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八十年时光沉淀，那段烽火岁月里全民浴血御敌的悲壮史诗，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炽热的篇章。在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画卷中，衡阳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担当，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衡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份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无数人奋勇向前，更成为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指引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书写家国奋斗的壮丽篇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战火逼近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遵照周恩来指示，先撤至长沙，后于当年11月14日迁至衡阳城北卡路巷16号，设立驻衡阳办事处，并在城西郊廖家湾设招待所，简称“衡阳八办”。

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旧址

尽管“衡阳八办”仅存续8个月，却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成为战火中的“抗战灯塔”。1938年11月至次年2月，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李涛、边章伍等人在叶剑英带领下，以“衡阳八办”为据点协调各方开展抗日救亡。中共衡阳县委、临时中心县委与之合署办公，众多抗日团体也紧密联系于此。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记载，到1939年4月，“衡阳八办”安置转送中共领导人、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及干部亲属等约300人，还转运武汉撤来的汽油、药品等重要抗日物资，撑起抗战后勤“生命线”。1939年，“衡阳八办”举办3期党员培训班，每期约一个月，培训党员90余人。学员来自衡阳、湘南及南方各省、海外党组织，为党在国统区与敌占区开展工作筑牢根基。

1937年年底，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在武汉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议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彼时正面战场接连受挫，蒋介石很快接纳了这一建议。

1938年，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失地，国民党上层由此更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再提共同办班，蒋介石当场决定：邀请中共派员参与，在南岳山上的圣经学校举办“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即“南岳游干班”。中共中央迅速派出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30余人代表团参与办学。

南岳游干班合影

授课主要由中共教官负责，他们以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述为指引，结合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初编《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两本讲义。教学围绕实战展开，衡山火车站、师古桥畔等地，每周都有游干班教官与学员进行游击战术实习，演习袭击、伏击、自卫退却等战斗，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

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南岳游干班共举办三期，培养学员3108名，为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游击骨干和军事人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省会成立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发表救亡宣言。衡阳各界爱国人士在共产党员刘留侯的积极推动下，于同年8月22日成立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该会成立后，代表衡阳140万民众通电全国，发出五项抗日主张。

抗战期间，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持续发动衡阳民众捐款献物支援前线。1941年“七七”纪念劳军活动中，后援会在市中心设立募捐台，连续数日接收民众捐款，总额达2万元。同年11月，湘桂铁路抗敌后援会号召工人捐献一日工资，共筹得13000余元为前线将士购置寒衣。至1942年“七七”纪念劳军，民众捐款数额攀升至12万元，各界捐款更突破20万元。

为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于1940年2月1日联合总工会、商会、邮政局组建衡阳防止敌货委员会，严查走私日货的奸商汉奸。同年9月14日又成立仇货检查队深入稽查。与此同时，湘桂铁路、粤汉铁路、飞机修理厂、东阳渡兵工厂等机构自发成立“锄奸队”“募捐队”“抗日读书会”等组织，构建起全民参与的经济抗战防线。

衡阳保卫战前夕，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刘国安抵达衡阳，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织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补给线。

1938年起，郭沫若、田汉等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各抗敌演剧队及武汉、上海等地文化团体纷纷抵达衡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至1944年间演剧二队四度来衡，献演《大地回春》《黄河大合唱》《保卫大湖南》等经典，场场轰动全城。1938年8月，演剧八队在衡山、衡阳一带，白天在街头、江边进行小型演唱，晚上在剧场演出《雷雨》等剧。次年，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每周晚会演出。

1939年2月，抗日救亡京剧团在衡山县师古小学出演《陆登殉国》，叶剑英发表演讲，号召民众团结抗战。同年冬，田汉组织“平剧实验宣传队”入驻成章中学，演出《梁红玉》《岳飞》等抗敌新剧。1944年日寇进犯衡阳前夕，“电影皇后”胡蝶团队抵衡，一曲《卢沟桥小调》极大提振了民众士气。

1937年冬，吴琛等首创“晨呼队”，拂晓沿湘江高歌呼号，迅速发展为全民参与活动。其后，骨干加入“衡阳抗日救亡歌咏队”活跃于城乡田野。在耒阳，县委直接组织《新华日报》人员下乡颂扬抗日爱国精神；在衡山，组织歌咏队深入小学屋场教唱救亡歌曲，文艺宣传队自编《勇敢的胡阿毛》等剧目下乡巡演。

1944年初，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纠集侵华日军主力发动“一号作战”，史称豫湘桂战役。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役。

1944年6月至8月，1.8万衡阳守军在装备不足、援军不至、粮弹匮乏的绝境下，依托简陋野战工事，以“寸土必守、无卒投降”的钢铁意志，抗击11万日军进攻。在张家山、五桂岭等关键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拉锯战，面对敌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日军扬言“3天拿下衡阳、7天打通西南交通线”，却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屡屡受挫。战役历时40多天，日军伤亡6万余人，其中被歼1.9万余人；中方伤亡1.5万余人，76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最终因弹尽援绝、伤亡殆尽而陷落。

此役中，中国守城官兵孤军奋战，以弱抗强，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与抗战决心。衡阳保卫战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以少敌众的经典战例，因其惨烈程度与顽强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在抗战史上刻下永不褪色的英雄印记。

1939年，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南岳宗教界人士响应党的号召，书写了佛道同修、共御外侮的壮丽篇章。当年4月，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接见演文、巨赞法师，鼓励其组建抗日团体。周恩来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赠僧众，深刻阐释“杀贼保国即普度众生”的爱国真谛，为宗教界抗日救亡指明方向。

1939年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祝圣寺正式成立。针对最初“佛教救国协会”的命名，叶剑英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建议改为“佛道救难”，既契合教义精髓，更凝聚两教力量。这一改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智慧。

协会成立后，巨赞法师迅即组织70余名青壮年僧道举办军事训练班，组建佛教青年服务团。1939年6月30日，服务团开赴长沙投身七七事变纪念活动，承担街头宣传、超度法会等十余项任务，每日仅休息3小时，以“和尚兵”的坚毅形象赢得民众敬仰。田汉赋诗“僧衣脱却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赞其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举的家国情怀。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凝聚起的磅礴力量。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

抗战初期，日军凭借制空权对衡阳狂轰滥炸，夺取制空权成为军民迫切愿望。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衡阳老百姓自发掀起捐款献金热潮，以“一针一线攒热血”的坚韧，成功众筹“衡阳号”“湘妇女号”“中国童子军号”“湘桂铁路滑翔机”等5架飞机，用平民力量筑起空中抗战防线。

衡阳民众捐款众筹的“湘妇女号”飞机

1940年，衡阳妇女界发起“湘妇女号”飞机捐献运动，迅速成为全省妇女觉醒的标杆。衡阳县冯孝先之妻华氏捐出24石良田契约，直言“卖田买机比留给子孙更荣光”；泉溪市85岁李老太太病重之际，毅然将2万元银圆全部捐出，留下“菩萨若知杀鬼子，定赞我破财消灾”的朴素誓言。长沙周南女中师生捐三月薪俸，湘潭卖草纸的谢蒋氏每日献半数收入，祁阳九旬老人柏黄氏拆寿宴经费，桑植百岁老人陈王氏剪开百年刺绣积蓄……至1942年，“湘妇女号”募集资金可购置7架战机，《新华日报》赞其为“中国妇女觉醒的里程碑”。

衡阳各界捐建“衡阳号”的热潮同样震撼人心。1940年防空节期间，数日募集12万余元；1941年再掀高潮，各界捐款达30万元。船山中学童子军发起“中国童子军号”捐献，全校童子军节储捐款1931元，湘桂铁路第三子弟小学学生也捐出240元……这些带着体温的铜板、银圆，汇聚成全民抗战的“空中长城”。

责编：周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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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掌上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