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第23军进攻香港。1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文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更加紧密相连。

12月9日，中国政府军事当局下令各战区向日军发起攻击，牵制日军行动，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除第4战区部队进攻广州，直接支援英军之外，军委会还决定从第9战区抽调第4、74军增援粤桂，同时调遣第5、6、60军由广西、四川向云南移动，准备入缅协同英军作战。

日军为阻止第9战区中国军队抽兵南下，决定对第9战区再次发动进攻。这样，时隔2个半月，日军发动了第3次进攻长沙的战役。

薛岳的“杀手锏”大败日军

日军第3次进攻长沙的总计兵力约12万人，仍由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指挥。

第2次长沙会战后不久，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即提出加强版“天炉战法”（此战法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也曾使用，效果良好）——即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方针。其要领是：彻底破坏交通要道，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敌围而歼之。根据作战需要，中国军队总兵力达30余万人。

中国军队在长沙城内与日军巷战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向集结兵力。1941年12月23日、30日，1942年1月1日、2日、3日，日军第40师团、第3师团、第6师团等从新墙河南岸、捞刀河、㮾梨、东山等方向向长沙进攻，中国军队殊死拼杀，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陆续占领了长沙城内阿弥岭、林子冲、金盆岭等地。

1941年12月23日晨5时，日军第40师团分3处渡河，向驻守新墙河南岸第一线的中国军队第20军133、134两师阵地进攻。

1941年12月30日，日军前线部队得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对中国守军第37军的攻势更加猛烈。

守卫长沙的主力为第10军（军长李玉堂）所辖第3、190师和预备第10师。

驻守岳麓山的炮兵部队不断轰击敌人的军事目标，有效地支援了长沙城内的守军。在城南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击毙敌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使日军无力继续进攻。为加强城内守军的反攻力量，1942年1月3日，第9战区命令第73军的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市区，协助第10军作战。是日傍晚，第4、79、78、26、37、20、58等各军全部到达预定地点，对日军完成了战略上的包围夹击之势。1月4日晨，薛岳发布命令，对日军发动围攻。进攻长沙的各路敌军，都遭到中国守军的打击。

敌军在精疲力竭，粮弹短缺，又被守军合围消灭的形势下，于4日晚在城内四处放火，趁夜仓皇撤退。第9战区得知日军退却，立即命令各军堵截追击日军，敌军在㮾梨、曹家坪、茶塘、福临、新市、兰河市、长乐街等各个方向都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和阻击，伤亡惨重，被击毙、溺死者累累。

第3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这次战役，从敌发动进攻到失败，仅20余天。日军遗尸56900多具，内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俘敌139人。中国军队实际参战人数近30万，阵亡11259人，负伤14779人，生死不明者2042人，共计损失28116人。

长沙大捷鼓舞了全世界

这次会战，是自“7·7”事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歼灭敌人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一连串失败后首开胜利的纪录。

这次会战，引起中外新闻媒介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少中外记者来第9战区采访，到湘北战场实地考察，赞扬中国官兵作战之英勇。英国《泰晤士报》评论：“1941年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则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的社论称：“我三湘健儿，我神勇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拉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打击敌人。”它“与今日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遥相呼应”，“所以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蒋介石曾评价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宋美龄两次向全世界讲述王超奎的事迹

1942年2月，宋美龄在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时说：“我中国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守长沙的川军营长王超奎就是这样的例子。”

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过去3个月来，中国人民目睹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但中国军队却在顽强抵抗。如在湖南新墙河，王超奎营被日军包围，500人全部战死。中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1941年12月，王超奎所在的20军133师398团奉令担任新墙河的守备任务，在新墙河后的傅家桥、相公岭一带布防，执行阻击敌人、掩护战区主力部队在长沙附近集结的任务。战斗打响前，王超奎就向团长立下誓言：“新墙河乃第9战区门户，更为敌我必争之地。值此大敌当前，风云变幻迫在眉睫之际，奎誓愿竭我之力，负死守据点之责；设若不幸为敌所乘，是奎亦死得其所。”

1941年12月23日下午，日寇以4万余人的兵力向新墙河一线发起进攻，双方鏖战了2天1夜。随后，日军在燃烧弹的掩护下攻入阵地。王超奎营500士兵伤亡惨重，仅存30余人。眼见仅存的30余人已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阵地即将失守，王超奎明白，只要自己不死，士兵们就绝不会后退一步，必然与阵地共存亡。想到此，王超奎突然竖起机枪，枪口对着脑袋，脱下胶鞋，用大脚趾踩住扳机，并扣动扳机。

此时，日军又向阵地冲来，冲上来的日军见王超奎倒地，唯恐他没死，又残忍地将他的脖颈割断，身首分离。剩余的十几名士兵不忍弃营长而去，抢出王超奎的遗体，用担架抬着往南撤去，一直到汨罗的“红旗洞”（音），才遇到20军副军长夏炯。听闻王超奎的事迹后，夏炯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脱下将军服，覆盖在王超奎的遗体上，抚尸痛哭。

《文萃报》3478期综合《湖南抗战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揭秘长沙会战》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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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