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安乡人大代表述职大会的现场，乡人大代表孙策主动展示他的履职二维码，邀请选民现场扫码监督，查看其年度履职轨迹、政策落实情况及群众向他反映意见的处理进度，这种数字化述职场景折射出新时代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机制的重大转向。

这种变革不仅是对地方组织法、代表法修订的实践回应，更是基层民主效能提升的关键突破——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正从单向汇报转向双向互动、从程序性履职升华为治理效能输出，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机制效能的提升刻不容缓。

制度的演进重构述职机制的法理逻辑。2022年修订的地方组织法强化了乡镇人大主席团闭会期间的职能定位，增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的规定。2025年修订的代表法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代表报告履职情况的相关规定和内容。这种“人大代表报告履职情况（代表述职）”制度变革具有双重内涵，在法理层面，打破过去“重选举轻监督”的惯性，将完善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转化为制度化约束；在实践层面，《中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明确“代表履职指导清单”，实现述职内容从定性描述向量化评估的转变。大安乡的实践表明，将述职活动纳入乡镇人大主席团季度履职清单，通过季度微述职和年度总述职的复合机制，有效破解了以往述职活动“年度热闹、日常休眠”的困境。

效能困境倒逼基层民主直面数字化转型挑战。当前乡镇人大代表述职面临三重悖论，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要求“常态化互动”，但传统述职受限于时空约束，面临选民因务工等原因外出较多的现实难题，同时选民参与率普遍较低。其二，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数据化赋能”，但部分地区仍沿用手写履职手册，或履职信息上传网络端不及时不充分，信息孤岛问题仍然存在。其三，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在湖南乡镇得到普及，催生出“项目化履职”，但代表述职内容与票决项目脱节现象较为普遍。这些问题凸显出单向述职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民主”时代的需求转型，亟需建立“诉求输入-履职转化-效果反馈”的双向互动闭环机制，用好数字化履职平台、推行嵌入式述职、构建标准化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数字化履职平台重构了参与场景。“智慧人大”平台在湘西自治州的推广普及表明，建立直选人大代表数字画像系统可使选区选民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实时跟踪了解代表履职轨迹。通过打通与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平台的数据接口，将代表参与的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等数据自动生成述职素材，实现“履职即记录、记录即公开”的数字化转型，使述职内容更具公信力。

嵌入式述职激活了基层治理效能。龙山县将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机制嵌入基层治理关键环节，在乡镇民生实事票决前开展“预述职”收集民意，在项目实施中组织“过程述职”接受监督，在验收阶段进行“结果述职”评估成效。保靖县推出的述职加调解融合模式，组织“三官一员”和代表联合进站，创新人大代表在诉源治理一线述职，推动矛盾纠纷在代表参与下化解。这种将述职转化为治理工具的创新，实现了民主程序与治理效能的价值耦合。

标准化体系提升了制度刚性。花垣县参照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职评分细则（试行），建立健全乡镇人大代表基础项、加分项、否决项的述职评价体系。基础项包括法定参会率、活动参与率、进站履职数、建议提交数等量化指标；加分项聚焦群众意见收集转化、联系12345政务热线、参与矛盾调解等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否决项明确对连续两次满意度测评低于60%的代表的处置程序。凤凰县部分乡镇推行“双述双评”机制，既向选民述职又向人大主席团述职，通过双重评价倒逼代表提升履职实效。

完善双向互动闭环机制需要强化制度保障。县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创新实践基础上，以贯彻落实“三会三文”精神为契机，完善代表履职情况报告制度，出台《乡镇人大代表述职工作规程》等规范性工作指南，明确数字化述职平台建设标准、嵌入式述职场景应用规范。县乡人大要建立健全县级指导，乡级实施的培训体系，将基层治理能力、湖南“智慧人大”等数字化工具应用纳入代表培训必修课。县级人大常委会要完善激励机制，鼓励乡镇人大创新述职模式、提升述职效能。要进一步强化乡镇人大主席团枢纽作用，推动乡镇人大代表在述职内容中突出进代表联络站履职、联系群众和为民办实事等情况。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机制的创新已超越传统民主监督范畴，演变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乡镇人大代表述职机制的效能优化与制度完善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当述职活动从“会场”走向“云端”，从“念稿子”转为“晒数据”，乡镇人大代表的每一次履职互动都在夯实基层治理的民主根基，并终将在制度创新中绽放出基层民主的实践伟力。

（作者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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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