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

文/王金华

一般人都认为，王闿运任民国国史馆第一任馆长，是袁世凯为了装点门面强行钦定的，如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所述：“既而世凯强起为国史馆馆长，以民国三年抵北京。”事实不尽如此。王闿运何以掌国史馆？其中的派系博弈角力、权衡取舍、恩怨功利复杂交织，也颇有意味。

一

1912年12月11日，袁世凯签发大总统令，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至此，民国国史馆首任馆长人选尘埃落定。自当年3月胡汉民、黄兴、王宠惠、宋教仁等九十七人向孙中山提议设立国史馆以来，推荐、争取馆长者即络绎不绝，且竞争相当激烈，传言满天飞。

当年6月，《申报》即有“樊山将充国史馆长”的消息，这是第一个见诸报端的馆长人选。此后，更多的人选陆续登场。7月20日《时报》新闻：“稽勋局长冯自由力推荐蔡元培为国史馆长，免笔削权落他党手，袁总统令其自询蔡允否就职再定。”10月24日《时事新报（上海）》新闻：“国史馆长众多拟章太炎，刻闻恽毓鼎颇思自任，京报攻击甚力。”10月24日《新闻报》评论：“国史馆长一席近日消息，忽而王闿运，忽而杨度，忽而梁启超，忽而吴敬恒，其说不一，逐鹿何人，殊难预定。”10月25日《民立报》称：“共和党及旧保皇党为杨度运动国史馆长甚力。”11月3日《大公报（天津）》新闻：“国史馆总裁一席，前本以章炳麟充任之说，嗣因章君力辞不就，并保荐屠寄自代。屠君在中国甚有著述，惟现在杨皙子保荐其师王壬秋，国务员中又有保荐汤蛰仙者，故未定局。”京沪大报甚至地方小报都持续关注，实际报道数量远超以上所列，国史馆馆长花落谁家一时成为热议话题，前所未有。

各位人选见诸报端之前，也许已经运动颇久，只是不为人知而已，另外还有未见诸报端的。粗略一统计，先后有王闿运、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沈家本、樊增祥、汤寿潜、吴敬恒、杨度、屠寄、恽毓鼎等十二人，无不是声望卓著、学问优长的贤达人士，或有革命派支持，或有保皇党力挺，革命派、保皇党内部也有竞争，角逐十分激烈。从声望、资历，尤其是史才来看，王闿运具有明显优势，其《湘军志》早已誉满天下。但自古而今，用人问题从来就错综复杂，名望和才能很少成为决定性因素。王闿运何以脱颖而出？综观之，当离不开湘籍要人的鼎力相助。1912年11月30日《正宗爱国报》刊载新闻：

拟定国史馆长。自国史馆官制发布后，馆长一席议论纷纷，久未定人。国务员中有举汤寿潜、沈家本、屠寄、章太炎诸人，惟工商总长刘揆一，力言王闿运高文硕学，海内一人，以充馆长，足以压服物情，矜式多士。大总统亦夙仰湘绮先生康强寿考，足以成兹大业。又加以谭延闿力保，已决定敦请先生出山，担任此席。闻已通过国务院，不久将见发表。

王闿运时年八十三岁，“大总统亦夙仰湘绮先生康强寿考”，颇有意思，隐含袁世凯对家族不寿的担忧。一般人不清楚的是，刘揆一其实是王闿运的学生。从1894年到1896年，刘揆一在王闿运门下就学三年。谭延闿举荐王氏的具体日期不详，1912年10月18日《时报》刊载简短新闻：“湘省谭都督力荐王闿运于政府堪任国史馆主任。”在《湖南公报》里可以找到谭延闿举荐的电文：“北京袁大总统鉴:自来开国之始,端重史官,载笔之英，寄于耆硕。民国肇建，史馆宏开，将以考献征文，信今传后，稽成败得失之故，抉治乱兴衰之原，自非宏才莫膺斯选。伏见湘潭王君闿运，博通中外，淹贯古今，经世大儒并时无两，敢请优加征辟，俾督纂修，著为成书，垂诸不朽。在昔伏生晚岁终应蒲轮之征，康成大年犹被安车之召。谨援古义,上备旁求。临荐屏营,伫闻明命。湘都督谭延闿。有。印。”

谭父钟麟因对王闿运的才学推崇备至，特意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延闿”。谭延闿的举荐电既概述了国史馆鉴古资今的重要作用，又切合王闿运的实际情况，非常得体且有说服力。作为湘省都督，举荐人才是应有的职责，又有渊源和私人交谊，所以用心更多、力度更大。

早在1912年6月13日，《申报》发表新闻《樊山将充国史馆长》：“民国史馆已告成立，该馆官制草案业已由法制局制订，不久即当公布，馆长一席章炳麟不愿□□，顾以章氏落落寡合，政府中人多不喜之，而章亦不甚愿就。袁总统以樊增祥前辞鄂民政长，现召其来京畀以斯席。缘樊本以文学见长，为李鸿章得力幕府，为张之洞得意门生，又为袁总统在军机时之旧识。□日樊又特上一书于袁总统，洋洋万言，□自衔其史才，盖亦不着迹之运动也。”

樊增祥优势众多且明显，又积极主动，得到袁世凯的首肯，为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事实证明，谭延闿、刘揆一、杨度等人保荐的效力更强大，压倒了樊增祥。袁世凯从政治大局上着眼，从拉拢谭延闿、刘揆一等重量级政治人物的目的出发，改变了原来的主意，选择了王闿运。

袁世凯公布任命之后，谭延闿派秘书黎承福带着公文赴湘潭礼请，并赠送旅费。王闿运婉拒，但谭延闿并未将真相报告袁世凯，再次派人敦请，显然是等待王闿运改变主意。待到袁世凯反复催促，无法拖延，才如实报告王闿运的态度，并提出建议：“伏氏传经，遣官就学；欧公撰史，书局自随。”即让王闿运在湘遥领国史馆馆长职位，不必远赴北京上任。这个建议如此新奇大胆，替王闿运考虑相当周全，显然是为促成此事而不遗余力。

王闿运推辞观望一年有余，其间又有人提出改委樊增祥等人之说。其时，谭延闿、刘揆一相继离职，而复出后的杨度与夏寿田一道维护，终让袁世凯未改原议。

二

面对被举荐、任命和敦请，王闿运并不应允，也不完全拒绝，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静观其变，最后时机成熟才做出决定。赴任之后，又不按常规出牌，收放自如，多有惊人之举。

谭延闿大力举荐，一再敦请，王闿运一再婉拒。第一次回复：“承荐蒙采，似非其时，国事艰难，百端待理，愿弘远谟，先其所急。”稍后再次回复：“董狐孤立，盗跖纷来，我有名山，仅存野乘。”看似拒绝而更似谦让，又饱含对时局的尖锐批评，让人难以摸透。随后，袁世凯委托辞职返湘的宋教仁当面敦请，再亲电王闿运“南北通轨，远胜蒲轮；史局外移，颇多未便”，王闿运才勉强表示同意北上。1913年1月中旬，谭延闿安排旅费一千银元，派官船恭送王闿运一行二十人。王闿运早计划以赴京之名顺路送女，稍后情况变化，临时东下上海。在上海，王闿运与瞿鸿禨、陈三立、李瑞清、易顺鼎、樊增祥、曾广钧、吴庆坻、沈曾植、袁树勋等会面，众人热情挽留其在沪度岁，俱劝不必赴京就任。不过，樊增祥的劝告暗藏玄机，其时他正密谋国史馆馆长职位。袁世凯闻讯，电令俞明震就近迎迓招待，不料王闿运随即乘轮离开。袁世凯急忙派夏寿田赶赴汉口，带去信函和银元，礼请王闿运北上，而王坚决不同意，反而邀请夏回湘。夏寿田一再请求派人向袁世凯当面“报聘”，王闿运遂派仆人齐七随其同夏进京。

1913年7月，湘省响应二次革命，宣告独立。讨袁运动旋即失败，谭延闿被迫去职，汤芗铭接任湘督。次年3月，袁世凯又三次通过汤芗铭电请王闿运赴任，电函十分诚恳：“王壬秋先生鉴：前以史职奉屈高贤，岐望来仪，为日久矣。安蒲稽程，遂经寒暑。顷闻旌从颇快遨游，所望翩然，准践前诺，敬当虚席以俟，勿令拥笔为劳，并盼速复。”

汤芗铭也礼仪备至，迎送款待十分周到。在都督府设宴饯行，饬令湖南银行垫送川资一千八百元，特派军乐队送上船，由陈庆慈、刘桪、陈兆奎、李毓麟、王时润等护送北上，极表优崇。如此三番五次，前后劝驾一年多，几乎尽人皆知，礼节脸面无不到位，王闿运一行终于在3月31日起行。

王闿运将国史馆视为“吃饭机关”，两年修史未得一字，有馆无史，但在用人、修改官制、争取经费等方面动作不小。

《国史馆官制》规定：设置秘书一人、纂修四人、协修八人；设置主事二人；酌用缮写文件及其他庶务的雇员；秘书、纂修、协修须由馆长向大总统推荐任命，其他由馆长自主任命。实际上，王闿运用人随心所欲，大量聘用门人、亲戚、故旧，照顾饭碗，多与修史无关，而突破编制，毫不迟疑，“又派欧阳生为主事，自此有三秘书、三主事”；黎元洪推荐一人，王闿运让秘书办理聘任，而秘书认为其人不称职，索性自书聘书；又创设“荣誉顾问”“顾问”和“战事调查员”等职位，真可谓不拘陈规。“吴小谷请史席，实无席也，不能告之，使疑推脱，乃聘为顾问，秘书以为不可，余云聘人非他人所关，不用其谏”，心思周密而决断有力。短短几个月，颁发公文任命办事员二十五人，还有些来不及发文。门生宋育仁提出，接受任命就意味着必须坚守岗位，不可随意离开，要求改为聘请，王闿运不屑与之辩论，斥之“迂哉”。

王闿运又筹划修订《国史馆官制》，制定国史馆经费预算。修订后的《国史馆官制》明确增加编制，秘书由一人增加到二人，主事由二人增加到四人，另设立评议员和顾问职位若干。1914年，国史馆开办费五千元，常年经费十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元，临时经费九千元，将来还可参照清史馆酌情增加。但无论人员规模、开支和业绩，国史馆显然差清史馆一大截。在别人看来不可能之事，王闿运却轻易完成了。

王闿运处理问题不拘常规，手腕十分了得。随同进京的周妈等人，插手人事、财务，横蛮贪婪，馆内怨声载道，有馆员激愤出头，与其发生激烈冲突。周妈受贿、馆事矛盾在京沪报纸上连篇报道，人所尽知，而王闿运“看报，言周妈事殊有意味”，毫不在乎。各地尤其是湘省前来投靠谋求饭碗者络绎不绝，势必无法应付。薪金不能及时到位，索款者纷纷。面对诸多矛盾，王闿运的办法简单有效：以避暑为名，带领周妈一行登车回湘，“余治装且还，以散猢狲”；行文财政部，要求停发经费，釜底抽薪。表面上不声不响，实则切中要害，各方一时瞠目。稍后，又在袁世凯的挽留下再次北上，而问题已随时间自然消失。

三

王闿运北京之行的动机和目的，或曰为政治理想，或曰为官位功利，或曰为避兵乱，或曰为身边人挟制，众说纷纭。其实，王闿运早已看到这一点，并不理会人言，只在《独坐隐几偶题》中自我剖白：“奇计实所好，横流良未宁。聊从庶人谤，知余日暮情。”

时人乃至近人，都将王闿运出任国史馆馆长视为其政治污点，认为是为袁世凯复辟站台。就是当初推荐最力的谭延闿也是如此，他的日记里有数次记载：去职后在青岛闲居，“得湘绮书及书扇，闻言京都事甚多，湘绮心犹龙之资，乃为群豕所嬲，甚可叹息”；王闿运致电聘其为国史馆协修，谭斥之“真顽笑也”；在王闿运逝世之日，“得湘潭电，知湘绮丈于今日子时逝世，为之感伤，此老乃不前数年死，可太息”。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解释：“府君念遭世乱离，无地可避，始云北行。”程千帆说：“湘绮之去，实应年侄之招，非就总统之聘。”但是王闿运有自己的解释，王闿运在民国元年正月初四日作诗：“北望邮尘千里昏，杜陵爱国但声吞。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元纪沐猴妖谶伏，楼烧黄鹤旧基存。请君莫洒新亭泪，旦复青春指杏花。”当日有来客谈及袁世凯，即改句为“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认为时无英雄而成全了袁世凯，可见其对袁世凯非常反感。但是，王闿运一生怀抱帝王之学，“奇计实所好”，“袁招辞诚恳，亦宜于相见后一穷其情。如用吾言，或能救世”，就是想借机让袁世凯采纳他的谋略，复辟清王朝，救世济民。所以，第一次北上中途变计，“夜月泛舟，颇有月明星稀之感，但无树可绕矣”。其实心底还有遭遇明主建功立业的期待。与袁世凯第一次见面，“谈久之，无要话”，显然大失所望，所以甫到即思归。以后，王闿运又通过参政院及门生宋育仁试探，结果舆论哗然，宋因之获罪被遣送回原籍，假袁复辟济民计划彻底失败。王闿运北上的政治目的没有实现，但交游依然有收获。在北京，王闿运遇见了熊希龄、梁启超、赵尔巽、叶德辉、樊增祥、蔡锷、汤化龙、易顺鼎等人，旧雨新知雅集酬唱，诗酒流连，颇为痛快。叶德辉因揭露湘督汤芗铭暴政被逮捕，王闿运受方表之托向黎元洪求救，为叶德辉能够虎口逃生的原因之一。蔡锷制订了移民实边计划，王闿运十分认可，愿意在参政院联署。罗掞东要为王闿运介绍梅兰芳，其时梅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见到了严复、黄秋岳、连横以及慕名求见的美国、韩国人士。

王闿运为有情有义之人，对家族、亲友甚为关照，位于长沙营盘路的湘绮楼里客人来往不绝，王家兄弟、妻妾、子女共二十余人聚居，每年生活开支：“须米五十石，肉千斤，菜万斤，油四百斤，盐两百斤，煤炭三百石，茶叶百斤。”食材、调料、燃料用量如此之多，加上人工费、医药费等，费用更加惊人。王闿运的四个儿子、十个女儿都得其精心教育，广有聪慧之名，而最优秀的长女王无非、次子王代丰英年早逝，因而舐犊之情更深。王闿运第一次北上，临时改为东下上海，就是为了护送七女王茙投靠婆家人。第二次北上，带领子孙、亲属及仆从等五十余人，显然有为子女甚至孙辈开阔眼界、拓展资源的考虑。王家子孙十分兴奋，充满期待，次女王桂窊行李累累，貌似将安家北京，王闿运大斥其荒谬。对于姻亲、门生故旧，尽量在国史馆安排饭碗，不惜突破基本条件和编制。王闿运第四子王代懿和女婿陈兆璇均任国史馆主事，王还另为陈兄兆奎预留位置。在京带领子孙拜访故旧、同乡，着意介绍推荐。家人干预馆事不分巨细，“程生来借马，宜孙不肯，正国史馆故事也”，宽袒之情显然。周妈及其家人贪财好货，包揽诉讼，王闿运一方面是生活上依赖太多，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是投其所好，听之任之，为己所用。不过，其对外均表现为无视物议、不拘一格的名士做派。

王闿运一生怀抱帝王之学，曾经游走在肃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门下，然纵横计不为所用，终是未得一要职。1908年得授翰林院检讨，1909年被聘为礼学馆顾问，1911年又以乡举周甲加侍讲衔，虽然倍觉荣光，但终是不管人事、不管钱物的虚职。在潜意识里，王闿运实现人生价值还需要一个世俗的标志物，国史馆馆长职位勉强符合。国史馆馆长虽然权力有限，但位居部长之尊，地位清贵，“笔削权”亦并非可有可无，稍后又有参政院参政职务加持。对于迟暮之年的王闿运来说，一切来得刻不容缓，必然要挑选时机以实现最大效益。从功利来计算，王闿运北上赴任也是赚钱的买卖。谭延闿、汤芗铭、袁世凯等人所赠，馆长月薪一千两，以及参政院例费，虽然数目不菲，但还不是最大头。王闿运向来以书信关说、干谒大员，替人办事，靠的是学术声望和人脉交情。担任国史馆馆长之后，话语权明显增加，一封寻常信函就涨价到一千两银子。杨度要请湘督禁止白银出口，也要借王闿运之名发电。王闿运一再辞谢任职，表面上非常淡泊，但其写于赴京路上的日记里不免透露欣喜：“昨夜过河桥，亦未见繁盛，云特为我发电。见河水粼粼，碧净无波，大异往时。”“同车至武功卫，见门条署‘王馆长宅’，入则有守屋二人，院落四处。”如此难得的“夕阳无限好”，来自一辈子杏坛设帐种下的善缘。

王闿运向来注重道德礼仪、文人骨气，但以八十余高龄之暮年，感觉余日无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所以“以逍遥通世法”，多讲究实用和变通。湘人素称诚拙刚直，而王闿运既不因原则而毫无人情，又不因利益而毫无底线，手腕灵活、纵横自如，洵为特例。

作者：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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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