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没有最后的道别——追忆德高望重的周巍峙同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4-06-23 10:23:26

文|龙海清

岁月匆匆,转眼间周巍峙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0年了。10年来,他那慈祥的微笑,忙碌的身影,蹒跚的脚步,常在我的脑中浮现。想起他,总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

他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文艺理论家、杰出的文化工作领导者。因德高望重,他从文化部代部长位置退下来后,依然担任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组长,还被推举当选为两届中国文联主席。他身肩重担,一生忙碌。我曾从老一辈著名歌唱家王昆同志,1997年寄赠的《王昆评传》(作者程云)中,看到开篇的一段话:

“王昆的老伴儿周巍峙同志是个忙人,已经忙了多半辈子还在忙,他往往超负荷地运转。王昆时常告诫他:′老周,咱们可是有言在先,我一定要死在你前面,哪怕早一天也行,你可别现在就累死……’老周也听也不听。听,是他并不反驳,而且报之一笑,表示感谢她的关心;不听,照忙不误,我行我素,惯了!″

他还是比她先走了两个半月!

我和大忙人周老的相识,是始于1987年9月的杭州西湖之滨。那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杭州西湖旁的一家宾馆召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工作会。各省参加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同志很多是从文艺期刊编辑岗位抽调过来的,我也是其中一位。时值我国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恢复,教育和编辑系列先期启动。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原来是从事期刊编辑的同志也就失去了此次参评的机会,其中不乏编辑经历资深的同志。在大会讨论中,大家不免谈及此事,纷纷诉苦衷,提建议。刚好,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的周巍峙同志亲临杭州指导。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各省参会同志推举我作为代表向他反映。

于是,我带着大家的重托,敲响了周老所在宾馆房间的大门。进了房间后,刚好时任周老秘书的李松同志(后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拿着周老的工作证准备出去预订返京机票。工作证是翻开着的,我偷偷瞟了一眼,始知工作证的主人原有身份是国家文化部的代部长。我不免拘束起来。可是眼前的这位部长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戴着一副眼镜,满脸洋溢着慈祥的微笑。又是主动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又是连说“请坐,请坐”,我即刻轻松起来。在接过李松递来的热茶后,便在面对部长的沙发入座。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省的,是什么民族,原来做什么工作,找他有何事。我一一作答后,便将大家在讨论会上提的意见作了汇报。我历来说话直白且尖锐,他却拿笔认真记录。最后,他的回答竟然没有一句“再了解了解”,“再研究研究”之类的官腔。他说:“你反映的意见很及时。文化部正准备下发一个评职称的文件,文件已搞好。我马上打电话回文化部,按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将文件再作补充和修改。”果然,在杭州期间,他就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后来,我看到下发的这份红头文件,不仅有了集成工作成果作为评定职称条件之一,更有了“文联系统参照此执行”的条文。由于周老的作用,添加了那么一两句话,竟然解决了文联系统众多专业文艺工作者职称评定的问题。由此,可见周老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心,也足见他关注群众诉求及从善如流的可贵精神!

我已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反正是杭州会议之后不久,我省文联各协会干部的职称评定工作尚未展开,周老来湖南公差。他从宾馆打电话到文联来问:“龙海清同志的职称问题解决了没有?”接电话的同志还以为我告状告到了中央。其实,我从未向任何上层反映个人的诉求,更不知道周老来到湖南。此事是若干年之后才知道的。虽然周老的过问,曾一度引起单位领导对我的误解,但我对周老只有心存感激之情,他公务如此繁忙,竟然还惦记着我这个小小百姓的职称问题!

他长期主持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工作。我因在文联工作,有二十年左右时间具体负责主持湖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业务,和周老的接触有增无减。他虽然年迈体衰,却常常参加集成志书的会议,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东南西北的各省之间,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鼓励大家共同奋进。

1993年初,我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县、市集成资料本的编印已经结束。为了留下集成人的艰辛脚印,表彰大家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主编了一本名为《奉献录》的书,收录了反映全省上下集成工作者先进事迹的数十篇文章。我请周老题词,钟敬文先生题写书名。两位老人都很快地将他们带着充满期待和祝福的墨宝寄到了我的手上,这对我们湖南集成工作者是极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在申请参评正高职称时,省内尚无对我参评系列正高职称的评审条件,须到北京统一评审,且要有两名专家对参评人的论文鉴定。我先拨通了在京一位学者的电话,请求他拨冗撰写。因故已从原来岗位卸任下来。他说:“我对你是了解的,也愿意来写,但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建议你找更有威望的人来写。”他还说:“如钟老、巍峙那里,你不妨试试。”我做梦都不敢有这种奢求。但在这位专家朋友的鼓励与点拨之下,我居然没有抱任何希望的分别给这两位前辈寄去了我的已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和信件。想不到,他们竟然都欣然接受。后来,周老的秘书唐晓刚对我说:“周部长很认真,他对你的论文和集成工作的鉴定反复修改。”当我拿到这份材料时发现,不仅评价全面中肯,而且篇幅不短,简直是一篇评价文章。钟老后来在见面时也对我说:“我给您的论文鉴定比给我校北师大老师写的都要长!”我并非是他们的入室弟子,可是他们对于一个普通的年轻一代如此关心和提携奖掖,除感激再感激之外,还能说什么呢?我默想,只有把他们希望后辈应做的工作做好,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我所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原是中国民协自己鼓捣起来的。民协毕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亦非营利机构,既无行政资源,更无财经大权。工作开展起来之后便立即捉襟见肘。正是在周老的支持下,民间文学集成被纳入了国家艺术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然而,财政部先期下发的集成志书经费拨款的文件,却无民间文学集成的“米”。所以在解决工作经费与出版经费上,就面临种种困境。周老少不了要亲自到各省游说,帮助化缘。他曾自我调侃说:“我也是文化界丐帮的帮主了。”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老来到了湖南。当时省文联的党组书记周江源同志告诉了我这一消息。他说,“你赶快以省文联名义起草一个向省委、省政府申请集成出版经费的报告,乘周巍峙同志在长沙期间,请他帮说说话。经费预算数目可以尽量写大一些。”轻车熟路,我很快将报告起草好了,就先请周老审阅,看是否可行。周老说,你写的经费数目太大了,省委领导同志会感到为难。我又按周老的嘱咐,赶快回来作修改,重新打印盖章。一切就绪后,文联领导以省文联名义在蓉园宾馆安排了一个饭局,同时,请来省委分管副书记,并以他的名义请周老吃饭。我作为实际“推手”自然陪同文联负责同志一道出席。席间,周老向省委负责同志介绍了全国集成志书概况及他本人担负的责任。然后将我已修改过的报告代转给了这位书记同志,并说,请省委、省政府多关心支持。省委负责同志对周老的不辞劳苦来湖南也颇受感动,回答也甚为热心与真诚。就这样,湖南的集成出版经费得到了妥善解决,整个集成工作都跑在了全国的前列。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给我颁发证书时边握手边问:“你是哪个省的?”站在旁边的周老抢先回答:“湖南的,叫龙海清,是个苗族同志。”还有一次,我已不记得在什么场合了,也遇到同样的提问,也同样是周老代为回答。

每每在北京开会,只要周老出席,大家都乐意和他交流。他所住的房间总是开放的,并无高官式的神秘,可以随意出入。在他的旁边总是围绕一堆人,有说有笑。凡是熟悉他的集成人,在闲聊中常常谈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子”。大家最具共识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老头子,就不可能有集成工作的顺利完成。”这话是大家背着他说的,惟其如此,这才是由衷的。

的确,如果没有他的不懈努力,没有他的以身作则,没有他的担当精神,没有他的宽厚包容,没有他的崇高威望,十套集成志书的工作是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参加集成志书工作的人,不乏多个领域里的国内外知名专家,有的还是大师级的学者。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文艺新兵,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在他领导下辛勤工作。哪怕出现不同意见纷争,只要周老一出面解释,便会化干戈为玉帛,化矛盾为合力。这自然是得益于他个人学养和艺术成就,得益于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更得益于他的人格魅力!

他常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总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本身就是实实做事的典范。已成为中华文艺经典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被喻为“中国文化万里长城”计5亿多字的十套中国文艺集成志书,数千万字文史资料的出版,生命晚期组织领导《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卷工程的编纂等等,都是他实实做事的丰碑。这些丰碑,既凝聚了众人的辛劳,更有周老付出的心血。他所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大量音乐作品又都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正是他实实做事的不懈努力,使他成为著名的音乐家、文艺理论家、优秀的文化学者、出版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卓越的文化艺术管理者。

有人常常误认为,当前正方兴未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始于21世纪初。其实,周老所领导、主持的全国十套集成志书的普查与编纂工作,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了先河,更为当今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十套集成志书工作与当今的“非遗”保护工程割裂开来,甚至抹杀前者的说法都是不公平的。我是两个阶段工作的参与者,深知两个阶段工作的联系与不同的特点。就现今所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制,在某些方面还远未超出十套集成志书的内容。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到了2003年之后才开始使用。当新一轮的保护工程开展以后,周老又积极关注与支持,并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亲自组织领导《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卷工程等项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进行了建树性的补充。这种为中国文化建设勇于担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可贵精神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周老生前肩负多项重担,固然很忙,但忙中又不失自己的业余爱好。集邮就是他调节工作与生活的润滑剂。1988年年初,我突然收到自海南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周老在出差之时发给我新年的祝贺。同时又附上已贴好邮票的一个信封,要我签上名后寄回给他。这大约是我因为姓龙的缘故,而该年又是农历中的龙年!

从这件小事看,周老不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同时,在他的心目中,毫无地位高低的等级观念,能把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当成朋友看待。

虽然周老已走多年,我和他没有最后的道别。我却常常可在他留传于后世的充栋卷帙中与他重逢;在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中与他默敘;在他谱写的乐章里感受他永恒生命的脉动!

责编:陈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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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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