的工具，而非暴露人性脆弱的窗口。像《自杀》这样细致描摹一个“幸福人”的精神恍惚，探讨“习惯消灭爱”的隐秘人性，在他眼中近乎解构道德，甚至带有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消解。于是，吴宓的不满通过友人传递给了沈从文。在他看来，沈从文作为后学，不仅接手了自己曾执掌的副刊，更用这样一篇小说冒犯了自己的生活与文学信仰。吴宓始终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镜像，习惯从文本中寻找与自己相关的痕迹。而沈从文却辩解说这是一篇剖析社会普遍类型人物的作品，与个人无关，不过文中难免存在让人能对号入座的隐晦讽刺。比如小说里那句“社会那么不了解我，不原谅我，我要自杀”，即吴宓平日对朋友所言，几无出入。更让吴宓生气的是，沈从文随后在9月15日的《大公报·文艺》发表《给某教授》一文公开回应，语气不免盛气凌人。此前一年，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相继问世，文学评论《沫沫集》出版，凌宇据此认为这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此时的沈从文，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沈从文​

沈从文在公开信里首先劝吴宓“别在一个文学作品里找寻您自己，折磨您自己，也毁坏了作品艺术价值”，否认了“讽刺”之说：“我写小说，将近十年还不离学习期间，目的始终不变，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既不需要攻击谁，也无兴味攻击谁。”并用“和尚秃鹫”作比，调侃吴宓“文中一提和尚秃鹫，天下和尚皆生气”的敏感，奚落他“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甚至直言吴宓的困境根源：“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末了，还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居高临下地为吴宓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结婚，在安稳的家庭生活中消解孤独；二是多接近人，“用人气驱逐你幻想的鬼魔”，在与友人的畅谈中排泄郁结；三是看杂书，“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以此放大人格、放宽兴味。

这场风波的本质，是新旧文人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差异。吴宓将文学视为自我情感的投射工具，认为文学应承载个人的喜怒哀乐与道德理想；而沈从文则将文学视为剖析社会与人性的手术刀，主张文学应超越个人，探讨普遍的人类困境。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文学转型期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吴宓读信后的反应，因1935年日记佚失，无从知晓，但想来不会痛快。其遗留下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的讲义《文学与人生》里的一段话，似乎能代表吴宓的态度：“He（Mr. 吴宓）is bound to be misunderstood and attacked， both by his friends （E. G. Mr. 吴芳吉） and by his enemies（E. G. Mr. 沈从文）； both by the practical men of society and by the moral idealists of a traditional and conservative type.”【他（吴宓先生）必然会被两方面的人所误解与攻击——他的朋友（如吴芳吉先生）和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既被实际的社会人士误解与攻击，也被传统的和保守型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误解与攻击。——王岷源译】

当然，《自杀》的纷争并未让吴宓与沈从文彻底决裂。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人都辗转来到昆明，两人的交往从“文坛对手”变为“同事”，关系呈现出日常交集与观念碰撞并存的复杂状态。西南联大时期的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算少。吴宓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与沈从文的相遇：1938年，他在金岳霖宅中与沈从文、林徽因等人聚会；1940年，他在府前街吃早餐时偶遇沈从文兄妹；甚至在跑警报的慌乱中，两人也曾在地坛相遇。这些日常交集，让两人维持着一种“同事式的友好”，虽也不乏内心的芥蒂。吴宓日记中仍会记录对沈从文的不满，观念的分歧也会在特定事件中显现。

1940年11月28日，吴宓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毛彦文托沈从文转来的退信。彼时毛彦文因熊希龄病逝，流徙于香港、上海一带，面对吴宓仍未停止的书信追求，托沈从文将信退回，并请沈从文劝吴宓“尊重意愿，勿再写信”。沈从文附上一封短函，劝吴宓“止休”。吴宓接信后五味杂陈，往访沈从文未遇。吴宓当天日记记此事：

下午1—2归舍，接沈从文转来沪函，盖彦托言迁居，命熊甥田学曾将宓致彦之No.24函退回。已拆阅。并授意田作函复沈。托沈转告宓请绝，勿再来信。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劝宓止休，言颇委婉（田、沈两函，并存，未录入日记）。当时宓阅之百感交集，不胜悔痛。盖宓历经试验，今者已证明彦为贪财而无情之女子。其在与宓相爱期中，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对宓惟以权术操纵，毫无诚意与柔情。一意将宓羁縻，不舍不取，留为后用。而又复高瞻旁骛。一九三五春，既得熊公，欣喜过望，即倾身嫁之。（正如Becky Sharp之欲嫁Sir Pitt Crawley）轻轻用术将宓斩绝，毫无犹疑与顾惜。凡宓所为伊代虑，恐伊之不适意者，实皆非是。伊所求者财耳。财既获，而生活豪富，则伊已甚满意。至于世人笑骂，宓所为伊歉惋不平者，伊不特不在意，且自引为成功得意者也。至于熊公殒逝，伊亦只有事实之不幸之感，而无深切之伤痛，以伊本自期为自由独立之富家寡妇耳。近年宓一再接近，并屡函叙情，在彦只认为可厌之渎扰，决不稍动衷情。极言之，伊心或祈宓速死，免更留此一段痕迹矣！伊之心情实极卑极辣，只知……

2—3街至文林20宿舍访沈从文。不遇，留柬。

1940年12月19日，“宓甚郁苦”，下午访卢葆华不遇，后于北门街访昔日学生贺麟：

宓述彦上月由沈从文处退还宓函事。麟谓此乃彦不能忘宓，且用心苦思，乃行此法，以刺戟宓，使宓仍旧想彦爱彦而已。惟其动机多出于Vanity，盖故意欲沈从文、杨振声等广传“彦不理宓，宓犹爱彦如此”之事。而以宓为牺牲，给宓以苦痛，如玫瑰花之毒刺。故在旁观者之公评，则彦实劣于宓在爱情中之态度矣。

1940年，《战国策》编辑林同济邀请吴宓撰稿，吴宓本已应允，却在看到刊物上沈从文诋毁文言的文章后，当即拒绝，日记中直言“恶之，遂止”。同年五四纪念日，沈从文在《大公报》发表《“五四”二十年》，高度肯定白话语体文“推动社会新陈代谢”的价值，吴宓读后“益增感痛”，甚至拒绝参加学校的五四庆祝活动。吴宓坚持“汉字文言不可废”，日记斥沈从文“力斥文言尊白话”为“亡国灭种大祸”，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新文学的影响力已远超旧文学。1942年，金克木劝吴宓“独编撰《文学与人生》，勿与程千帆合编《文副》”，理由是“《大公报·文学副刊》盛业难继，胡适、杨振声、沈从文等主编的文史类副刊亦难抗衡”，吴宓在日记中记载此事并“深以为是”。这种表面抗拒与内心承认的矛盾，恰是吴宓作为文化守成者的悲剧性所在：他明知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却仍不愿放弃对传统的执念。

1947年冬，沈从文在寄给友人金克木的明信片上亦请其顺道问候昔日熟人，内容为“雨生、雪林、登恪、杜猷、袁、杨诸先生均望便中道意”，其中，“雨生”即吴宓，“登恪”即陈寅恪之弟陈登恪，“袁”即袁昌英，他们当时均在武大任教，这也是沈从文与吴宓最后的交集。

天津丸轮上的初遇已远，《大公报》副刊的油墨香也消散在了时光里。但吴宓的严谨、沈从文的鲜活仍存留在文字里：一个像深夜案头的线装书，一页页写着坚守；一个像沅水边的吊脚楼，一檐檐挂着人间。两个认真的文人，在时代的褶皱里，各走各的路，偶然照见彼此的孤独与真诚，于文学长河各自留下独特的波光。再后来，时代的巨轮彻底改变了吴宓与沈从文的命运，这两位曾在文学场域对垒的文人，最终皆因不合时宜走向相似的边缘，呈现出历史的吊诡。

作者：陈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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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