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牧童

吴震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家乡贤长。说起和先生的相识，还要感谢另一位朋友李建军先生。五年前，建军先生出版了一本文集《老街旧事》，请吴震先生和我分别作了一篇序。当我读到先生的序文时，心中暗自吃了一惊：老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位饱含人文情怀、富有文化底蕴的领导！瞬间便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深感惭愧。想想自考上大学后，常年身居外省的我，确实对远隔千里的家乡人事都疏远陌生了很多。

后来我托建军先生赠送了两本拙作请先生指正，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开始了交流，意投心契，惺惺相惜至今。我也先后收到了先生馈赠的《看云集》《浴风集》和《采草集》等大作，对他的言行事功与器识涵养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得越多，便越是肃然起敬。

说起来我和先生都是东乡人，分别成长于浏阳河两大源头大、小溪河之畔，相距并不算远。先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地道科班出身。教他先秦文学的叶幼明老师，曾撰写过一部《辞赋通论》，它是我早年研究辞赋时的重点参考书之一。大学毕业后，先生在我的母校浏阳一中执教十二年之久，他在讲台上口吐珠玉、挥袂生风时，我还在围山努力成长。他得老书记欧代明先生慧眼识珠改行从政之际，我还没有步入一中校门，很遗憾没有机会亲身领略他的风采。

虽然我们相识不过短短几年，见面次数也很少，但是读先生的文字，每每有一种灵魂深处的感动和跨越时空的共鸣。我所感动的，并不只是他的博学睿思和远见卓识，更有他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家国情怀和立身行事所体现的士人风骨。

我们不谋而合的见解实在太多，比如他认为多元共生是和谐的特质，和谐是承认对立、差异、矛盾和冲突的和而不同；办案不仅要于法有据，还要于公民社会有利，于天理良心无愧，真正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才是息讼止争的道义所向、终极价值所在；专才难得，通才尤为难得，成器是技，不器是道，成器是起码的低级阶段，不器是由技进乎道的上升空间；大权在握者应有所畏，君子三畏，归于一体，畏大人、畏圣人都只是畏天命的延伸表达，王公贵人值得敬畏，不在其权势财富，而在于他们的成功之道合于义而非执于利；哪怕对经典也不能盲从，即使是圣人之言也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科学和科学主义是两码事，科学启蒙把宗教拉下神坛，却让自己登上了控制人类命运的至高无上神位等等。先生的很多思想观点，我自己就曾在不同的文章和交流场合中，近乎异口同声地说起过。

先生的文字生动活泼，坦诚直率，不违本心，遵意而行，这是他真性情的体现。文字里既有温度和风度，也有高度、深度和广度，并不乏个性和棱角，唯独没有官场常见的套话、假话、空话和大话，更无媚时谄上之语，自然也就具备了鲜明的辨识度。正如先生的为人，风标自显，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我自问这么多年来，在外也算见过一点世面，结识过不少朋友，思想宏富者有之，专业精深者有之，年高德劭者有之，位尊权显者有之，文采风流者有之，气节骨鲠者有之，宅心仁厚者有之，克己奉公者有之，更多还有活成一团庸熟的或粗糙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像先生这样身居体制之内，曾任地方要职，思想睿智开明，为人正直达观，追求知行合一，且能勇于发声者，实在凤毛麟角。

吴震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文字气象和为人格局，我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他对君子人格的孜孜以求。这一点，他的同窗兼好友卜茂荣先生在书序《吴震写作的意义》中也提到过，先生自己的文字里同样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比如他在后记《浴风归咏淡淡痕》中就直言他之所以取名《浴风集》，沐浴的是古道遗风的风，是君子之风的风。君子人格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内涵和说法十分丰富，比如智、仁、勇三达德，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比如求诸己、喻于义、坦荡荡，比如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骄，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国学大家楼宇烈先生的《君子养成》一书中，总结归纳了“君子十德”，分别是：孝、诚、敬、智、仁、勇、礼、义、廉、耻。以此证诸先生，莫不吻合。

论智，先生的好学有目共睹，他从传统儒道经典中汲取的修齐治平之道和他从现代启蒙思想里获得的民主法治之道融通互济，有机结合，造就了其个体觉醒，并催生了其政治智慧。这一点，茂荣先生也提到过。

先生富有智慧远见的认知，俯拾即是，比如他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而自己身上的敌人主要有三：慵懒懈怠、浮躁轻狂和狭隘自私；他觉得违背人性、常识的反智教育是无根之浮萍，不可能深入人心；他主张天人合一，认同亚里士多德说的每一事物都有它自然的位置，错置的根源多源于人的任性，或者说是钱权的任性，敬畏天命、知止有定是大智慧；他推崇君子达人的豁达，觉得没有怀才不遇的怨妇心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知足常乐，自然就能避免才不胜任的苦恼和德不配位的灾殃；他认同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前提，但压倒一切就过了，不顾公平正义的花钱维稳往往又引起新的不稳定；他认为主政一方的领导之所以热衷于瞎折腾，大体不出三端：擅权立威、跟风抢功和利令智昏；他赞同孔子的为政以德，但他同时也是法学泰斗江平先生的仰慕者，倡导现代治理，向往法治天下，主张将公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认为正义与良知是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和衡量社会制度与法律合理的根本标准。这些精辟言论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事实上他德法兼用的主张也是有传统根基的，我曾在兼论刑德的文章中说道，无论是儒家的德主刑辅，还是黄老的刑德并用，都不主张偏废，哪怕佛家也一样，金刚以威猛降魔，菩萨以慈悲度众，惩恶而扬善，不正是宽猛相济之道吗？人性之善恶不一，世道之醇漓有别，刑德之消长，自当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古代之刑名与今日之法治是有区别的。

论仁，先生参与接待信访工作时，总是全力以赴，在面对百姓的泣诉时，他觉得自己即便奉上百倍的真诚和努力也不足以抚平对方曾遭委屈碾压的心灵，这种悲悯之情和恤民之心，是仁；他引用老子的那句“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做官掌权者不能滥用权力，一定要善待人民群众，把职务看轻，把职责看重，要赢得群众的口碑，是仁；他反对形式主义、一刀切和瞎折腾，强调要培养滋润人的良知良能，感佩于当年老领导不盲目拆庙、不过度抓计划生育的高明之举，有仁；他告诫人大任命干部，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勉励人大任命代市长，一定要对人民负责，审慎规范和阳光公开治理，也有仁；他认同潘旭澜《太平杂说》里所论断的“评价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最根本的尺度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这里面同样也有仁。换言之，他所有追求人民至上，力主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社会治理规范的言行，何尝不都是仁心的体现呢？

再论勇，同样不乏其例。从20世纪90年代他执教一中时，曾在公开场合对学校管理紊乱和校长个人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到2001年他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时，在花炮节组委会向出租车主摊派招贴画导致省媒报道批评之际，基于对法律、正义和事实的忠诚，他勇于顶撞回击无端指责他的市委书记；再到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愿苟同，以激烈言辞表达自己对既定方案的反对意见，最终让拍板者同意调整方案；还有他唏嘘于“一言堂”之可悲，慨叹于“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毫不掩饰对赵普和王世杰的欣赏，并感言“为官者身上有了一种敢于担当不怕一把手将奏章、批件撕成碎片的勇气，他就有了生动、真切、可信的资本”，这些都是他心怀忠直之勇的实证。也可以说，他所有出于公心、为了公利而罔顾个人职业前途，敢于发表谠议的举动，都是他大勇的体现。

先生身上可钦可敬的宝贵品质当然远不止这些，比如他用“努力形成最大共识”来取代“统一思想”的做法；他反对一味地歌功颂德，认为媒体应该引导领导，而不是被领导引导，并希望为媒体记者撑起一把大伞；在他担任领导干部时，对网络和社会批评者一直都保持着真诚的包容态度，从未用钱去争取和解，抑或用权去打压异己，他说：“任何一个社会生态，它要是能容得下批判精神或者说容得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这个生态就是健康的，就是有希望、有未来的。”这些都是他弘扬民主精神，勇于接受社会监督和批评，能够包容异己，做到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体现。

他敢于自我反省，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喜欢讨好领导，也看不惯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对于自己的短板向来十分坦诚，对曾经的过失也从不吝于反思，他更直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不断反思、善于反思，才会有进步和希望。”他是清廉的，所以才能把《绘图双百喻》这样讽刺官场陋习丑态的漫画寓言作为枕边书来警策自己，才会认为一个人爱惜羽毛、看重口碑绝不是坏事，也才敢于说“我有底气自己这辈子不会撞到那种有凶器的地方去”这种硬话。他也很务实，所以才能率先垂范，以最坦率和真实的状态去面对省委巡查组的检查，而不愿以官僚主义的做派去逼迫基层的人大工作者搞形式主义来满足虚荣。此外，他对母亲的孝顺和思念以及对儿子的疼爱与引导，也都很让人动容。

可以说，先生是拥有健全人格的，心怀道义，胸有诚明，无伪无惑，不忧不惧。而我所深感惋惜的却是，贤如先生，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具经邦济世的才智，更存修己安民的德养，有先生这样的人，本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然而数十年朝乾夕惕，却仅造福于一邑，先生不可谓不遇，亦不可谓厚遇。或者毋宁说，如先生者，可称官场的晴雨表和时代的试金石，这样的人越是得志，便越说明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越健康，反之则越糟糕。

先生固然知命不忧，素位而行，身居轩冕，心向林泉。对于真正的志士仁人而言，一身之行藏荣辱，虽不足牵肠挂肚，但万民之忧乐、国家之祸福与时代之进退，又岂能轻易释怀？也不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罢了。先生存公心、守初心、重民心，在解行并重中，不断修炼心性，完善人格。他怀抱“美人香草”，行于浊世，一路看云浴风，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一步步走向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境。他是一本厚重的书，需要慢品、细品，滋味才会越来越浓。

正所谓见贤而思齐，我自问和先生有一种毋庸多言心照不宣的神会和默契，归根结底，我想应该缘于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人格追求。大言不惭地说，我和先生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不论我们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共同兴趣偏好，我和他都有比较耿直的性情，我也曾不吐不快，在多篇文章和多个不同的发言场合，冒着得罪诸方的风险，直言不讳地指陈时弊和漏洞百出的专业问题。

我觉得自己同样也是不甘流俗有点家国情怀的人，十几岁时，我就在写的一篇古文里，将孟子的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改为了“穷则小济天下，达则大济天下，置济天下于不变之中，于此间可善其身”，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一个人若真有菩萨心肠，何来穷达之分？非得达时才兼济，未免略显狭隘，或者说，更多是从世俗功用的角度来考量，善己与利他并非对立，真要存心利济，即便穷困之时，也不妨碍义举。多年后我还作了一副联：“存心贵有仁，苟志济苍生，何论在朝在野；处世多行善，但功从跬步，终能作圣作贤。”

回顾这么些年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认知的加深，外在的路径、方向、形式和方法虽然一直在不断校正，本心却是一以贯之，且愈发纯粹。我也会在文章中论爱国、论民心、论时势、论变革、论生死、论法律正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我曾说：“歌功颂德并不等于爱国，多少贪狼猛虎曾高呼反腐倡廉的口号；批评挑刺也不等于作乱，多少忠肝义胆坚持了犯颜直谏的精神。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习惯了表面的逢迎，便纵容了性情的伪善；听不了逆耳的忠言，多酿成滔天的罪过……什么时候从政者们少一点谄上欺下的歪风邪气，先富者们多一些扶危济困的义胆仁心，精英阶层少一点精致伪装的利己主义，知识分子多一些秉公直言的士人风骨，大众百姓也多一份勇于思考的独立人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更大的希望和更美好的未来。”试以此论质诸先生之嘉言懿行，可知心心相印，若合符契。

我还专门写有一篇古文《家国情怀论》，里面说道：“父以身教为准绳，则子以言传为圭臬。国以公利为正鹄，则民以公德为初心。”同时还指出，不是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才叫家国情怀，掌权者执政为民，教育者立德树人，研学者求是创新，经商者见利思义，人人都立足自身，各明其分，各尽所能，致力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这就是家国情怀。

我由衷钦敬先生，但也没有因此而妄自菲薄。对于功名利禄，我同样早就看淡。和先生一样，我也敢于自省，我在二十五岁时就写过一篇四千多字的古文《七愆》来反省当时身上存在的几大不足，很多午夜梦回的时分，我也会复盘人生，检点从前的过失。我亦知命，既安天命，也知使命，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所以从小到大，从未对从政产生过一丁点的兴趣和念头，我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停留在学问研究。毫不夸张地说，我真的很懂先生，归根结底，我和他都在修内心的一份坦然，台上也好，台下也罢，群居也好，独处也罢，无论穷达贫富，用舍行藏，都希望能心安理得，坦然在每一个当下，尽力而后可以无悔，余任自然。

当然，我也自知有很多远不如先生之处，先生有丰富的行政经验，饱经历炼，烈火真金，他是从真刀实枪的“战场”中走过来的，现身说法，以才德修养论之，进则可匡扶社稷，退亦能优游林泉。而我，不过是身居草野却偏要心系廊庙的一介书生，明明不在其位，却还要纸上谈兵，多少有点越俎代庖的味道，虽然凭的也是一份良知良能，阐发的义理也不乏古圣先贤来背书，终究不如先生那般有实证的境界和强大的说服力。陆游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但反过来，让我颇觉欣慰的是，先生的实证，不也正是我的佐证吗？坐而论道亦未必就等同于痴人说梦大放厥词。

春秋时的叔孙豹在否定范宣子的世禄不朽之时，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成为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衡量标准。然而，明代的李濂对此说却并不苟同，他认为叔孙豹于道犹有所未尽，于是撰写了一篇《三不朽辩》以论其非。在他看来，将德、功、言三者并列，有失本末先后之伦，德是体，功、言是用，体须先立，用才能有以行，蕴之则为德行，措之则为事业，达之则为文辞。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所患者是无德，苟有是德，以之立功则为天下之峻功，以之立言则为天下之名言。盛德之士，立功立言无往而不可，凉德之士，立功立言无往而可。叔孙豹的问题在于以太上、其次来区分德、功、言三者，语意之间存优劣之分，似乎言不如功，功不如德，这可以说是既不知圣人内外合一之学，也不知君子与时诎信之道。“泛观古之君子，达而在上则立功以济时，穷而在下则立言以明道，时有穷达，而功言异著，诚不可以优劣论也”。基于以上的辩论，李濂最后对“三不朽”说进行了校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太上立德，达则立功，穷则立言。”李氏之说，真可谓慎思明辨、穷理尽性者也！反过来讲，一个德行亏损、德不配位者，他的位置越高、权力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掌握公权力的人如果不具备公心，终究是个祸胎。对于君子而言，宁可位不配德，也不要德不配位。

宋朝的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也成为了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最高历史使命与人生追求。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不是在说大话吗？毕竟，即便伟大如孔子、释尊和老子，也没能真正开得了万世的太平，在他们之后的人类文明不依然在经历着各种浩劫吗？是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同太阳系的运转，总是螺旋状不断向前推进。从某个特定角度看，它只是披着不同的马甲，在循环往复地轮回，究其根本还在于，从古至今，人性未变。

影响文明进步的因素很多，诸如制度、环境、气候、经济、科技、战争、文化和思想等等，但归根结底，在人的心性。文明的真正进步，需要人类整体心性的升华，否则，任是经济再繁荣，科技再发达，军事再强大，物质再丰裕，终究逃不过历史轮回的宿命。一如我曾经所言，彻底根本的改革，并非体制或政权的更新换代，而在于思想的启蒙，在明心见性。一切的革命，若不能从自身心性革起，一场革命的胜利，未必不是下一场灾难的肇端。而这种心性上的革命，是一场全民总动员。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再发达，如果被居心叵测者操纵主导，带给人类的绝不会是福音，而是灾难和毁灭。

立德也好，立心、立命也罢，落到实处，就是要注重培养君子人格。通过日常不断的修炼来提升自我，完善人格，这是最根本的。君子藏器待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立功，穷则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无论行藏、穷达和放卷，其自身之光明心性都是一以贯之如如不动的。至于能不能成就世俗意义上的事功，这不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环境、时势和机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特定的时势催生了特定的英雄，英雄因势利导，又开辟引领了新的时势，而这新时势又酝酿出新的英雄，时势和英雄就这样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文明的发展。

进一步说，所谓时势，其实是整个群体过去的共同业力所致，正如梁启超在《国家运命论》中所言，如果共同的恶业太深，而真正的豪杰又太少，也很难造时改运，“今虽以一二豪杰造善业，而举国人方日日增造恶业以与之相消，则豪杰纵有大力，其与几何？夫豪杰终非能以一手一足之烈援天下溺也明矣。而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则以其能以善业为天下倡而已，倡而莫之应，则非运命之厄豪杰，而众人之厄豪杰也；非豪杰无益于人国，而罪业深重之国民不许豪杰以自效也”。

所以，英雄豪杰未必一定能扭转时局，但是如果你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走出，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想法，这个世界就绝不会有希望。改变个人命运也好，改变国家时势也罢，根本上来说，还要先从自我做起，就像梁启超说的：“夫我自己固眇乎其小也，曾亦思中国国家，亦不过合四万万个之自己而成，人人皆发愿自己造善业，不造恶业，而健全之社会出焉矣。又不必其人人也，但使有百分之一焉、千分之一焉，乃至万分、十万分之一焉，则其业力所熏习者，已伟大至不可思议。”“吾侪无论值何时势、处何境遇，终不可有丝毫自暴自弃之心云尔。”

这也正是我推崇吴震先生的意义所在。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和时代，你对这个社会寄予什么样的理想，何妨率先示范，先让自己具备那个理想社会中合格公民的品质和素养呢？种子在，希望就在。每一个时代只要有这样一群追求个体觉醒的志士仁人，哪怕只是一小撮，文明的精神和希望就在，文脉就不会断绝。从古之先行者，皆有敢为人先的大志向、大愿力和大气魄，商代的伊尹就说：“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战国的孟子也曾豪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汉朝的司马迁有志于继周、孔之道脉，同样自命不凡地说过“小子何敢让焉”；还有梁启超，不也曾雄心壮志，说过“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这样的话吗？此数人皆成一代之巨子。当仁，不让于师也，有志之士又何妨揽纛自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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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