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眭达明

同治六年（1867）五月初六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写到曾国藩对魏源（1794—1857，字默深）几部重要著作的评论，原话是：“魏默深诗、书古微皆不尽善，其著作当推《圣武记》，文集为最下云云。”

就在这次谈话前两天，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说过这样的话：“著书须成片段，否则一知半解，终不能为大成。然说经又只能就己见之奇创者存之，若章解句说，必蹈前人牙慧，是抄胥耳。”意思是学者若想取得大成就，在阐述经书的时候，只能将自己有创见的东西留下来，如果只是照章解读，必然拾人牙慧，与抄抄写写的小官吏有什么两样？

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便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和《书古微》两书中，他不仅考证《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而且认为东汉马融、郑玄之学亦非西汉孔安国之旧说。他还觉得古文《尚书》是否存在都值得怀疑，《六经》更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与曾纪泽谈为学之道，他不仅告诫儿子“不可轻率评讥古人”，而且明确提出要求：“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正因如此，所以对“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曾国藩一概痛斥为“狂妄不知自量之习”。

曾国藩这天的谈话几乎是针对《诗古微》和《书古微》说的，当然会觉得它们不完美。

而曾国藩对《圣武记》的充分肯定，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鸦片战争之后，痛心疾首的魏源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同时也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国人抗击强敌的士气，于是发愤撰写《圣武记》一书，并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采用纪事本末体裁，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通过叙述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来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进行对照，既以王朝政权的赫赫武功激发同胞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如实揭示清朝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对以往战争中战和不定、调度失宜、将骄兵悍、纪律败坏、赏罚不明等腐败现象，魏源也有分析批评，用心可谓相当良苦。

历来讲究实用又具有强烈报国情怀的曾国藩，虽然觉得《圣武记》中的“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篇”“叙事冗乱”，但对这种感愤时事又不乏实用，且被龚自珍推崇为“综一代典，成一家言”的作品，当然打心里喜欢。

至于曾国藩说魏源文集最差，虽不知其所指，但也不难意会，原因就是文集中的文章往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工作论文甚至代人之作，有的也会收进个人文集或全集。对此现象和做法，以往人们一直贬多于褒，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历史上有些明智的作者，生前坚持不出个人文集，尤其是全集，主要原因即在此。

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另一次谈话恰好印证了此观点。同治六年（1867）八月二十三日，赵烈文说：“老师散失沦没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事迹十分丰富，如果全部编进年谱的话，数十卷也写不完。老师百年之后，不管谁为您写作墓志铭和行状，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大手笔能够剪裁得体啊！”曾国藩马上回答说：“以往我读《胡文忠公遗集》，发现所选刻的文章不仅多不恰当，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别人捉刀代笔的作品。我死以后，恐怕也不免遭此一劫，足下有什么办法给老朽善后啊？”赵烈文说：“等老师盖棺定论那一天，烈文愿意担任编纂任务。”曾国藩立即嘱咐说：“我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编纂谈不上，唯一要求是希望足下能够主持公论啊！”

曾国藩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坚决反对别人捉刀代笔的作品收进个人文集。由此可以推想，他阅读的魏源文集，极有可能收录了别人编纂的作品。仅此一点，他就会觉得是个瑕疵。

对魏源另一部重要著作，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海国图志》，曾国藩也非常熟悉且有评论。此书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虽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他并不讳言其中的不足。

同治九年（1870）三月《复方楷》信中，曾国藩就写道：“内如日本国则以倭人自绘之图为定，而据《皇清通考》、南怀仁《坤舆图说》等书以订《武备志》及魏、胡诸图之误。于南洋滨海各国则从《瀛寰志略》以蒲甘属缅甸、禄奈属越南，而订魏默深合为一地之误。又据中英各图辨明绰多穆楚河为大金沙江，而订魏氏指雅鲁藏布江、徐氏指潞江之误，所论皆极翔确。”

可见曾国藩对《海国图志》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学子能达到的，否则不可能对书中存在的三处细微错误，都能一一发现并提出完善意见。

《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集经世致用之大成的大型丛书，道光五年（1825）魏源进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后开始编辑，第二年完成，道光九年（1829）在金陵刊刻成书。书出来后，凡有志于反对外国侵略、致国家于富强者都想一睹为快。在湖南，更是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有人形容说：“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曾国藩当时尚年少，又要苦读应试之书，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购买这种大部头丛书，所以得到此书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当年八月初三日《禀父》信中，他写道：“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

十年后的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八日，在《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中，曾国藩将其列为“要须烂熟于心中”的十种书籍之一，而且每遇疑难问题就拿出来阅读。

可见《皇朝经世文编》通篇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曾国藩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多么巨大。

通读过曾国藩日记的人可能还知道，《皇朝经世文编》是他随身携带书籍之一。就像如今的读书人必备词典一样，曾国藩身边也不离此书，每遇疑难问题，就拿出来阅读。

如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因为华北平原海拔多不及百米，地势平缓倾斜，平时干旱少雨，遇到下雨天气，又容易泛滥成灾，正所谓天晴即旱，落雨即涝，所以他很想把直隶水患治理好，同时尽可能解决干旱少水问题。为此他于同治八年（1869）八月十二日到二十八日，翻来覆去阅读《皇朝经世文编》中的《畿辅水利》，试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阅读该书的《畿辅差徭》，试图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差徭不均和财政收支捉襟见肘问题。

说到曾国藩对魏源和其著作知之甚深且多有评价，还有件事值得一记。

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与位西畅谈至夕。渠作《魏默深墓表》，取阅，不甚惬吾意。”

位西姓邵，大名懿辰，曾国藩至交。他写的《魏默深墓表》，曾国藩为什么很不满意？日记虽未说明，但不管邵懿辰对魏源和他的著作评价过高或过低，都说明曾国藩十分了解和熟悉，否则哪敢妄加评论？

虽然曾国藩与魏源生活在同一时代，又有过无数次交集的机会，但是两人却一直没有见过面，也无书信来往，这就怪不得人们会万般不解。

作者：眭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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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