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漱渝

儿时作文，凡形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必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八个字，但用多了就成了陈词滥调。老来细想，时光瞬间即逝，用飞箭和织梭来形容，不正是十分形象贴切吗？可见不仅人生当中难免要受点委屈，连一个成语也难免会受委屈。今年是我本命年，恰逢八十四岁这一坎，所以学习鲁迅，凡事都“要赶快做”，不拖欠工作债。

《书屋》编辑说我对创办杂志“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完全是奖掖之词，只不过是一种缘分罢了。当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份杂志，我完全不清楚，只知道最初为此事奔走的是周实和王平两位。周实的头衔开始似乎是“常务副主编”，后来成了主编，有终审之权，主要搭档就是王平，还有另外一位美编。所以《书屋》的老作者和老读者一提到这份刊物，就会想到周实和王平。

周实是一位诗人，又擅长写长篇小说，内容有的惊世骇俗。我曾见他牵一条猛犬上街，着实吓我一跳，读他的某些历史小说，我也有这种“怦然心跳”之感。按说周实已是古稀之人了，对新事物应该生疏，但他不仅能把自己的诗作配上图，还配上曲，在网上热播。可见他十分新潮，居然能使用AI工具进行“音乐生成”。我认识周实应该是在1986年。当时我到上海档案馆查阅宋庆龄的资料，因丁景唐先生介绍，下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同住这家招待所的，正巧有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编辑部主任朱树诚——他后来因编辑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而广为人知。周实是他的同行者。因为都是湖南人，所以聊得开心，从此就成了熟人、友人，三十多年一直保持联系。周实写过一篇夸我的短文，题为《三哥陈漱渝》，还预告要再写一篇长的，再夸我一下。我在期待着。

至于王平，我舅舅的儿子，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舅舅只是一个小职员，“文革”期间下放到车间，扛了几年麻袋——里面装的是沉甸甸的矿石粉。舅妈年轻时是校花级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想向苏联妇女学习，争当“英雄母亲”，因此一连生了七个子女，无法外出工作，全靠舅舅那五十几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我这七个表兄弟姐妹中，没有人上过大学。王平在他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小我十岁。我到天津上大学时他刚六岁。大约是小学六年级时，王平因患骨结核动了手术，躺在床上，把一只绑了石膏的腿吊起来，笑眯眯地叫我“三哥”，让我印象深刻。王平还喜好“涂鸦”，曾用毛笔把一匹马画在家里的白墙上，长约两尺，童年时代即显示出艺术潜能。据作家莫言说，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放牧牛羊。王平学历高于莫言，小学确实毕业了，只是再没上过中学。他二十八岁那年发表处女作，因为当时他在一个街道办的小厂当车工，所以赢得了一顶“工人作家”的桂冠。我清晰地记得，1986年岁末的一天晚上，我到北京火车站迎接进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湖南代表团，团员中除开残雪、何立伟、蒋子丹这些朝气蓬勃的作家之外，也赫然有我这位表弟的身影。1987年，他大胆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作家班，考试内容当然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部分，王平只找人帮他补习了两天，居然考试合格，被光荣录取。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生活窘迫，因为街道工厂每月只补贴他五十元，他必须靠写稿和借贷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好在历经风雨即见彩虹，1989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调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后又调进了省出版局。他跟周实一起创办《书屋》，就是1995年的事情。

刊物办得好与坏，既取决于编者，也取决于作者。周实跟王平组稿之重点，当然首选北京，然后是上海。我当时所做的事，就是替他们邀请了七八位在京城文坛活跃的作者，在鲁迅博物馆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想通过抓住胃的方式抓住作者的心。后来《书屋》给我支付了一点组稿费，钱不多，但隆情厚谊。过了不久，组稿费自然就停发了，因为《书屋》的局面已经打开。来稿多版面少，不用任何人来“组”什么稿了。在初次宴请的作者中，有一位老学者舒芜。后来，王平去他家拜访，他怕外地人找不着门，七十多岁的舒芜长久站在家门口候着，迎来送往，让我十分感动。

现在话题必须由创刊人回到刊物本身。由于年事高，我在文化圈子里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的学术专业和审美倾向不尽相同，但提起《书屋》杂志，除开希望能提高稿酬标准之外，真还没有听到什么差评。在提倡全民阅读的当下，读书一类报刊又在逐渐减少，《书屋》的存在本身就显示出了它的文化活力。《书屋》之所以一炮走红，至今仍然口碑不错，我认为是保持了刊物独有的思想文化品位。其独特性之一，就是包容性强。只需看看《书屋》开辟的栏目，将近二十种，就显示出了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倡的文化守正、兼容并包精神。即以我在《书屋》发表的文章而论，有书评，有自传，有文化随笔，还有不少学术争鸣性的文章——这类文章有些刊物是唯恐避之不远的。当然，政治有红线，宣传有纪律，但读书无禁区，学术无禁区。只有胆识兼备的编辑才能妥善处理好这种关系，使刊物始终洋溢着文化朝气。容我举一个例子：

2023年11月8日，温儒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九十沧桑乐黛云》，全文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文中写道：鲁迅死后，刘半农写过一副挽联，词曰“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裴伟先生在《书屋》2024年第五期刊发了一篇质疑文章，题为《刘半农给鲁迅写挽联？》。文章指出：一，“这副联不像挽联”，并非为哀悼逝者而作。二，刘半农卒于1934年7月14日，鲁迅卒于1936年10月19日。刘半农比鲁迅早死两年，怎么有可能为鲁迅写挽联呢？我把《书屋》上质疑的文章转告老温。老温从善如流，立即回复了两个字“认错”。他接着表示：“非常感谢这位作者，我不该出现这硬伤。明明知道刘半农死后，鲁迅是写过《忆刘半农君》的，但下笔却把‘对联’（联语）误写成‘挽联’。我要公开认错。”后来，老温真的在他的微博上就此事表示了歉意，承认他记性不好，写文章还随意。这就是大家风范！这件事就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意气之争。鲁迅历来主张批评家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捧杀”或“骂杀”，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的确存在鲁迅所反对的这两种倾向：或者把对方捧为泰山北斗，佛光罩体；或者“谁红跟谁急”，奉行“骂倒名人自己成名”的文化策略。我希望《书屋》能继续发扬“激浊扬清”的文坛正气，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在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中迸发出真理的火花。

孔子说“三十而立”，“立”就是有所成就。《书屋》这三十年的成就，是通过编者、作者、读者三方面的合力而取得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期待《书屋》坚守办刊的初衷和本真，继续为读者提供一个群贤毕至、色彩纷呈的精神家园，让充满芸香的书籍熏陶心灵，用诸家荟萃的书屋丰富人生。

作者：陈漱渝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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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