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起伦

坦率地说，见到过德文之前，我并不知道过德文，更不知道诗人过德文。

一个相识十多年的诗友组局，说我寓居株洲，搞个小范围欢迎仪式，参加者都是诗友。其情拳拳，却之不恭。于是，认识了几位此前从无交往的诗人。过德文是之一。

过德文显然是个受欢迎的人，他一出现，大家就开心地“过局”“过书记”的打招呼，很是亲切。相比之下，我倒是个局外人。

主人为我们作了介绍。过德文马上伸出手来和我热情一握，算是认识了。

于是，我知道过德文是株洲某区某局副局长，当时正担任龙凤庵村驻村第一书记。提到龙凤庵，我不由得眼睛一亮。这可是伟人毛泽东到过的地方。上世纪20年代，青年毛泽东在此开展农民运动考察，传播革命火种，有伟人自己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证。如今此地已成为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党建工作联系点。过德文能在这里工作生活两年，着实让人羡慕。除了教科书上列举的众所周知的丰功伟绩外，毛泽东是我最敬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应该能得到这方水土与文脉的浸润吧？我想。

“起伦老师啊，久仰大名！”过德文程式化地客套着。

“哪里哪里，请多指教！”我立马程式化地谦虚着。

我对过德文说：“你驻村倒是与中国作家协会号召诗人担任‘驻村诗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云南诗人王单单驻村，创作一部诗集《花鹿坪手记》，反响不错。你可以写出一批诗歌。”

“是的，我在写，已写了不少。”

我点点头，想，看来他是个生活的有心人。

接下来开餐。谦让一番后，过德文坐我下首，还是围绕诗歌交流着。德文喝酒，我饮茶。他喝酒的豪爽劲颇像我没患胰腺炎之前的豪迈，这让我对他好感又增加不少。

自然要谈到各自对诗歌的理解和写诗经历。

我对株洲素有好感。我的诗歌生涯与株洲有一些愉快的关联。1991年，我在株洲参加了平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文学活动，那是诗刊刊授学院组织的“改稿会”，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青年诗人应邀参加。会议被安排在株洲当时最好的庆云宾馆，可见株洲这座城市对诗歌的崇敬。那次活动，让我认识了诗刊的朱先树、周所同老师，见到株洲本地的郑玲、聂鑫森等老师，都是当时诗坛神一般的存在。过了二十多年后，2016年，混成诗坛老油条的我，再次受到诗刊社邀请，回到株洲，参加第七届“青春回眸”诗会。所以，株洲是我的诗歌福地。自然我对株洲诗人也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得知过德文上的农业大学，大学期间就爱好诗歌，还参加了文学社。而我本人本科学的数学专业，毕业到部队工作后也痴迷诗歌。我对过德文又多了一份亲近。我有理由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期间正赶上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无论理工还是农医，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诗人的。

我对过德文一口一个“老师”挺不习惯的。我说，千万别喊老师，我最怕当老师了。如果不以为僭，叫我一声起伦兄，反正我痴长你一两岁——我们叙过年齿。男人之间从不避讳谈论自己年龄。

这次雅聚后，我便经常能从他微信朋友圈读到他诗作了。读得多了，便对他作品的质地有了一些较为全面的认识。过德文的诗没有故弄玄虚，很少弄出惊人的奇崛意象，他文字朴实，不矫揉造作，眼睛看到的，心里想到的，笔下写出的，是那么融洽自然，能读出平静和温暖来，让我很开心。“真诚，是一个诗人最可贵的品质。”我从心底发出这样的感叹，并衷心希望过德永葆一颗淳朴的诗心。

七月的某一天，过德文给我打来电话，能让人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抑制不住的兴奋。原来他的诗集出版了。他约我见面，当面签赠诗集。我欣然应允。

诗集名为《凡尘微光》，由南方出版社出版，挺厚实的。

集子名取得好。细思之，渺渺人世谁不是一粒尘埃？而如果这粒凡尘能借诗歌之光反射出自己灵魂的微光，那是多么幸运又幸福的事！

摩挲其素雅封面，我仿佛触摸到一个诗人的脉动和心跳。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个诗人活在人间的证词。“诗言志”这个“志”，除了志向、思想和情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记录，雁过留声。

《凡尘微光》一共收录过德文写于2018年至2023年间的200多首诗作，通读之后，我不敢说每一首都是佳作珍品，能够让读者获得艺术与心灵的双重滋养。这又怎么样呢？毛姆——就是那个写出《月亮和六便士》的英国小说家——在一篇谈论文学的文章里，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便是最伟大的诗人，也必然写过大量枯燥乏味的作品。有不少诗人出过许多本诗集，但真正能称得上佳作的只有那么两三首，但这已经足够证明他们的价值。那么，年近花甲的过德文用一部厚重扎实的诗集证明了自己作为诗人的价值所在。

我还想到诗人王家新在获得柔刚诗歌奖主奖时获奖感言说的话。他说，诗人不应该是一个虚名，诗人应该存在于他的作品中。此话深得我赞同。所以我说，过德文有没有多大的虚名，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他这部尚散发着油墨淡香和泥土芳香的厚重的诗集，已足够说明一切。

基于此，我乐意认定过德文是一位诗人，只怕不会有人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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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