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先枢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8月），清朝廷决定改革科举考试，从次年开始废止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又发布谕令，宣布从次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相继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还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2月）设立全国教育行政的主管机构——学部。这些措施对于全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在“兴学育才”、统一学制方面，时任管学大臣的长沙人张百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百熙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故誉为“中国大学之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以《奏定学堂章程》名颁布。此乃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主持和参与制订“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张百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张百熙​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沙、善化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倓(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对于湖南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设立湖南学务处，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以作为全省办理学堂的指导性原则。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长沙省、府、县三级都遵照谕令，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行政机构。1906年，湖南省裁去学政和学务处，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其办事机构。长沙府长沙、善化两县也设立了劝学所。这些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立，既是清末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也对新政时期湖南近代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湖南近代高等教育正是起步于清末新政时期的长沙，1902年，由原时务学堂改办的求实学堂改制为省城大学堂，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时，长沙先后创办高等学堂8所，另有一所中学附设的高等专科。1901年9月清政府接受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建议，颁发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于是，书院改革又在湖南重新兴起。到1903年，长沙的几个主要书院如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校经书院和求实书院在书院改革的过程中都改成了学堂。求实书院在改成省城大学堂后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成湖南高等学堂(即今湖南大学的前身)，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为中路师范学堂(即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求忠书院改成了忠裔学堂；校经书院与孝廉书院合并改成了校士馆。

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名额大大增加。原来每年招收仅百名左右，改为高等学堂后，招生数达到290余名。为了培养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学堂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先办中学，再为预科，最后升至本科。因此，学堂开办当年，学生均为中学程度。1907年，甲班毕业，经中学毕业考试，60名合格者进入预科。中学和预科开设的课程除原有的修身、经学外，新设了图文、历史、英文、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动物、生物、物理、法政、图书、体操等。

20世纪初年，湖南人民为保护本省路矿权益，开展了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以及开采矿山的热潮，因此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梁焕奎向赵尔巽建议创办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赵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任他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焕奎向湖南矿务总局拨借基金银1.6万两，创办了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创办之初以长沙贡院为校址，次年迁至金线巷租民房作校舍。教学管理比照湖南高等学堂。教师均系留洋归国的大学生，另聘请英、美、日籍教师近十人。所用教材除国文和历史外，均采用英、法文原本。到1908年，长沙著名教育家曹典球任学堂监督，使该学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09年，醴陵瓷业学堂窑业科并入。至此，该校共设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窑业五科。从1910年起，还附设了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讲习所。这样，该校成为湖南第一所多科性高等工业学堂。以至于清政府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

梁焕奎​

在湖南高等学堂创办的同时，湖南还创办了一所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在长沙开办湖南医学堂。医学堂创办之初，只有中医科，教学内容以讲授伤寒、金匮、内经、本草为主，兼习伦理、修身。朱廷利任监督后，“改良医课”，增设西医科，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理解剖等课程。

随着新政的展开，社会对政法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湖南巡抚庞鸿书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湖南公立法政学堂创办的宗旨是“专为本省士绅造就完全法政通才”。1907年，依宪政编查馆章程，改名为法政绅校，其仕学馆和附设的法政速成科则改为法政官校。1910年官绅二校合并为一，改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1年招收法律、政治科学生两班及辅修班、银行研究科、政治正科、法律正科各一班。学堂分本科、预科、别科和讲习所。民国成立后，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

新政时期长沙的高等教育除了官办的学堂外，还有民办、私立学堂和外国人办的高等学堂，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明德学堂的附设高等教育和雅礼大学等。高等铁路学堂是1909年由粤汉铁路总公司创办，设置机械、建筑、业务二科，修业年限为四年。到1913年，因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该学堂停办。长沙私立明德学堂于1905年开始办专修科。首先“特设高等商业专科，遵照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课程，延聘专门教习，切实举办”。1906至1907年，又先后举办留学预备理化专科、银行专修科和法政专科。民国初年改为明德大学，由黄兴任校长，迁往北京。

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20世纪初年，雅礼会就决定在中国办学。1903年，湖南境内各基督教会的代表在长沙开会，议决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将长沙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中心。雅礼会接到这报告后两次进行了论证，认为湖南有2000多万人口，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地处华中腹地，可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在长沙兴办学校。雅礼会派盖葆赖（Gage）、胡美(Hume)来长沙，经过一番筹备，1906年11月16日，由盖葆赖任校长的雅礼大学堂在长沙西牌楼正式开学。首次招收大学预科生53名。1910年，雅礼会又在雅礼大学内办了雅礼中学。国民革命中，雅礼大学迁往武汉，与文华大学、博文大学和博学大学合并为华中大学。

雅礼大学堂的预科生​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冈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立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l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教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入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王先谦则捐资12250两白银，由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修业、周南(小学部)、幼幼等。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三一等初等男学堂。

与此同时，长沙的女子教育也在清末新政中开始兴起。长沙最早的女子学堂是创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长沙县黄琼、黄萱祐联合亲族黄祐、黄为焯、黄亨理、陈保彝等捐集私财开办的影珠女学。同年6月l 0日由龙绂瑞和留日归国学生俞蕃同创立的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在长沙千寿寺巷(今芙蓉区顺星桥)正式开学。1904年春，又有曾广镛在长沙创设了淑慎女学堂。女子教育的兴起引起了顽固势力的不安和非难。1904年秋，湖南顽固派官绅上奏清政府，攻击“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清政府即谕令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将本省“设有女学，即行停办”。于是，民立第一女学堂和淑慎女学堂被迫停办，影珠女学则更名为黄氏家塾。然而，时代潮流势不可挡。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奏准在湖南考录了20名官费留日女生，其中大部分为原民立第一女学堂和影珠女学的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管理员黄萱祐的率领下于当年赴日留学，成为湖南首批出国留学的女学生。1905年5月，朱剑凡在长沙又创立了周氏女塾，1908年改为周南女学。原来被迫停办的女学也渐次恢复，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女子学堂，如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女校、毓坤女塾、振湘女学等。

一大批教育家的兴学活动对清末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举胡元倓、朱剑凡两例。

长沙市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著名教育家胡元倓所创的明德中学。胡元倓，湖南湘潭人，1902年他被派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留学期间，他考察了日本的教育，特别佩服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而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力于教育的发展。他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并发誓“不做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以“此身誓已成千古，不为崎岖有变迁”之句自勉。

1903年，胡元倓自日本回到长沙，在表兄龙璋和龙绂瑞的支持下，创办了明德学堂。同年秋，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归国的黄兴应胡元倓之请，到明德学堂任教。黄兴到明德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从事革命活动，使明德学堂成为了当时新思想的摇篮。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过：“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唯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所谓“中等社会”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明德学堂是以培养资产阶级新式人才为其办学宗旨。胡元倓等正是以“磨血”的精神来办好明德学堂的。为了办好明德学堂，胡元倓几十年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以筹措经费。所得募款自己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办学。他一家住在学校大门侧的3间旧屋里。书房中挂着“虽九死吾犹未悔”的横幅和“坚苦勖毅力，勤勉医灰心”的对联。其“磨血”办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明德提出了“坚苦真诚”的校训。龙璋亲撰《坚苦真诚四箴》，解释“坚苦真诚”的含义：坚即“永坚贞而不更”；苦即“应因苦而回甜”；真即“本真实以传薪”；诚即“道一贯而无二”。明德校歌中有“贯中西兮穷术业，遗粕而咀精”之句。这些都体现了贯通中西文化的施教方针，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时务学堂一脉相承。

明德学堂还聚集了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黄兴、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王正廷等，他们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1904年2月，黄兴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联络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龙璋撰明德校训四箴（局部）​

谭延闿“坚苦真诚”题记​

长沙第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堂是1905年由朱剑凡创立的周南女学。朱剑凡，湖南宁乡人，其父为湘军著名将领、甘肃提督周达武。1902年他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习师范，结识了黄兴、陈天华、周震鳞等爱国志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1904年底，朱剑凡回国，首先在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教书。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因此．他决心自己创办一所女学。1905年5月初，他将长沙泰安里私家园林“蜕园”的半边辟为校舍，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为免遭清政府查封，命名为周氏家塾。但实际上办有师范班，附设有小学部和幼儿园，并授之以新学。当时风气闭塞，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学校初创时，入学者很少。朱剑凡不辞劳苦，逐家劝说，广泛动员。他规定，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少数家境贫困的还可在校打钟、扫地，半工半读。这样，很快使师范班学生增加到百余人。

1907年，学部奏准民间设立女子学堂。于是，朱剑凡于1908年呈请湖南当局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周南女学除继续开办师范专业外，还添设了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由于班次增多，规模扩大，需要增建校舍。朱剑凡创办周南，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呕心沥血，倾注了全身心的精力。朱剑凡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周南的学科都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设置的。朱剑凡认为，师范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故首先在周南开办了师范科和简易师范科，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朱剑凡还认为妇女要在社会上自立，就必须有谋生的技能，为此又开设了缝纫、刺绣、烹饪等班。为满足全省女子学校对音乐和体育教员的需要，他又开办了音乐、体育专科班。

清末周南女校校门​

朱剑凡为周南规定的校训是：（1）自治心(节制整洁)；（2）公共心(博爱仁恕)；（3）进取心(勤勉耐劳)。为养成勤勉学风和活泼气氛，周南规定每日由值日教员公布格言、诗歌、图画或学生学习成绩，以供学生学习观摩。周南女学还每年举办学生学习成绩展览。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杂志曾撰文评述周南的成绩展览，认为周南女学生的成绩“男校中如此程度亦不多得”。朱剑凡等还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并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如1907年，他与徐特立发起周南全体师生首先罢课，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并得到全城公私立学堂的响应。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湖南逐步形成，它对湖南社会风气的改良产生了巨大影响，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读书做官论”“女子无用论”“淫技奇巧论”等受到了重挫。（注释略）

摘自《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2017年岳麓书社出版，郑大华主编，陈先枢著

作者：陈先枢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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