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德树

人年纪大了，喜欢怀旧。我的大学同学群“羊牯塘的伙计们”，经常免不了怀旧这个主题。有一天，夏君的《远生随笔》像蝴蝶的翅膀，撩起一阵忆旧之风。毕业四十三年了，回想旧事，谁都有一肚子话说，然而跟熟人同事后辈说吧，谁都嫌啰唆。而在同学群每一个有关怀旧的话题都能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因此我今天也来凑凑热闹。

记得是毕业那年的六月底，湘江涨大水，大家都被动员到市区的一段湘江大堤防洪，把土铲进编织袋里运到江边筑堤堵水。在休息时，中文系马书记打量了我一阵，似乎不经意地跟我说，你一身好劲，又是党员，适合做农村工作。当时我根本没反应过来。隔了几天，系领导找谈话，说是为了培养后备干部，组织上决定从应届毕业生中选调一些人直接去基层锻炼，我们班里挑了我和徐君、冯君、王君四个人，好像当时挑选的条件主要是具有农村生活经历、党员。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答应了下来。

离校前宣布分配方案时，就只有我们几个没有宣布去向，只知道大方向是下基层，但不知道具体单位。直到离校时才被告知去邵阳地委组织部报到。到了邵阳地委组织部，一纸介绍信派到了武冈县委组织部，到了武冈县（现为武冈市），县里又把我分到转湾区转湾公社（那时县下设区，区下设公社），当生产干事。

说起公社，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是咋回事。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农村，对当地把小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并取名为“公社”大加赞扬，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并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么一来，全国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公社管辖的大队就是现在的村。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从1958年开始，到1984年改社为乡镇，持续了26年。改为乡镇后，成为中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

转湾，这个名字好奇特么？后来知道，资水的北源赧水从城步苗族自治县黄马界发源，蜿蜒至此，转了一个大弯，再向北流去，江湾的岸边就叫转湾头，转湾公社和转湾区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从此，我的命运也从这里开始转弯。

这就是转湾头

亏你还是大学生

那天去县委组织部报到的还有一位姓雷的中专毕业生，他是武冈人，被分到县物资局。从组织部和人事局出来，他问我，你是重点大学本科生，怎么还不如我分得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转湾公社是武冈县西部邻近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半山区半丘陵的公社，面积五十多平方公里，十五个生产大队，一万多人口。

到公社那天，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那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简陋你是无法想象的。整个公社就一部摇把子电话机，连个餐厅也没有，用餐时打一份饭大家就蹲在坪里吃，下雨天就在走廊上吃。食堂伙夫鄢师傅的服务态度超级好，厨艺却是不敢恭维，菜式好久也没什么变化，经常是白菜萝卜，油豆腐就算是好菜了。为了节省费用，财务助理老杨规定每个人房里只能有一个电灯泡，功率不能超过25瓦，说电灯太亮会刺坏眼睛的。这老头还时不时地到大家房里串门，顺便看看你的灯泡是否超标。每到晚上十点以后，他都会记得把走廊上的灯关掉，并且提醒你该熄灯睡觉了。

公社机关共十几名干部：公社书记、一名副书记兼公社管委会主任、一名管委会副主任、一名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一名党委组织委员、一名党委宣传委员，然后就是公社秘书、妇联主任、团委书记、计生专干、财会辅导员、财务助理、司法助理、民政助理，最后是四五个干事，什么生产干事、内勤干事。我的职务就是生产干事。原来以为“干事”也是一级职务，但后来我知道所谓“干事”就是没有任何职务，专门干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的。

我去之前，公社干部中最高学历的是前几年从邵阳农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中专生，他当时是公社管委会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另有几个年轻的是高中生，其余大多是初中生和小学生。他们见分来一个大学生，看我的眼光特别异样，好像我是从火星上来的怪物一样。

慢慢熟悉以后，他们向我打听我的同学们都分配到什么样的单位，我当然如实告之。他们一比较，觉得我的同学全都比我分得好，因此竟同情和惋惜起来：“唉！你怎么分到公社里来了？”这潜台词分明就是：他分得如此差，一定是学习和表现最差的。

很快，他们认为自己的推测被证实了。

公社的院墙上贴了一张法院布告，我们都在看，我看到其中有一个被判刑的是武冈县（现为武冈市）龙溪公社人，便问龙溪（xī）公社在什么地方，旁边的司法助理员老王也在那里看热闹，他是专门做调解工作的，农民都叫他王法官。之所以说他是看热闹，是因为他认不得很多字。他一听我问龙溪（xī），便大大咧咧地说：

“武冈哪有什么龙西公社？武冈只有城西公社（武冈人念溪为qī）。”

我说这不是写了龙溪（xī）吗？他见我竟然同他分辨，于是显出一副十分鄙夷的样子，毫不客气地奚落道：

“你连一个‘溪（qī）’字都不认得，把个‘溪（qī）’字读成个‘西’字，难怪你分到公社来工作！”

没办法，我只能说，好好好，是溪（qī）是溪（qī）。

其实老王也就一个初小生，连写信都写不好的。

这样的事情过不多久又发生了一次。

武冈虽然离我的家乡新宁相距不到百里，可是口音完全不同，我初到武冈，乡下农民的口音我勉强能听懂三分之一，有文化的干部讲的话我也只能听懂一半。就因为语言不通，又让他们小瞧了一回。

公社隔壁有一个会场，也是简易的小电影院，那段时间正放李连杰演的《少林寺》。两个放映员，一个老戴，一个小谭，小谭的老婆跟他住在电影院。老戴的老婆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我问老戴，怎么没看到你老婆来过？这时，公社干部老夏替他回答：“老戴和他老婆是幽明两隔。”这话从武冈人口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难懂。我自然没听明白，老夏和他旁边的几个干部以为我不懂“幽明两隔”的含义，这下子，他们更不客气了，说，“幽明两隔”就是他老婆死了。你连这也不懂，亏你还是个大学生，难怪你分到公社里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这样解释：

“你们不要小看我，我是来锻炼的，以后会有出息的。”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回答的底气，我哪知道日后会有什么出息啊！

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呢，因为称谓的不同，我还被乡里小孩瞧不起过。我们新宁人称祖父叫“嗲嗲”（dia dia），后来闹了一次笑话，才知道武冈人叫父亲为“嗲嗲”（dia dia），叫祖父为“爷爷”。

有一次下乡到农民家里去，看到一位老者，就问他家里一个年轻人：“他是你的嗲嗲吗？”他很不高兴：“他不是我嗲嗲，他是我爷爷。”我说：“嗲嗲那不就是爷爷吗？”谁知他斥责我说：“嗲嗲就是嗲嗲，爷爷就是爷爷，你连这个都分不清，还当干部！”把我弄得好尴尬。

真是见了鬼了，分到大机关的是抢手的香饽饽，而我到最基层却成了人们瞧不上的差等生。其实，这也不奇怪，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生本来就是凤毛麟角，大机关都争着要，县委县政府机关都难得分到的。一个小小的公社分来个大学生那是破天荒的事，不是你太差劲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说实话，我有时候确实不免很有些后悔，来到这鬼地方，条件艰苦一点且不说，主要是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太大了，组织上虽然说我们是锻炼，确实也是着意培养，但是谁也没有给我们打过包票，也没人许诺你锻多久，谁也不能保证以后一定能锻成怎样。这跟从机关下去挂职完全是两码事，挂职的有固定的期限，一般是两年，不管怎样能回原来的单位，有好多人镀了亮堂堂的金，回单位不久就提拔了。而我们呢，镀得再久也还是灰暗的，谁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漂泊到哪里去。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做了过河卒子，回不了头啦，退路是没有的，只有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下去，既来之，则安之，努力干吧。

不管什么事，只要想开了就好了，就不是什么事儿了。

看样子你还是读过几本老书

公社书记也姓罗，是个转业军人。他跟我说：

要想人家信任你，接纳你，你要先放下架子。你去农民家里，农民家里一般都不太讲究卫生，家里的凳子椅子通常是沾满灰尘不干不净的，你不能先吹灰擦尘甚至拿纸抹干净再坐，你就一屁股坐下去，回去再洗衣服就是了。这样，人家才觉得你不嫌弃他，觉得你跟他没距离，他才愿意同你讲真心话。你要是过于讲究，他们会看你不来呢！

你去农民家里，什么话都要跟他聊，不光聊生产，还要拉家常。

跟农民讲话要讲他们能听懂的喜欢听的。有个干部去队里召集农民开会，因为讲话不中听，而且爱骂人，有个老农站起来口里咕噜了句什么，开会的人听了这暗号之后，东一个西一个溜走了，剩下干部一个人在那里发愣。因此，作为农村基层干部，要想农民的事，讲农民的话，当然更要为他们做事。

这些，我都记在了心里，按着这个去做。

很快，我跟公社干部和农民都打得火热，特别是大队干部我都特别熟。全公社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七名大队干部：大队书记、大队长、秘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全公社加起来百余名大队基层干部，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很快就都能叫得出来，而且至今还叫得出，甚至连他们的家属都认识。

每名公社干部都有一个大队（现在的村）联系点，我被分到木瓜桥大队。木瓜桥是架在赧水上的一座风雨桥，据说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还在桥头写了标语，至今仍在，所以又称为红军桥。我去木瓜桥大队那天，去找大队秘书潘泽银，他的外号叫“癞毛”。那天癞毛正在田里扮禾，我到田间找到他，把他的一担满满的稻谷挑起就走，癞毛直夸我，罗干部不错，挑这么重的一担谷子还蛮轻松的。回到他家，他让老婆快煮饭，并告诉我，他老婆叫戴训兰，娘家是邻近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他从木瓜桥街上买来几块新鲜水豆腐，说，罗干部，你第一次来，没有什么招待你，只能让你吃豆腐了。我吃着他们家的新鲜稻米饭，吃着好新鲜的水豆腐，觉得比什么都好吃，至今都忘不了那个味道。要知道，我们公社机关，吃的是粮食局仓库里存放了几年的陈稻谷加工的大米，味道很差。

前两年我去了一趟武冈，探访当年那些大队干部，可惜当年的大队书记和大队干部差不多有一半不在人世了，癞毛也不在了。四十年了，我记得他们，他们也记得我。我和当年的同事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每人送了两百块钱的红包，他们都说还是罗书记好，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们农民。这几十年，经历了好多个书记我们都记不清了，只有你罗书记我们都还记得。感动得我眼眶都湿润了。人就是这样，你在乎人，也被人在乎，是多么好的事儿啊！

木瓜桥

下乡时，碰到农民在干什么农活，我能做的就帮着一起做。比如插秧呀、装红砖窑呀。

随着接触增多，语言问题也解决了，感情也加深了，他们讲的话大部分都能听懂了，他们也喜欢跟我天南海北地拉东扯西。他们说，罗干部的“拗拗话”好听，武冈人管外地口音叫“拗拗话”。他们互相提到我的时候就说，罗干部就是那个长着国字脸讲一口拗拗话的年轻人。

那时候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还是很好的，与农民的关系也是不错的。公社干部大多是半边户，老婆是农民，但是不到农忙一般是很少回家的。不像机关干部一到星期天就自由了（那时没有双休日，每周只休一天）。农村工作有农村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不能休星期天，家中有事必须请假批准才行。哪像现在的农村干部都是住在县城里，上班跑通学，有些人一到星期五下午就回去了，到星期一上午才磨磨蹭蹭来乡镇上班，一周上班充其量就是三四天。我们那时常常半来个月才休息一天。

我们下乡经常是靠两条腿走路，一天走个三四十里路是稀松平常事，吃饭经常不定时，农村里有一句俚语形容吃饭吃得晚：“早饭早到午，晌饭打灯火，夜饭有得呷，要到下半夜。”虽然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比正常的就餐时间晚两三个小时是常事。我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1983年夏初，患了胃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住了二十来天医院。

我们下乡也经常在农民家里吃饭，按照规定每餐饭要付三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有的农民不肯收，推托几下也就收下了。想想那时的干部作风确实好，从来没有大吃大喝的问题。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开餐要缴粮票，没有粮票的就带米来，还要缴一角多钱伙食费。我们下乡往往在大队干部家里用餐，一般也没缴粮票和钱，因此他们来公社开会时我们就替他们缴餐票，不要他们带米来。那时虽然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人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和淳朴的。

稍有点闲空时，人们最主要的娱乐就是打纸叶子牌，他们叫跑和（音胡）子，但是没有任何人赌钱，输了的就在脸上贴纸条或是钻桌子椅子。我对打牌始终不感兴趣，有点空闲就看书，一直没学会打牌。

我们去农民家里，经常碰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主人一边让座，一边烧开水，待水烧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平时很少吃的红糖，用调羹舀一点放在碗里冲糖开水，端到我们手里，接着就炒花生，刚从地里挖出晒干的新鲜花生炒出来格外清香，酥松可口。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场景至今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温馨，非常感动。是啊，尽管农民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他们是最纯朴最厚道的，他们对人的感情是最真挚的，而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却太少了。

在工作实践中，我学会了与公社干部和农民打交道的方法，了解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学到了处理各种问题的程序和方法。公社干部们也不再另眼相看了，而是认同我、接纳我，甚至夸奖我是“活字典”。

到第二年四月份，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老夏为了儿子接班，提前退休了，我接替了这个职务，这个时候，我还是参加工作第一年的试用期，虽然工龄还不到一年，但我的党龄却快七年了，因此区委让我当了组织委员。到七月份，又提拔当了公社副书记。在设区的县里，区委书记是正科级干部，公社书记是副科级干部，因此我这个公社副书记只是个股级干部。大家称公社书记为“大罗书记”，称我为“小罗书记”。

刚刚当上副书记不久，石盘大队的班子闹矛盾，请公社派领导去开会做团结工作，大罗书记就派我小罗书记去解决问题。

到了那里，召集全体大队干部开会，先听他们一个个陈述事实、理由和意见，再轮到我讲话。我听完后觉得根子在大队长（即今之村委会主任）身上，他的年龄资格比较老，有点不太配合大队书记。不料我刚开口，他就插断我的话。

大队长姓萧，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輗”字，他刚一听我叫到他的名字，就插话说：“啊？你……你居然认得我这个名字，我……我的名字一般人可是不认得的。几个公社书记都念……念不出我这个字的。”

看来，他很为自己的名字少有人识而骄傲自豪呢！

“看样子，你还是读了点书的，那我来讲……讲几句老书上的话，看你晓……晓不晓得下一句。”

他讲话有点轻微的口吃，个子稍高，眼睛有点眯。我打量着他，他说完话，正眯起眼望着我。我想看样子他是打算为难我一下了，好，来吧！我说请讲。

接着，老萧说一句，我对一句，原来他讲的只不过是《增广贤文》里的句子，这对我来讲还不是小菜一碟？

他讲：“易涨易退山溪水。”

我对：“易反易复小人心。”

他讲：“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对：“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讲：“画虎画皮难画骨。”

我对：“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讲：“贫居闹市无人问。”

我对：“富在深山有远亲。——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不管你们是富还是贫，都是我的亲人。”

我问他，还有吗？

他说，你都知道的，算了。嗯，不错不错！佩服你！

我心想，这不过是小儿科呢！

我心想今天不压倒他这个刺儿头，这个会开不好。该轮到我来为难他了。我说：

“你的名字当中这个‘輗’字我不但认得，而且晓得是什么意思。我先来问你，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这个‘輗’字是什么意思？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那我不知道，反正是我……我嗲嗲给我取的，我嗲嗲可是读了不少书的。

好，那我就来告诉你这个“輗”字是从哪里来的。

我问，你是否读过孔夫子的《论语》？

他说我没有读过。

好，那我告诉你，孔子的《论语》里有一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你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字确实是好多人看都没看到过的。看来令尊大人确实是读过不少书的。

哦。

好，我再来告诉你孔夫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輗”和“軏”分别是牛车和马车的一个部件。就是连在马拉车的车架横木上的一个插销。有了这个插销，车子各个部位才能配合起来，使马能拉起来。孔子用这个来打比方，就是说人必须要讲信用，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如果没有信用，就好比车子没有插销，车子就拉不起来了。

我进一步发挥说，你们大队班子就好比一驾马车，你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就好比车上的销子，你销子脱了，你们班子互相没有信任，你们这驾马车就走不动了。是不是？你这销子要是不起作用了，你这大队长可也当不成了！

他连声说，是！我们应该配合好！

那天的会开得很好，会后在大队书记家里炒了几个菜，大家一起喝了几斤米酒。

到了九月份，公社大罗书记被县里送到邵阳地委党校脱产学习两年，补习文化。他是县里的后备干部，提拔职务需要文凭。按照惯例，公社书记的空缺一般依序由二把手即公社管委会主任（相当于今乡镇长）接任或代理。但是夏主任不愿承担当一把手的烦剧，想做专业工作，县里再三动员他接任，他就是不接受，他是邵阳农校学农学的，要求调到农业局去搞专业。没想到，公社书记这劳什子就落到了我身上，由我主持公社党委全面工作，这么一来，我成了准副科级。夏主任第二年调到了农科所。

到了1984年元月，县里搞机构改革，干部大调整，那时特别强调干部四化，县委书记思想也真够解放，居然把我搞了个区委书记，成了正科级。我是当时县里科局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

现在想来，那时毕竟很缺乏领导经验，按照干部成长的规律来说，还是提拔得太快了，德、识、才都难配位，不过干了几年好像还算比较顺手。

重回武冈，见到了当年的老邓，今天的邓老，当然我也是罗老了

天下第一难事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最难最难的事，就是计划生育。

1982年3月，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提出的口号是“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其实，在山东、湖南一些地方如常德、邵阳地区一些县，早在此前就已经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了，而且很左很激进，武冈县就属这类情况。

武冈县当时在邵阳地区乃至全省都是有名的计生先进县，当时的县委何书记抓计划生育工作，可以用得上“霸蛮”甚至“刁蛮”二字来形容了。他把计划生育看作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开口闭口是“国策”。县计生委的办公大楼赫然挂着“国策楼”三个大字。各级一把手，在评优提拔等问题上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几乎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时，都有计生工作进度慢的单位的头儿被训得抬不起头来。何书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城镇户口人员一律一胎化，任何人若出生第二胎，一律双开，所谓“双开”是指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夫妇二人都是公职人员的一律双双开除公职。我们公社的林业干事小易就被开除回去了。农村一律只准生两胎，不管生男生女，一律不准再生第三胎，怀上第三胎的一律流产引产。已经生育两胎的一律结扎，还只生育一胎的一律上避孕环。到了1984年，县委竟然规定在农村也要推行一胎化，农民凡是已经生育一胎的必须上环，未经批准不得生育第二胎，怀了第二胎的也要流产引产。

那时候，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到处是铺天盖地的计生口号。

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横下一条心，轧断两根筋。

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流出来，引出来，坚决不能生出来。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该扎不扎，房倒屋塌。

这一政策自然遭到了农民极其强烈的抵制。在农村，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在生育问题上如此过激，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但是中国的体制是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这么一来，可苦了夹在中间的基层干部。公社基本上每两个月要搞一次计生突击行动，抓上环和流产、引产、结扎。我记得每次搞计生行动，我首先总是力图说服群众，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政策，并且说计划生育有如何如何的好处，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不计划生育，将来大家都没有田种，没有饭吃。

每次我都是讲得喉咙嘶哑，可是你讲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谁愿意听你讲的这一套呢？反过来，农村里能言善辩的人反问道：

“既然是计划生育，那么也有生不出小孩的，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检查和治疗，让他们能生出小孩来呢？这也是计划生育呀！你们为什么不计划呢？”

“你们当干部当工人的吃国家粮的违反了计生政策，超生了，开除了送回农村当农民。那我超生了，你们把我开除，别让我当农民，让我同你们一样当干部或者工人吧！”

“为什么你们当干部工人的犯了错误就开除当农民，难道我们农民就天生是贱骨头？”

平心而论，他们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面对他们这些诘问，我能说什么呢？

其他的干部可没我这么客气，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啰唆！确实，面对农民的切身利益，我这些说教是多么地苍白无力啊！

计生行动，基本上是毫不容情地把计生对象带走，直接送医院。当事人逃跑了的就捉猪、牵牛、抬家具，甚至拆屋。

对此，我心中真的十分不忍，觉得这会使干群对立，官民矛盾激化，使农民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任，政府和干部会威信全无，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可是，一个基层干部，是根本不能怀疑上级的政策的，也不能消极对待，更不能抵制对抗，只有硬着头皮干，人的良知只能让位于职业的服从。

农民从多次计生行动中学乖了，一看到干部就躲起来，让你找不到。因此经常扑空。干部也学乖了。干脆趁夜晚偷袭。因此，常常夜晚出击，由大队干部带路，指到计生对象的家，乘夜进屋捉人。

有一次晚上去木瓜大队捉计生对象，碰到几个中学生，他们把杜甫的《石壕吏》诗改了一下，大声地喊道：

“暮投木瓜村，有吏夜捉人。孕妇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真让人哭笑不得。

计生运动还催生了一些段子。有一个段子说：

某大队书记对计生工作比较消极，挨了批评，表态说：去年我没把工作抓好，上环上到嘴巴上（意思是停留在口头上），今年要动真格的，要结扎先从我头上开刀（意思是他要带头让儿媳妇结扎）。

还有一个段子带点荤味儿：

说有个公社的计生突击队夜晚去农民家里抓大肚子孕妇。这家听到狗叫声，知道是干部来了，老主人让儿子带着怀孕的儿媳从后门赶紧溜走，由他来对付干部。老头寻思，干部如果摸着床上被子还是热的，定会知道逃走不远，担心儿子儿媳被抓。于是心生一计，自己躺到儿媳床上，把被子蒙头蒙脑盖上，以此来拖延时间，让儿子儿媳顺利逃走。干部进屋后，看到床上睡了有人，以为是孕妇，大喜，于是把被子一卷，连人带被子抬上手扶拖拉机，送到医院去引产。

公社一名刚分来的年轻女干部，还没结婚的，和另外几名干部坐在拖拉机上负责照料“孕妇”。老头一时尿急，于是㗭㗭簌簌地蠕动起来。女干部见状，伸手进去一探，惊得大叫：“快开车，快去医院，这孕妇要生了！”旁边人问怎么了，她说：“我摸到小孩的腿都生出来了！”

农民知道晚上也不安宁，因此干脆躲到外地去，有些逃到了外县去投亲靠友，家里的田地也荒芜了，不少家庭因此搞得一贫如洗，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这叫什么事啊？

随着矛盾的激化，各个地方都发生了一些暴力反抗的事件。

我所在的区就发生了一起计生对象把副乡长（1984年公社改成了乡镇）砍断手臂致成重伤的事件。砍人的杨姓村民以故意伤害罪判了三年徒刑，为了安抚受伤的龚副乡长，待他伤好后县里给评了个伤残证，把他调到了县财政局工作，以为慰勉。受伤致残的干部固然值得同情，然而，服刑的农民更可怜，他去坐牢了，这个家庭立即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我调离武冈后，听说另一个区还发生过计生对象用锄头当场把一名乡镇干部挖死的事件。

那时，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只想调到一个不需要搞计划生育的单位去。现如今不搞计划生育了，我却退休了，不需要我工作了。

由于当年强制推行过左的生育政策，导致差不多三十年中国的生育率偏低，使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如今政府完全放开生育，年轻人却不愿生了。生育、住房、教育的成本如此之高，生得起也养不起啊。现在好多地方人口增长率是呈负数的。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出来，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哦，县委何书记抓计划生育成绩突出，1986年邵阳地市合并后，被提拔为邵阳市副市长，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与几位当年的同事和大队干部相聚

我怎么就成了“人贩子”了？

1983年和1984年的6月份，母校两次把我叫回去给七九级和八零级毕业班作报告，让我现身说法。我按照学校的要求，以亲身的经历，大讲下基层工作的收获和体会，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两届学弟学妹们听了我这一番鼓动，据说有不少人跃跃欲试，纷纷报名下基层，加入选调生队伍。

后来，我同省委办公厅一位同事聊起当年下基层的事，他问，你知道你的学弟学妹们是怎么叫你的吗？

我一脸茫然，我在学校没有留下不好的名声吧？

他笑着说，不好的名声倒是没有，你知道吗？大家都讲你是“人贩子”呢！

当年你回到母校做报告，摇唇鼓舌，鼓动大家去农村基层锻炼，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大家说得心动了，好多人报名下基层，结果呢，上不得，下不得，走不得，苦不堪言，你倒好，现在到了省委机关，你的兄弟们还在乡下受苦呢！所以大家都叫你人贩子！

啊！我什么时候成了人贩子了？当年学校要我回去做报告，我不讲下基层好，难道还说不好吗？说我是人贩子那是真冤啦！我没有把你骗到哪个地方交给哪个人，更没有收过谁一分钱，我怎么成人贩子了呢？我只有一脸苦笑。

玩笑归玩笑，不过听说有些小兄弟确实在基层很难，有的可说是历尽艰辛。我们这种体制给予我们这些普通人选择的余地确实太有限，一开始出发的方向可能就决定了后来的道路和命运，如果我和他们当初不是选择这条道路，很可能命运完全不同。也不知道这些兄弟们后来的发展和归宿如何，如果在客观上是我把他们引入歧途，那我还是非常抱歉的。

1986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党校组织我们到大连参观学习，到了金县，就是现在的大连市金州区。大连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们，金县的薄书记好有能力和气魄，在这里大搞开发，红火得很。那时候我就在想，他们的背景硬，见识广，舞台大，自由度高，人家才真正是长袖善舞呢！我们党校同学虽然也都是后备干部，但我们普通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当然，普通人也有成为金凤凰的。当年我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学中，就有一位做到了正儿八经的副国级。

党校同学中也有很成功但又垮下来的，其中有被判死缓的、无期的、有期的，有断崖式降职的，还有跳了楼的。当然大多数同学是取得一定成功且平安落了地的。至于我，当初是“第三梯队”，再转到了“第四梯队”、“第五梯队”，最后总算是平安地下了梯子。从最初的“转湾”，转了几个弯，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来了。

同学夏君在他的随笔中说到他因入学前有工作经历，毕业后没有试用期，直接领54.5元月薪。我想起我的试用期工资好像是42.5元。我是回乡青年，不是下放青年，上大学前在农村广阔天地绣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驼背好几年，连个工龄也不算。城市同学下放到农村的都算了工龄。试用期这一年比起没有试用期的一年就差了140多块钱，要知道，当年的猪肉只有七八角钱一斤，140多块钱，可以买一头猪了。我转正后工资是53块，比城市同级别的干部少一块五毛钱。城市同学每月的两块多钱粮差粮贴什么的我们一分也没有。就这样，转正后，我比分到城市的同学每月还是少吃了五斤肉，每年就是六十斤肉，差不多半头猪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经历，可以说，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段经历是无用的和无意义的，也许那些让我们悔不当初的事情，等到再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经历对于人生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我们选调在基层工作的也许比他人经受了更多的酸甜苦辣，但是那段生活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底层社会的艰辛与困境，了解到普通民众的心态、需求和期望，磨炼了我坚韧不拔的品格和意志，也使我有了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理心，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怀和看淡一切，淡泊处世的洒脱。

至于说少吃了几头猪，那当然是玩笑话，物质的享受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精神的满足才是永久的，真正最可宝贵的莫过于充实丰富的光阴，以及你与所处过的人有值得珍惜的感情。金朝诗人元好问有诗：“人间只道黄金贵，不向天公买少年。”四十多年光阴一晃而过，当初雄姿英发的少年，而今一个个都是华发丛生，垂垂老矣。官阶、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不如充实的人生、珍贵的亲情友情、健康的身体和平安的日子好啊！

弹指红颜老，且老且珍惜！

当年的公社大队干部老朋友相见甚欢

与当年的公社同事在木瓜桥头合影，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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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邹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