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鸣

在算法重构传播格局、舆情事件爆发快、圈层化、衍生多的当下，政务与机构层面的新闻发布、舆情回应早已超越语言技巧，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刘伯贤撰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怎么说怎么答：全媒体语境中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回应》（以下简称《怎么说怎么答》）以问题导向为锚点、实践逻辑为脉络、治理思维为内核，构建了一套兼具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全媒体舆情应对框架。笔者认为，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从业者提供方法论支撑，更打破了“舆情即风险”的传统认知，推动舆情回应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势。

全媒体语境下的舆情治理，首要难题是对舆情本质的认知偏差——实践中常见将舆情等同于负面信息、陷入“封堵删”惯性，也存在将回应简化为事后表态、忽视传播链条关键节点的问题。本书没有泛泛讨论全媒体的影响，而是把镜头拉近到两个可操作的切口：一是舆情传播从单向扩散转向多节点“接力—放大”，任何环节的信息断层都可能引发信任危机；二是舆情回应从单纯信息告知转向“先顺气、后说理”的情感校准，公众不仅需要了解事实，更期待感受到被尊重与理解，这种对情感维度的重视跳出了传统以事实为唯一核心的回应框架，更贴合当下的传播语境。

厘清理论认知后，《怎么说怎么答》的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为“新闻发布怎么说”“舆情回应怎么答”构建了闭环逻辑。

在“怎么说”层面，书中强调发布的系统性而非孤立技巧：针对发布渠道选择，提出“分层匹配”思路——政策解读需结合文字长文、可视化短视频与线下宣讲，覆盖不同媒介使用习惯的群体；突发事件则优先通过权威新媒体矩阵发布简短信息，同步联动主流媒体深化解读，避免因渠道单一导致信息覆盖不全。同时，书中特别重视发布时机的动态调整，主张根据舆情发酵节奏分阶段递进发布信息，既避免信息过载，也确保关键进展及时传递。

在“怎么答”层面，书中的突破在于拒绝模板化回应——实务中常见的“感谢关注、正在调查、后续通报”这类套话往往会激化公众不满，而本书直指这一痛点：事实维度用具体进展替代模糊表述，不笼统说“已采取措施”，而是清晰说明当前工作推进情况；情感维度以共情表达替代居高临下，先回应公众关切与感受，再阐述处置措施；行动维度明确后续计划与时间节点，避免公众陷入无限期等待。这种回应逻辑的核心，是将“完成回应任务”转变为“重建公众信任”，书中通过真实案例印证了这一逻辑的有效性，让实务者能直观理解其操作价值。

若仅将《怎么说怎么答》视为一本实操手册，便会低估其深层价值——书中贯穿始终的一条核心线索，是推动舆情回应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型，这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契合。书中提出的“舆情风险前置评估”机制尤为重要，主张舆情治理不应等到事件爆发才行动，而应在政策出台、项目启动前就预判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通过提前沟通、科普解读主动设置议程，将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同时，书中强调舆情回应的协同性，指出全媒体舆情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若各部门口径不一、行动分散，极易引发信息混乱，因此需建立“统一指挥、分级响应、口径协同”的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配合流程，避免重复发布或口径矛盾，体现了“系统治理”的思维。

从学术研究视角看，这本书还为舆论治理研究提供了优质的实践样本——长期以来，舆论治理研究存在“理论空转”与“实践碎片化”的问题：部分研究沉迷概念建构脱离实务，部分实务总结缺乏理论提升；而《怎么说怎么答》通过“案例提炼规律—规律转化方法—方法升维理论”的路径，将具体操作场景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治理逻辑，既为实务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方案，也为学术界提供了可深化的研究素材，实现了实务与理论的双向赋能。

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回应，早已不是“会不会说话”的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治理思维”的战略问题。《怎么说怎么答》的价值，正在于跳出了“话术技巧”的浅层陷阱，将新闻发布、舆情回应与国家治理能力、公众信任构建、社会共识凝聚紧密结合，为政务与机构从业者提供了一套“守底线、有温度、重规范、善创新”的行动指南。当然，舆论治理是动态演进的领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未来还会出现新的传播形态与舆情挑战，但这本书确立的“问题导向、实践逻辑、治理思维”核心框架，无疑为后续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政务人员与机构宣传从业者而言，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怎么说、怎么答”的方法，更能理解“为何说、为何答”的本质——毕竟，舆情回应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平息某一事件，而是赢得公众长期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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