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露锋

魏晋时期，钟会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悲剧色彩。从名动洛阳的玄学清流，最终却堕入权力的深渊。其命运轨迹发生如此巨大转折，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动荡，人性的复杂，以及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钟会出身颍川（今河南禹州市）钟氏，这一家族自东汉末年便以经学传家。钟会自幼浸淫于浓厚学术氛围，十岁即能熟读《周易》《老子》，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辨能力，以“神童”之名轰动洛阳。

在玄学盛行的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于士族之间。钟会凭借对老庄思想的独到见解，迅速跻身清谈名士之列。其著作《四本论》以逻辑严密著称，成为玄学领域的重要文本。他与嵇康的交往耐人寻味，二人虽在学术上惺惺相惜，却因性格与立场差异渐生嫌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钟会更倾向于调和名教与自然，这种思想分歧，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此时的钟会，俨然已是玄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高平陵之变加速了士族阵营的分化与政治立场调整，也打破了部分士人的理想主义幻梦，迫使他们在残酷现实中作出抉择。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掌权的曹爽集团，曹魏政权自此落入司马氏之手。这场政变不仅改写了王朝命运，也迫使士人重新思考生存策略。钟会的选择具有典型性，他决然放弃玄学清谈，转而投身司马昭麾下。这一转变背后，既有家族利益的考量，也是对乱世求生的清醒认知。     

钟会的政治才能很快崭露头角。在平定诸葛诞之乱过程中，他献离间计分化叛军内部，最终助司马昭迅速平乱，受到司马昭高度评价。然而，随着钟会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攀升，他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也逐渐暴露出来，嵇康之死便是其背离玄学理想、沦为权力游戏操盘手的标志性事件。钟会因与嵇康政治理念差异与个人恩怨交织，便借吕安案构陷嵇康，最终导致嵇康被杀，沦为司马氏清除异己的帮凶。  

公元263年，司马昭命钟会为镇西将军，统兵十余万伐蜀。此战本是其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却也成为其堕落的开端。钟会与姜维在剑阁对峙时，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利用地形构筑防线，以“围而不攻”之策消耗蜀军士气。然而，邓艾通过偷渡阴平直取成都，彻底打乱钟会的布局。这极大地刺激了钟会的自尊心、嫉妒心和独占灭蜀之功的强烈欲望。

钟会凭借书法功底模仿邓艾笔迹篡改奏报，同时诬告邓艾谋反致其被囚，试图将灭蜀之功据为己有。更甚者，他暗中联络姜维，密谋据蜀自立。这一决策背后，既有对司马氏政权猜忌功臣的忧惧，亦暴露了他的自负与短视。

钟会错估了政治形势。魏军将士多出身中原，无人愿久留蜀地。姜维虽名为投降，实则心怀复国之志，对此钟会心知肚明。他对自身控制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形势的误判，使他甘冒奇险，将姜维视为合作者。264年，仓促起兵仅三日后，部将胡烈等人便发动兵变，钟会在乱军中被杀。  

钟会的败亡，根植于其性格深处的嫉妒、虚荣与权力欲对理智的侵蚀，且与魏晋易代之际的严酷政治氛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从时代背景看，魏晋政权更迭的残酷性，迫使士人做出选择。玄学虽提供精神慰藉，却无法解决现实困境。与钟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阮籍，后者以酗酒佯狂避世，而钟会则选择拥抱权力，最终被权力反噬。 

思想层面，玄学“无为”与政治“有为”的矛盾，始终困扰着钟会。早年他试图调和二者，但权力的诱惑，使其倒向功利主义。其著作《老子注》中强调“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然而在现实中，他却成为“物累”的牺牲品。 

钟会的悲剧为后世提供了深刻启示。在权力与理想的对决中，缺乏定力者易被吞噬。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往往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局，退守书斋则无力自保，投身政治则可能迷失本心。 

唐代名相房玄龄在《晋书·钟会传》中评其“以智败身”，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其“诈伪无终”。然而，若将其置于魏晋易代的宏大历史叙事中，钟会的选择，实为时代裂变的缩影。他的堕落，不仅是个人的失败，更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集体困境的写照。 

摘自《廉政瞭望》杂志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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