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竹

十七岁的年纪，总是梦想美梦成真。

只是，现实非常残酷，不知道梦落何处，内心深处的渴望时常裹着迷惘的气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方打工棚的铁皮顶被雨敲得噼啪啪响，我攥着皱巴巴的工资条坐在床沿，听邻床女工说她弟弟考上师范大学——“吃上国家粮，一辈子稳稳当当”。一句话醍醐灌顶。而彼时的我刚刚被流水线上的机器夹伤手指，渗着血，生生地疼，日子过得狼狈不堪，因而更懂他们说的“现世安稳”的金贵。

年少的迷茫是具体的。收音机里孟庭苇唱“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望着窗外的雨，哭；林志颖哼“十七岁的雨季”，我摸着手上还没消退的茧子又哭。好像整个青春都泡在潮湿的情绪里，想抓住点什么，却只有满手虚空。

命运的转折，藏在淡淡的烟火气里。1993年开学前，我恰好从南方归来。小姑姑正蹲在灶台前炒瓜子，铁锅里的瓜子蹦出久违的焦香味，姑姑告诉我说：“我要跟你姑父去塘田市了，村小的学前班没人带了，你来代替我吧。”

听到消息，父亲当天就拿着我的毕业证，揣了两斤红薯糖去学区盖了公章，红色印泥洇透了纸背，父亲慎重其事，说：“以后你就是一名幼教老师了。”我攥着那张纸，每一根指尖都在发烫——原来梦想的“正儿八经”的工作，来得这样的“真”。

村小在山坳坳里，土坯墙上的野花，仍旧烂漫，学校后面就是后拢山，教室门一推就吱呀响。第一天上课，三十多个孩子挤在我曾经坐过的课桌上，有穿开裆裤的，有攥着红薯来上学的，还有躲在门后偷偷啃玉米的。那天我刚写下“一二三，日月天”，后排的小胖就举着沾泥的手喊：“老师，我会写‘田’，还会写很多字！”他随即就跑到黑板上，“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方块字，引得满屋子的孩子又惊又奇，拍手叫好。

一群年少的孩子，时光那么美好，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像极了阳光，正好透过树林，再从破旧的木窗棂照进来，落在孩子们的小脸上，他们求知的眼神，每一丝都在发光。我想，我也是他们这样长大的。

然后的日子，风雨无阻，风雪同行，每一天都跟着朗朗书声中过。每天天不亮，就有孩子们背着布书包在村口等我，我们成群结队，再去学校。一个个孩子，像极了一群叽叽喳喳的百灵鸟，唱啊跳啊，有的挎着自家种的橘子，有的攥着奶奶煮好的鸡蛋。我们亦师亦友，白天的时候教他们认“山”“水”“日”“月”，也教他们叠纸船、唱童谣。聪明的贝贝会帮我带后进生，她把“b”和“d”画成小眼镜，说“这个戴左边，那个戴右边”；调皮的强强总爱爬树，我罚他抄课文，他却在作业本里夹了一朵花，上面歪歪扭扭写“老师对不起”。

山坳里的时光，很慢，很慢，慢到能数清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节令。播种，收成，像一届届孩子，走进学校，又走出学校，走向更广阔天地。每天走在村庄里，总有不同的家长看见我就说“孩子现在会背诗了”“会算加减法了”——原来“育人”不是一句空话，是细水长流，是水到渠成。看着一个个小不点儿，从摸着红薯不肯放，到能端端正正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出美好的话来。

后来的变化是突然的。城里的民办幼儿园像雨后春笋冒出来，不同的校车穿梭在大大小小村庄。人们说城里的校车有带滑梯的操场，有多功能演播厅，家长们纷纷议论“孩子们该去城里读书”。我站在村小的土操场上，看着牵牛花，花开花落，学校里，来报名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天地更广阔的城市。

最后一年，教室里只剩八个孩子。我们仍然朝气蓬勃，照样每天教他们识字、唱歌、读课文、画画、跳舞、做操，只是下课的时候，会多陪他们在山坡上坐会儿。梅梅说：“老师，我妈妈说下学期要带我去塘田市了。”

对于我们来说，塘田市就是“大城市”。我摸了摸她的头，点点头，没有说话，风把远处的车鸣声吹过来，混着乡野玉米叶子的沙沙声，像在跟什么告别。我知道，我也该离开这个生养我的山坳坳了，离开这个挚爱的三尺讲台。

离开那天，我翻开自己的教案本，发现自己写的一行字：“山坳里的光，总会照到更远的地方。”也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走在村口的小路上，回头看，土坯墙的牵牛花还开着，只是没有了孩子们的笑声，整个山坳坳都静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有几百个像我一样的代课老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的已经躬耕三尺讲台几十年。我们就像落在时代洪流里的水分子，悄无声息地融进了浪潮。而我在山坳里的十七年，那些沾着粉笔灰的日子，那些孩子们的笑脸，早已经成了我生命里最亮的光——原来不是我照亮了他们的启蒙时光，是他们，陪我走过了最迷茫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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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