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海清

当初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竟和文联息息相关。

小时候，我最怕的功课是写作文。我也做过各种各样美丽的梦，唯独没做过缪斯女神光顾之梦。1963年，负笈千里到岳麓山下一所高等学府求学时，所选专业完全是冲着“尖端科学的前哨”那个迷人的招生广告决定的，哪里会想到什么文学艺术？有个“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在星期天逛街知道的。那时省文联的办公场所就在五一路的中苏友好馆内。这座颇具洋式风格的楼房，现在看来已显得十分矮小，但那时却是长沙令人瞩目的标志性建筑。从学校到河东闹市区游玩，我常常经过文联门口，总不敢跨进大门一步。

直到“大三”，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文联的大门。动机很单纯，仅仅是为了一睹大作家周立波的风采。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他已成为批判的对象，大字报满墙都是。等到他又恢复大作家的光环时，我却只能从书本里拜见他了。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到株洲一个大型工厂工作。我所在工段区区三、四十个人，却汇集了包括清华、北大等十多所重点大学毕业生。为了消磨下班后的无聊时光，我便开始摆弄起“文学”来。不时也有我在纸格子的涂鸦变成省、市级以上报刊的铅字。于是，在“老九”的头上，我又多了一个“业余作者”的名号。

1973年初，我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被抽调到省工农兵文艺工作室改稿。这是省文联撤销后的文艺工作机构，也是后来文联恢复的前身。办公、生活的场所就在长沙坡子街。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速回，有新的工作任务”的电报，便撂下手中未改完的稿子，匆匆赶回株洲。当我回到厂里时，递到我手上的是一纸不容申辩的调令。原来，就在我来省文艺工作室改稿期间，市革委会、市报社和我所在工厂达成了对我的“交易”，即株洲日报社用一名人员将我从工厂置换出来，调我去报社编辑文艺副刊版。从此，我就不得不吃“文艺”这碗饭了。那时的这饭碗很不好端，动辄犯忌，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得小心翼翼的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

“四人帮”的倒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艺界重获新生。省文联及其各协会相继恢复或建立，办公场所也搬到了现在文联所在地。省文联、省作协恢复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是全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其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丝毫不亚于后来的文代会。在筹备期间，我作为省作协会员借调到长沙来为省文联主席康濯起草大会工作报告。从此便和文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后不久的1980年上半年，新时期我省召开的首次文代会在长沙举行。此次文代会与各协会的代表会是合在一起召开的。在这次文代会期间，省民协（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省政协副主席谷子元当选为主席，彭燕郊、郭味农、邬朝祝等为副主席，陶立任秘书长，我则当选为“常务理事”。

我是在1981年6月初调到文联的。初到文联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民协创办《楚风》，陶立同志则负责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一会一刊，仅为两人。我来之前，《楚风》创刊号的稿件是由协会的几位副主席帮助选编的。我来之后，继续做些未尽的工作。三个月之后，即1981年9月，创刊号终于面世。88个页码，定价0．43元，交由新华书店发行。谁知谷老（子元）看了样刊定价后，颇为生气，批评说：“为什么要多收别人三分钱？改为四角整好了！”我只好赶忙跑到印刷厂，和工人师傅一起，将已印好装订好的杂志在封底上用铅字一本一本戳上红色的“0．40元”字样。而该期印数却是2万册！

《楚风》的创办，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毛主席同学、老诗人萧三和文艺界老领导林默涵等名家都给《楚风》题了词，被周总理戏称为“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聂绀弩后来也寄来稿件。钟敬文等民间文艺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则更是关注与呵护。广大读者也纷纷来信表示欢迎和投稿。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杂志开办初期，最起码的办公条件也没有。编辑部和协会一起都挤在一间几个平方米的住房内。我刚来文联，居无“片瓦”，只得睡在办公室里。一个小书柜、一张旧桌，再加上一张单人床，再也容不下一张带靠背的小椅子了，遑论其它？编辑部和三个协会才共用一部电话。那种境况，可用楚先人的“荜路蓝缕”来形容。那时的刊物并无各种职务的设置，前一段时间，实际行使主编职能的当算彭燕郊先生吧。后来他也日渐淡出刊物编辑之外，我则坚守下来，保持刊物的正常出版发行。虽然各种编务都得做，却不知拿一分钱的编辑费、校对费，只知凭着一种责任感艰难前行。

1985年，省民协换届，省政协副主席谷子元仍兼任协会主席；我加入了“副主席”的行列。会后文联在关于我的任命书上，“副主席”之前多了“常务”两字，而在职务之后则有了“副处级”的括号。

就在那段时间，作为全国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铺开。1985年初，在省委宣传部的红头文件上，我又多了只有责任和义务而无待遇的职务：湖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集成办公室主任。这一临时机构，虽由省委宣传部牵头，联合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共同组成，但具体工作却落在了省文联及其民协的头上。由此，我的主要精力不能不转到人称“修建文化万里长城”的巨大工程了。前前后后一干就是近二十年！

近二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白驹过隙，但它却占据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我经历过由起草文件、组织发动、培训队伍、全面普查、编选成书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通过全省上万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以数亿字记；编印成书的集成资料本达300多部，计6000多万字；最后作为国家卷出版的三套湖南民间文学集成有370多万字。我省试点推出的县集成资料本被当成范本在全国推广，整个集成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大家的汗水没有白流，即为湖南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湖南争得了荣誉。我个人不仅集下了盈箱的各种获奖证书，还被中国文联列为首届“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座谈会的代表。

作为集成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与参与者，我知道这项工程的浩大与艰难，也体会过勤于奉献却不易被人理解的清寂与委屈，更深知这项工程对当代与将来的意义！

2006年，我省又启动了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即编选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这项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直接主导的。这既是湖南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湖南文化底蕴深厚，留下的各种文献著述浩如烟海，要从中选出数百本来作为一套丛书并非易事。为此，省编委会还先后邀请了中国社科院、清华、北大、中华书局及省内高校有关专家参与书目选取，所幸的是，我主持编撰的湖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列为其中，也是整个文联唯一被选中的作品。根据省里要求，文联党组为这三套书成立了修订小组。当时的党组书记罗成琰任组长，副书记江学恭为副组长，因为三套书原为我主持编纂的。我则任常务副组长，具体负责修订工作。修订后，这三套集成分六册出版。整套丛书702册（历史文献四百多，今人作品两百多），我们的占6册，总字数3亿，我们占3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文联对湖南文化建设的一种独特贡献，这大概也是我可以自慰自傲的地方吧！

当这些重大的文化工程相继完成时，倍受全社会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作为一名老兵，在文联领导的支持和省文化厅的聘任下，我担负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的任务，还曾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想不到年届退休年龄又投入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如果仅仅从我担任协会常务副主席（后称驻会副主席）到主席任上退休，即长达二十年有余。我深深感到，文联工作特别是协会工作的复杂性。其事务是多样的，不仅有联络、协调、服务、管理等职能，还有研究、创作的任务。虽然工作庞杂多样，好在文联环境宽松，领导也积极鼓励驻会干部带头出作品。多年来，在完成重大项目工程及协会工作的同时，我也在全国多种期刊或出版社发表出版上百篇学术论文和其它作品，有的还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因此应邀到德国、美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等国家和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如今，我已进入朝杖之年，省文联也走过了七十周年的历程，文联无论在软件和硬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当初难以想象的发展变化。回望过往，我从未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依然习惯性地在过去人生轨迹道路上，自承其苦，自感其乐。东晋书圣王右军说：“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这话好像也是对着我说的。

（龙海清，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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