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夏冰

打开《曾国藩家书》，在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丰富深刻的思想体系中，有一条清晰而令人感佩的脉络，那就是他终身坚持的修身以廉、治家以俭、常怀敬畏的人生信条。正是这“自拔于流俗”的信念，使得他在末世王朝成就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伟业，实现了他本人所言“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生命价值。这些信条，是《曾国藩家书》中极其珍贵的精神密码和思想财富，值得后人用心去解读和追寻。

穷京官的“不贪”之志

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任京官的十二年里，虽然因深得道光帝赏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一个毫无根基的普通翰林做到了礼部、兵部、工部三部侍郎，二品大员，但由于清朝俸禄体系的不合理，而曾国藩本人又不谋求任何灰色收入，以致他在京的生活一直处于捉襟见肘、四处拆借的艰窘之中。这一时期他的家书多次提到自己和湘乡大家庭的生活困境，他在道光二十八年给三位胞弟的家书中提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此时他离开家乡的父母亲人已将近十年，位及二品，却因没有路费而无法南归。“今年腊底颇窘，须借二百金乃可过年。”“余今年还凌银须二百，又须另筹二百五十金寄家，颇为枯窘。”“京寓极近艰窘……”，京官生涯的经济艰难，在这段时期的家书中频频提及。

就是在这样的困窘之中，曾国藩却立下“绝不以做官发财”的不贪之志，终身践行不渝。他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给四位胞弟的家书中讲到，“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同时对遗钱给子孙的世俗思想做出清醒分析，“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绝不肯以做官发财，绝不肯留银钱与后人……此我之素志也。”在这样的“素志”支撑下，曾国藩虽历尽生活百般艰难，始终不改至忠至善的初心，在清末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中，凭借极坚的意志力，战胜位高权重、千金易求的种种诱惑，用一生清廉恪守“不贪”的誓言。

咸丰二年以后，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以平太平天国之乱，此时期的他手握兵权，屡立战功，且常年带兵在外，可谓“天高皇帝远”，但他坚守“不贪”二字，家书中反复向父亲和胞弟们重申自己“不要钱、不怕死”的报国之志。“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而此时期，湘乡大家庭的经济状况亦十分窘迫。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家为父丁忧期间，在与胞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谈到，“今冬收外间银数百，而家用尤不堪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而今以为深痛。”父亲生前的艰难维持，虽令一贯纯孝的曾国藩深为痛心、自责不已，但并未改变其不贪的“素志”。垂暮之年的曾国藩第三次出任两江总督，此时的他生活虽不宽裕，但仍坚持不收礼、不敛财，并以自身之廉树标杆，立规矩，着手整顿其治下的官场陋规。直至曾国藩在总督之任上溘然长逝，他留下的银钱也仅够长子曾纪泽料理丧事。曾纪泽承继父亲终身“不贪”的清廉傲骨和清白门风，谨遵父亲“余若长逝……，概不收礼”的临终遗嘱，为父亲离世奉上了最好的祭礼。

勇毅候的“敬畏”之心

作为典型的儒教和理学传承者，对为官为臣、生民天下的责任使命和对风云变幻、命途无常的忧惧惶恐，伴随着曾国藩的一生，促使他时时保持反躬自身、临渊履冰的深刻敬畏。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破格升任翰林院侍讲，他在给几位胞弟的家书中讲到，“格外之恩、非常之荣，将来何以报称？惟有时时惶悚，思有补于万一而已。”在步步升迁的同时，他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苛，要求家中父亲不可干预地方官署公事，要求诸弟“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同治年间，湘军力抗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声名日隆，权位日盛，曾国藩对权力和命运的敬畏却日益增长。这时期，他在给胞弟曾国荃的信中讲到，“一门之内，迭被殊恩，无功无能，忝窃至此，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旧“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同时期给胞弟们的家书中反复讲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不变之理，劝诫提醒家人应当“盛世预作衰时想”，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绝不可因家中鼎盛而忘乎所以。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封一等勇毅侯，晋太子太保，手握几十万湘军军权，辖制中国当时最富庶的两江之地，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可以说他成了当时大清朝最具权势的人。但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得自喜，反而对自身责任使命和宦途命运的忧惧敬畏更为深重。这时期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讲到，“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穷可弥缝一二。”曾国藩一生持守“俯畏人言，仰畏天命”八字箴言，正是这样谦抑自制的人生哲学使得他在建大功、成大业、立大德、显大名之后，又得以全身而退，立于不败之地。

大家长的“寒士”之风

作为曾氏家族的掌门人，曾国藩对几个胞弟和子侄一直以克勤克俭、习劳习苦的“寒士”风骨规劝教导，自己更是终身勤苦、垂范在前，细察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安逸享乐和丝毫奢侈靡费。

咸丰二年，已是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居家为母丁忧，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讲到，“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习气。”咸丰六年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到，“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同治五年，在给夫人欧阳氏的家书中讲到，“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据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回忆，由于曾国藩不从军中寄钱贴补家用，欧阳夫人居乡期间，手中无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直到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他仍坚持以俭治家，自己“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而家中女眷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每天勤苦异常。

除自己以身示范，曾国藩对大家族的家风教育十分重视。在外领军打仗期间，哪怕军务再繁忙、战事再吃紧，他始终不忘教导诸弟子侄勤敬俭朴，“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他对家门中出现的骄惰之风直言批评，“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他在与湘乡家中主事的胞弟曾国潢通信时，多次提及对后辈子侄的教导问题，“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对子侄勤劳省俭、戒骄戒惰的规劝在曾国藩中后期的家书中更为频繁地出现，可以看出，对“寒士”之风和勤俭家风的孜孜以求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越到后期越严苛，为曾氏后人英才辈出、家族长盛奠定了根本的内在基石。

深沉的家国天下情怀、深刻的敬畏之心和终身修习的“寒士”之风，这些成就曾国藩的信仰和品质，与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坚定理想信念、常怀敬畏之心和保持艰苦朴素作风高度契合，他的廉洁思想内涵和强大实践力应值得我们不断探寻和效仿。（作者单位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蒋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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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