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明珍

　　今天离我的博士生导师曾公钊新先生仙逝的日子已有十余天了，我的心仍百般迷惘，千般惆怅，万种感慨，久久停留在一种痛失至亲至爱师长的无尽哀伤之中。

　　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复翻看与导师在一起的照片，还有他馈赠给我的书籍与书法作品，曾师慈祥睿智的容颜仪态与郎朗缓缓的语音语调频频再现，种种场景与各式画面如同电影回放一般，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往日时光历历在目。

　　作为老一辈伦理学家曾公钊新先生，出身寒门家教纯良，一生不谋官求财，志于传道授业，臻于道德文章，敢于质疑定论，勇于提出先见，可谓“至朴至真求至善”。

　　曾师一生教书育人，著作等身，成就斐然，有居多原创性的成果，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有着非凡卓越的贡献，正如著名伦理学家、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所公正评价的，曾公钊新先生是“国内最早觉识道德心理问题并率先开拓这一研究新高地的伦理学先导，是对于中国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毋庸置疑的开创性贡献，在浴火重生的中国伦理学界划出一线亮丽别致的风景”。

　　曾师不仅是质朴纯真的中国伦理学大家，更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深重忧虑与深入思考上。

　　曾钊新教授是伦理学家，更是教育家。1955年，他师范毕业登上讲台，2003年退休，以后还坚持带学生，给博士生上课，著书立说，直到2006年因身体原因才完全荣退。曾师在近六十年载的教学生涯之中，兢兢业业，行正为范，言传身教，曾师带出了不少高足。在教学内容上，他教会学生“悟空”，透彻理解理论的精深奥妙；在教学艺术上，又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幽默诙谐，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教会学生“务实”。

       曾师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爱”。对学生，他爱之深以至于有教无类。1981年，在当时学校普遍追求升学率、教师由此青睐能增加升学率的“好学生”的背景下，他发表文章，力倡教师应该有“深沉的爱和同情心”，不仅爱“好学生”，更要爱“有毛病的学生”，用爱来感化与教育他们，教育目标也不应该是片面追求高升学率，而应该是教学生求“真知”，做“真人”。

　　在实际教学生涯中，曾师仁爱为怀、平等对待每一个投身其门下的学生，使他们不仅获得知识的增长，更收获师生深情，得到学业的进步与人格的成长。曾钊新教授不仅厚爱自己的门生，而且推己及人，爱所有的学生，倡导与践行“爱的教育”。

　　曾钊新教授对中国教育改革十分关心，对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感到深刻的忧虑，对其中隐含的危机有一种切肤之痛，他从哲学、教育学的视角对之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他在文革以后发表了九十多篇文章，其中近半数是谈教育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教育事业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的深刻问题，呼吁人们要警觉“教育异化”。在2003年到2006年三年间又连续发表了33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对教育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热切希望唤起人们的良知，共同努力使得中国教育“回归教育本性”。

　　在别的学生眼里，曾公钊新先生可能是名师或严师，在我心中，老师是恩师，更如同慈父，他对我这个半路入学门，天资愚钝还有点任性的学生，宽容为怀，和善开导，不时鞭策，有一种静待树苗发芽成长的耐心与期待，回想起来老师“如师如父如真亲”， 老师的教诲如冬日阳光的敞亮与温暖。

　　曾师2003年退休后，在静宜园家中，安享晚年，练练书法，听听音乐，下午天气好，就下楼散散步。那时，我自己没课时，就常常在午后去与曾师拉拉家常，不太记得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通常是我在说，老师只是笑而不语。在听我噼哩哗啦说了一大堆后，他用一种平缓深沉的语气说一两句，往往就能让我茅塞顿开，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004年，我考上本校的博士生，曾师非常关心我的学业，因材施教，考虑到我原来是学医的，建议我以“人类自身生产的伦理研究”为题做博士论文，还专门给我开出书单，拟定三级提纲。可惜我学识浅薄，学力不逮，无法驾驭好这个命题，中途放弃了。后来我自行选择了一个题目做研究，曾师充分尊重我的自主，让我的自由决定。

　　2009年，为做好博士论文，我专门申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师从著名的伦理学家万俊人教授。曾师对此十分支持，临行前再三叮嘱我要好好把握学习机会，多多向万老师请教，认真刻苦钻研，以弥补先天不足。当时曾师的语重心长与深情厚谊，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一种鞭策我前行的动力。

　　“放眼观诗史，倾心拜墨皇”是曾师赠与我最早的书法作品，其中寄托了对于后生的殷切期望，我将之装裱好一直挂在客厅最显著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师命，读书读史读人生，求学问学志于“学与问”。

　　一审：蔡矜宜

　　二审：盛伟山

　　三审：杨又华

作者：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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