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屈原，一位过客的永恒

作者：李德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正旺，学者钱钟书在涟源蓝田任教国立师范学院时，写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位于湘西“平城县”，三闾则取自屈原所任三闾大夫的官名，掌管楚王族屈、昭、景三姓事务。这部反映现代知识分子在战乱时期不遑宁处身世飘摇的现实或精神困境的作品，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而三闾大夫屈原与湘中、与涟水流域的历史联系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时间再往前，二十世纪初，1905年，娄底新化人陈天华因不满国家积弱，敌国侵凌，愤而在日本东京湾蹈海而亡。人们说“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生命轨迹的一个近代版本”。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称其“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时间再往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娄底新化人邹汉勋因“同县邓湘皋先生以考定屈子生卒事相属”，而作《屈原生卒年月考》，邓显鹤恰是以继承屈原文统自命的一代“湘学复兴导师”。

王逸在《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屈原在涟水流域的足迹考证者少，但其精神血脉在娄底大地得到了深刻延续。一是涟水流域介于沅湘之间，当然可能是三闾大夫“窜伏之地”；二是涟水流域的人们对于屈原有深刻的研究及敬重；三是其《九歌》所承载的巫傩遗风、家国情怀与刚烈血性，通过民俗、艺术和集体人格三重维度，塑造了涟水文化生命体独特的文化气质。清娄底冷水江禾青镇人易缙（同治三年即1864年举人）《晚秋过木山铺》诗云：

一鞭秋树外，十里暮云高。

野水舂粳碓，人家压酒糟。

霜寒入山骨，风劲卷溪毛。

独听猿猴啸，悲声激楚骚。

足见涟水流域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是激发人们“楚骚”之情的触媒。

屈原在沅湘山水间踯躅的身影，凝成涟水文化体中一个永不消逝的坐标。他“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迷惘低吟，如迷雾中挣扎的孤魂，在历史的幽谷间久久回荡。溆浦，毗邻着古老而神秘的梅山地区，那曾是“梅山蛮”世代生息的土地。于是，一个疑问悄然升起：这位被放逐的三闾大夫，是否曾涉足那云雾缭绕的梅山，其足迹是否曾印在那片僻远而虔诚的土地上？

涟水文化体的一部分，是那亘古未绝、人神相通的巫风。此地民众笃信鬼神，祭祀之风弥漫于生活每一角落。至今，那傩戏面具下原始粗犷的舞姿，山歌里热烈直露的呼喊，无一不映照着《九歌》中那充满生命力的图景。当梅山巫师高举桃符驱邪，舞动长剑招魂，口中念诵古老咒语时，我们仿佛穿越到《九歌》的祭祀现场——“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九歌·东皇太一》）。那《九歌·云中君》中“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壮阔巡游，与梅山傩戏中“雷车轰轰，云旗飘扬”的神明出行，何其相似！梅山傩戏中那戴面具、通神灵的“师公”，岂非《九歌·东皇太一》中“灵偃蹇兮姣服”的巫者化身？那激烈跳跃的傩舞，分明是“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九歌·东君》）的楚地遗风。屈原的《九歌》，并非纯粹的文学想象，它是对这片土地古老民风的提炼与升华。梅山，正是这古老民风未曾中断的活态博物馆，它为《九歌》那绚烂迷离的世界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现实土壤。

屈原作品里那些神秘地名，更如一把把钥匙，悄然指向了梅山幽深腹地。《九章·涉江》中“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的漂泊行旅，使他必然贴近梅山地域。尤为引人遐思的是“水车”、“金凤”、“天门”等名字，它们是深嵌于梅山地理肌理中的古老地名。“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河伯》），与今天的“水车”是否巧合？至于“金凤”，梅山地域自古流传凤凰栖落于此的传说，山岭亦以“金凤”为名。更有“天门山”巍然耸峙于资水之畔，其名与屈原《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九歌·大司命》）那通向宇宙终极的叩问遥相呼应。《离骚》中“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地名，是历史与记忆的沉淀层（先秦无新化县名）。屈原作品中这些地名密码，成为他涉足或至少深刻感知过梅山风物的证据。

这位“过客”的绝唱，在梅山回响，那南蛮文化与士大夫精英文化融合而成的楚辞艺术世界，是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涟水流域是一个散发民俗清新感和神妙感的精神家园，以生命淬炼的爱国精魂与血性忠义，注入涟水流域文化体的血脉深处，成为其最强劲的生命基因与不竭动能。

涟水，作为湘江的重要支流，其流域曾为屈原“就重华而陈词”的精神朝圣路线提供了可能通道。我们仿佛看见，憔悴的诗人沿涟水东下，转湘水北上，奔赴传说中舜帝安葬的苍梧九嶷。屈原反复吟咏的“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这路，正是屈原精神与湘中大地深刻联结的象征。涟水，默默见证着这精神苦旅，并因此成为传承屈原血性的重要文化通道。屈原对舜帝“重华”的执着追寻，其本质是对“耿吾既得此中正”的崇高道义与“伏清白以死直兮”的峻洁人格的终极确认。这种超越个体生死、指向永恒价值的忠贞血性，正是他留给涟水流域最宝贵的生命基因。

涟水流域的后世子孙，在屈原精神的滋养下，将这份“血性忠义”内化为群体品格。晚清湘军崛起于涟水之滨，其核心人物如曾国藩等，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坚韧、“不要钱，不怕死”的刚勇，力挽狂澜。其精神底色，正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与“身既死兮神以灵”的刚烈在历史关头的磅礴回响。近代以来，涟水流域更涌现出如陈天华、秋瑾等一批革命志士。陈天华蹈海以醒民，其《猛回头》、《警世钟》字字泣血，充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切忧愤；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绝唱，正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毅在新时代的迸发。他们的血性与担当，正是屈原爱国人格穿越时空的壮烈显现。

这份由屈原播撒的精神火种，在涟水流域的文化生命中从未熄灭，反而历久弥新。它化为当地刚直尚义的淳厚民风。它更升华为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使涟水儿女在国家民族需要之际，总能挺身而出，前仆后继。

屈原的伟大，在于他作为一个被放逐的“过客”，却以最炽烈的生命之火，点燃并重塑了一片土地的灵魂。涟水流域的文化生命体，因吸纳了这来自“过客”的磅礴基因而愈发坚韧强健，这份血性忠义，已成为其奔流不息、走向未来的最深沉、最强大的生命动能。

屈原在涟水流域的壮丽书写，最终证明：一个伟大的灵魂，即使身为漂泊的“过客”，亦能以其精神的光焰，穿透时间的迷障，成为一片土地、一个民族永恒的文化基因与生命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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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