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康乐

从长沙驱驰北行，国道旁的乡野总裹着一层湿润的土气，车轮碾过田埂边的碎石，竟似碾开了一页页泛黄的时光。过开慧镇时，风里仿佛还飘着革命先烈的英气，再往前，弼时镇的轮廓便在远处青山的映衬下渐次清晰。山脚下的田畴铺成黄绿相间的锦缎，风过时作物轻晃，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任弼时故居就静卧在青山与田疇的连接处，青瓦黛墙沾着岁月的薄霜，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宛如被时光妥帖珍藏的一枚旧章。

推开故居那扇斑驳的木门，“吱呀”一声，像是时光在耳畔轻语。院落不大，却藏着江南民居独有的雅致。迎面一口半月形池塘，池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游鱼与碎云，岸边的垂柳把枝条垂进水里，风一吹，便搅碎了满池的蓝天白云，粼粼波光里，竟漾出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池塘后头，便是那座清代中后期的土砖混结构院落，坐东朝西，青砖上爬着浅浅的青苔，像给墙体绣了层绿纹；屋檐下悬着的红灯笼，在古朴中添了几分暖意，倒让这老宅多了些烟火气。屋后的青山巍峨如屏，樟松繁茂，枝叶交织成伞，将故居半掩在绿意里；屋前的池塘如镜，映天映云，这般“前有照、后有靠”的格局，与韶山毛主席故居、花明楼刘少奇故居何其相似——想来这方水土，本就擅育为家国扛重担的仁人志士。

跨进正屋，一股淡淡的樟木香气便漫了过来，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房屋是三进三开间的格局，第一进堂屋正中，“忠厚传家”的匾额虽蒙了些尘，却依旧透着旧时的规整；供桌之上，没了旧时的祖宗牌位，取而代之的是任弼时与家人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他眉眼温和，眼神却亮得像燃着的星火。左侧厢房是他父母的居所，旧木床的雕花虽已磨损，却仍能看出当年的精致；藤椅的扶手被摩挲得光滑，仿佛还留着前人坐过的温度。右侧正房是任弼时少年时的住处，房间小得容不下太多物件，一张旧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便是全部。书桌上，他当年用过的砚台还凝着淡淡的墨痕，线装书的纸页泛着黄，指尖轻轻拂过，竟似能触到少年任弼时伏案苦读的身影。清代末期能有这般规整的院落，足见任家当年的殷实；也正是这份安稳，让他得以自幼饱读诗书，为日后踏上革命道路，埋下了最初的火种。

站在天井里，望着头顶那方被屋檐框住的天空，任弼时波澜壮阔的一生，竟像一轴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1904年，他在这里呱呱坠地，孩童时便常望着屋后的青山发呆，许是那时，“为中华之崛起”的志向已在他心里生了根。1919年，15岁的他背着行囊离开家乡，远赴长沙求学。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课堂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落在他心里，从此，他的人生便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再也分不开。192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便踏上远赴苏联的列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室里，他如饥似渴地啃读革命理论，俄语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连字迹都透着一股子执拗；他研究苏联革命的经验，像在为日后的战斗打磨武器，每一点积累，都成了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底气。

1924年，学成归国的任弼时，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在上海，他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白色恐怖的阴影里秘密开展青年团工作。那时的上海，特务如麻，每一次出门都可能是诀别，可他总能沉着地把秘密文件藏进书本的夹页，把革命的口号藏进课堂的讲解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这些头衔背后，是无数个在煤油灯下熬到深夜的夜晚，是无数次在敌人的搜捕中惊险脱身的瞬间。1928年、1931年，他两次被捕入狱，老虎凳、电刑，敌人的酷刑没能摧垮他的脊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忍着剧痛，还不忘给身边的同志鼓劲儿：“守住信念，就是守住了革命的希望。”直到党组织多方营救，他才重见天日，可牢狱留下的伤痛，早已在他身体里埋下了隐患。

1934年，长征的号角吹响，任弼时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与贺龙同志一同率领部队踏上征途。雪山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患上了重感冒，咳嗽得直不起腰，却执意把战马让给受伤的战士，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干粮不够了，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啃树皮、嚼草根，还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青稞饼分给体力不支的小战士。过草地时，沼泽地里的黑水泛着冷光，他走在队伍最前面，手里握着一根木棍，每走一步都要试探半天，生怕身后的同志陷入险境。行军路上，他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每当战士们因疲惫与饥饿面露颓色，他就会走到队伍中间，声音虽沙哑却有力：“同志们，再坚持一下！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中国的未来铺路！”在他的带领下，红二方面军闯过了雪山草地，闯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那面飘扬的红旗上，也染着他的汗水与心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奔赴延安。在窑洞里，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常常是天不亮就起身批阅文件，深夜还在灯下撰写报告。1944年，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准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把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文献里，逐字逐句地琢磨，先后修改了15次。那时他的身体早已发出警报，胸闷、疲劳如影随形，党中央多次安排他休养，可他总摇头：“革命正是要紧的时候，我哪能停下来？”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路上，他依旧带病工作，毛主席的身边，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起草文件、协调部队、安抚群众，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把党和人民的重担，牢牢扛在肩上。

离开故居，沿着青石铺就的小路往山坡上走，任弼时同志革命事迹纪念馆便映入眼帘。纪念馆依山而建，灰白色的墙体庄严肃穆，“任弼时同志纪念馆”几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像在诉说着对先烈的敬仰。走进馆内，首先看见的是一尊任弼时的青铜雕像，他身着军装，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眉头微蹙，仿佛还在为革命事业思索；那挺拔的身姿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纪念馆分五个展厅，文字、图片、实物、影视、模型交织在一起，把任弼时的一生，鲜活地呈现在眼前。

“少年壮志”展厅里，长沙求学时的成绩单还泛着黄，每一门功课的优异成绩，都透着少年的勤勉；赴苏联时用的皮箱边角已磨损，里面的笔记本上，俄语笔记密密麻麻，字里行间都是对革命真理的渴望。“革命征程”展厅里，上海地下工作联络点的场景被复原——昏暗的房间里，一张破旧的书桌，一盏煤油灯，灯光摇曳中，仿佛能看见任弼时伏案写密信的身影；长征时用的马灯玻璃罩裂了一道缝，水壶上锈迹斑斑，这些旧物无声地诉说着征途的艰辛。“延安岁月”展厅里，珍贵的影像资料在循环播放，画面里的任弼时站在窑洞前，向战士们作报告，他的声音虽不洪亮，却能让每一个战士都热血沸腾。“新中国成立前夕”展厅里，西柏坡时期的办公用品静静陈列，简易木桌上，文件原稿上的红色批注依旧清晰，那是他对工作的严谨，对革命的赤诚。“精神永存”展厅里，各地群众参观的照片、研究他事迹的书籍、单位学习的心得体会，满满一墙，都是后人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最让人动容的，是“开国大典”的声光电场景。昏暗的展厅里，大屏幕上播放着1949年的开国大典实况，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在展厅里久久回荡；周围的灯光随影像明暗变化，仿佛让人置身于那个沸腾的时刻。而场景一侧，一台老式收音机静静摆放着，旁边的文字介绍道：“1949年10月1日，任弼时因积劳成疾，未能亲临天安门。他坐在病榻前，通过这台收音机收听实况，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宣告时，他热泪盈眶，紧紧握住身边同志的手：‘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看着那台布满岁月痕迹的收音机，我的眼眶也湿了——他为新中国奋斗了一辈子，却没能亲眼看见五星红旗升起的模样，这份遗憾里，藏着多少对家国的深情。

走出纪念馆时，夕阳已西斜，天边的云彩被染成金红色，像给山河披了层锦缎。广场上，任弼时的雕像在夕阳下更显庄重，他的目光穿越时空，落在这片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土地上——如今田畴万顷，百姓安居乐业，曾经的战火与硝烟早已远去，可他的精神，却像这山间的青松，永远常青。

叶剑英元帅曾称他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这“骆驼精神”，是他一生的写照；而他的“三怕”——怕工作少、怕麻烦别人、怕多用公家的东西，更把这份精神刻进了骨子里。他怕工作少，所以即便重病缠身，也不肯停下脚步；他怕麻烦别人，所以狱中宁愿自己受刑，也不牵连同志；他怕多用公家的东西，所以延安时衣服破了自己缝，办公用品省了又省。

1950年10月27日，46岁的任弼时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与人民。毛主席亲自为他扶灵，那一幕，成了党史上永远难忘的感动。

站在故居前的池塘边，望着水中的倒影，我想起曾多次带领单位同事来此参观。每当大家听完任弼时的事迹，都沉默良久——那是灵魂被触动的模样。如今再踏这片土地，我更懂了“骆驼精神”的内涵和分量：它是负重前行的担当，是无私奉献的坚守，是严于律己的品格。这份精神，早已融入中华大地的血脉，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暮色渐浓，我踏上归途，回望故居与纪念馆，它们在夜色中静静矗立，像两座灯塔。是啊，无论走得多远，我们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那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会像这山间的明月，像这塘中的清水，永远照耀着中华山河，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途上，坚定地走下去。

（曾康乐，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某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发表小说、散文、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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