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隆万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读投降诏书；9月2日，日本军政代表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4年，和亚洲、世界人民一起，赢得了最后胜利。为了铭记历史教训，维护世界和平，战后盟国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军事法庭，分别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元凶进行审判。

1948年2月24日，向哲濬宣读对被告板垣征四郎的检方总结。 通讯员 摄

我父亲向哲濬是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他是湖南宁乡人，原名向哲文，字明思，1892年出生于沩河畔向家塅的一户农家。湖南民风素以耕读为主，大沩向氏家族又有向构父等几位思想先进的人物，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把向家祠堂所办的族学，改成六年制新式学校。所有孩子，不论男女和家境，都要在这所学校接受文化启蒙。父亲在祠堂学校毕业后，被家族资助到长沙市修业学校深造。

清末，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辛亥革命前夜，许多革命志士通过办学任教，对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修业学校校董周震鳞（多年后成为父亲的岳父）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代数老师徐特立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断指血书，父亲深受感动。他和同学陶峙岳在衣襟上血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并立志勤奋读书，将来以身报国。

1910年，恰逢“游美肄业馆”初次向全国招生，这是一所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学校（后改为“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父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由于修业学校不希望学生投考外校，父亲便将原名“向哲文”改为“向哲濬”去投考。想不到他在长沙市初试和湖南省复试中都名列榜首。修业学校得知结果后，反而以培养出这样的高才生为荣。

父亲到北京后又取得全国复试第一。他学习认真，成绩优异，且热心为学生团体服务，深受师生推崇。他高票当选为学生团体“达德学会”的会长，其间组织了许多公益活动。1917年父亲被选派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行前他代表同年级学生发表《告母校书》，感谢母校栽培，并抒发了学成后报效祖国的心愿：“益以目悚时艰，心切国难兴亡大责，刻锲五中，敢不矢志，集力奋发淬砺，期副师友万一之望，尽国民分子之责。”

1920年，父亲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在耶鲁学习期间，他曾任该校中国学生会会长和世界学生会会长。1921年至1922年，中国北洋政府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九国会议”，父亲被派到华盛顿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宠惠的秘书。

1922年，父亲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资助研究国际法。为学习和工作的方便，耶鲁法学院院长将他介绍到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1924年3月31日和4月1日，他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主题与第二期退还庚款有关。他是参加听证会的成员中唯一中国人，以亲身经历阐述了清华学堂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培养成绩，回答了关于款项用途的质疑，确保了美国继续退还庚款的实施。1925年秋季，父亲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学位，不久便启程回国。

回国后，父亲分别在北京大学教英文和在北京交通大学教国际公法。1926年，他又同时被北京法政大学和河北大学聘请任教。

二

1926年，父亲随王宠惠南下南京，转入司法界工作。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王宠惠出任司法部部长，他亲点父亲任司法部秘书，并兼任“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南京期间，父亲曾到中央大学兼课，并在南京法官训练所任主讲教师。1932年父亲任江苏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后又被转派到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任首席检察官。1934年3月，父亲受聘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46年向哲濬赴东京前在上海所摄全家福。 通讯员 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1939年“76号”敌伪特务机关成立后，采取各种隐蔽手段向公共租界渗透。1942年，为躲避日伪特务绑架，父亲侥幸脱险后辗转到重庆，担任司法行政部参事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负责编写当时的《现行民事法规》。1943年春，司法行政部决定在湖南桂阳县设立最高法院湘粤分庭，父亲被选派为该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1月又任最高法院检察处检察官；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立即被派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1946年1月，盟军在东京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中国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审判。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推荐，蒋介石最终选定父亲和梅汝璈分别担任代表中国的检察官和法官。

1946年2月7日，父亲和首任秘书裘劭恒抵达东京履职。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最初英、美、澳等国认为，应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日）作为日本战犯犯罪日期的起点。日本方面更是认为正式宣战后才算战争。但是，根据日军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4日，以及日本参加缔约的《巴黎非战公约》自1928年1月1日生效，中国提出审理日本战犯犯罪的日期应从1928年1月1日起算，最终被国际检察局认定。

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起诉书》总共55条“诉因”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达44条之多。

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当天上午，首先由庭长韦伯致词，接着检察长季南介绍各国检察官，第一位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下午由法庭执行官范·米特上尉宣读检方《起诉书》。

东京审判遵循英美法律，检方起诉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抗战期间，限于战时环境，中国百姓既缺乏收集证据的条件，也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加之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战时实施了极其严厉的舆论封锁措施，在投降前后更是三令五申销毁文档，这使得检方的取证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中国检察组一方面通过函电向国内求援；另一方面，在开庭之前，父亲和秘书裘劭恒亲自回国，陪同季南检察长和国际检察局同仁，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

从1946年5月13日至1948年4月16日，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先后经过起诉、举证、辩论、终讼四个阶段，父亲参加了全部庭审，共414次。他在法庭陈词20余次，引用了大量证据来起诉战犯罪行，澄清历史真相。

《起诉书》把日本侵华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侵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时期。第二阶段是侵略全中国。

日本侵略满洲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经过检方的细致工作，两名证人出庭，使得“皇姑屯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基于大量人证物证，1948年2月11日，父亲和季南检察长等同仁宣读“检方总结陈述”，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有计划的阴谋，而策划阴谋和实施指挥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他们的阴谋得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及关东军的支持。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审理中，最引世人瞩目的证人是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经国际检察局通过，并取得苏联同意后，盟军总部将溥仪引渡到东京。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心说服，特别是裘劭恒秘书多次和溥仪谈心，劝说他揭发日本侵略罪行来立功赎罪。溥仪终于放下包袱，从1946年8月16日起连续8天出庭作证。在庭审记录中，关于溥仪出庭的记录达453页之多，其中溥仪回答控辩双方的诘问高达764次，创造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的法庭纪录。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全中国”的审理阶段，揭露日军七七事变的阴谋成为关键一环。父亲从东京频传电报，七七事变时任29军军长的秦德纯则根据电报提供的信息，在出庭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以毛笔工整书写的证词《七七事变纪实》，有力控诉了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侵略罪行。

在中国检察组和美国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除大量书证外，8名证人从中国到东京出庭，将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暴行公之于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暴行”，以9页篇幅详尽描述了日军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南京大屠杀日军陆军将领松井石根也因此被判处绞刑。

中国检察组对日本战犯在中国使用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罪行的揭露，也使世人震惊。1946年8月15日，父亲在法庭指出：“证据显示，一旦日本在占领中国每个地方之后，那里就成为向下一个地方进行毒品攻势的据点。在日本占领区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鸦片烟馆，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作生产罂粟，大量的鸦片和毒品的进口，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从鸦片和毒品交易中获取了巨额的利益。”他引用了1937年国际联盟关于禁止鸦片与其他危险药品走私的声明：“全世界接近90％的非法白色毒品是由日本人在天津、大连以及满洲和华北的其他城市制造的。”日本战犯在中国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行亦因此大白于天下。

东京审判结束后，父亲回国向司法部、外交部作了工作交代后返沪。他和秘书高文彬特意乘轮船带回两套法庭文档，包括全部庭审记录和许多证据，一套送外交部存档，一套送东吴大学法学院供教学之用，可惜都不知所终。

东京审判行将结束之际，国民政府曾任命父亲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他当即电辞。回国后，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并提供全家机票要求速往台湾赴任，父亲依旧拒绝受命。他钟情于教书育人，此后便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之中。1949年2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夏大学（国内最早实施导师制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担任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的教学。5月26日，我们一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对高校实行院系调整。父亲到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其间与东京审判亲历者杨寿林和挚友朱彬元合作翻译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他调任该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60年，父亲被调到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学院任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直至1965年从该校退休。

父亲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1980年，中央政府修改宪法前征求专家意见。当时父亲已88岁高龄，他花了许多时间仔细阅读草案，用心思考；积极参加会议讨论，他的看法，颇得专家和相关部门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炮制了一系列美化侵略的反动言论，实施了诸多为军国主义翻案的丑恶行动。父亲看到此类报道，无比愤慨，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谈话，痛斥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

1985年，南京市政府和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父亲抱病介绍了许多情况，来访人员对他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和摄像，作为专题文献纪录片而永久保存于纪念馆中。这也是父亲对国家、对人民最后的贡献。

1987年8月31日，父亲在上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三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外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远不如纽伦堡审判。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第一手文档。为了了解东京审判的进程与细节，特别是了解父亲和他团队的工作和贡献，2006年之后，我和爱人蒋馥利用探亲访友的机会，多次自费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战争纪念馆搜集资料。在我国驻当地使领馆同志和留学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收藏法庭第一手资料的场所，并复印了父亲在法庭10次讲话的英文记录以及若干照片和纪录片片段。以父亲讲话的英文原稿及其中译文为基础，加上母亲周芳对父亲的回忆录《良师爱侣忆明思》，结合当年的媒体报道，我编写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2010年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东京审判时向哲濬所用的打字机。 通讯员 摄

由于这些资料在中国是首次面世，立即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还对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和教育部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档案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家图书馆应该收藏。请与向隆万同志联系，以积极稳妥的方式复制这些珍贵史料。也请贵仁同志选定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研究，为我所用。”

很快，国家图书馆周和平馆长到上海交大商议合作，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北京接见并表示大力支持。2011年5月3日，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被聘为名誉主任。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10多年来，关于东京审判历史文档的发掘和研究硕果累累。下面仅作一个概述：

第一，整理出版了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卷）《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卷）及其《索引与附录》（每套3卷）等基础文献300多卷，填补了国内文献的空白；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方便。

第二，完成国家和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课题19项。

第三，撰写和编译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数十册。

第四，主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3次，向世界发出中国之声。

第五，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专访数十次，在报刊发表许多文章和谈话，在中央、上海、江苏等电视台作专题讲座。

第六，应中央有关部门之约，建言献策多次，发挥了智库作用。

第七，为上海电视台拍摄《东京审判》和《亚太战争审判》等纪录片以及画家李斌的文献式油画《东京审判》提供学术支撑。

总之，在东京审判的研究领域，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的领军高地。

关于父亲及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工作状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除《庭审记录》外，我们编辑出版的《东京审判文集》和《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和法庭陈述》收录了父亲大量讲话、文稿和函电。2019年我编写出版了《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概述了父亲和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工作与贡献，荣获《法制日报》当年评选的“法治图书十佳”榜首，2022年被译为英文在加拿大出版。

随着形势的发展，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明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研究院决定总结10多年的研究成果，编写出版《东京审判全史》。初步计划将《全史》分为10卷，我和梅汝璈法官的后人梅小侃、梅小璈一起，分工编写其中一卷《中国与东京审判》。今年我已84岁，梅氏姐弟也年逾古稀，能参与这项工作，既感荣幸，更觉责任重大。东京审判期间，父亲曾在一封公函中表明决心：“谨查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1948年1月12日）梅汝璈法官也有如下表态：“璈虽德薄能鲜，但职责所在，自必全力以赴，决不懈怠。”（1948年7月23日）“昕夕从公，未敢懈怠”和“全力以赴，决不懈怠”就是我们的榜样。

倏忽，东京审判过去了79年，令人遗憾的是，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在日本始终不绝。随着日本档案的解密，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是右翼学者，日本政府企图为判决翻案也是由来已久。人们必须警惕！最后，我想引用两位法学先辈掷地有声的警语作为本文的结束：

梅汝璈：“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1961年）

向哲濬：“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1985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责编：万枝典

一审：易禹琳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