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一位90多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口述了大量党史资料，由于特殊的身份和惊人的记忆，她被誉为党史的“活辞典”。这不是她第一次发挥超强记忆力，年轻时，她就曾两次用背记的方法，从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带回两套密码的编程方法和基本电码。

她身高仅1.45米，高不过今天的小学生，可她却用双脚全程走完了长征，她就是长沙妹子刘英。

吃得苦的跑学妹子

1905年10月14日，刘英出生在湖南长沙金井镇上一个封建家庭。她原名郑杰，小名毛妹子，父亲是清末举人，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只送儿子上学读书。刘英找到父亲，央求：“弟弟上学途中掉进河沟和粪坑怎么办?我陪送弟弟读书，保证不让他出事!”父亲被这理由打动，终于同意。

刘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陪读听课，总是全神贯注;做作业更是认认真真，如同考试。她利用陪读完成了初小的全部课程，学得比在读生还扎实。14岁那年，她家搬进长沙城。城里没有陪读，父亲不让她再上学。她想：“父亲不提供学费，那我就考不收学费的衡粹女校!”

衡粹女校是职业学校，文化课程太浅，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望。半年后，她又偷偷考上了不收学费的女一师附小高小。这一次，她又遭到了父亲的阻止。她气愤极了，不吃不喝不睡，大有父亲不同意，就宁愿去死的势头。最后父亲妥协，同意她跑学。

那时的女一师附小，在长沙城东南，而她家住城北，往返一趟10公里，如果中午回家吃饭，就会影响下午上课。为了保证功课，刘英决定不吃午饭，用读书来对付饥饿。15岁正是身体发育之时，刘英却天天喝凉水充饥，饿得吐苦水。这段经历，让她的身高永远定格在了1.45米;这段经历，也磨炼出了她吃苦耐劳的坚毅品质。

拉车人带来的感悟

一开始，刘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里，她发现还有比她更苦的人。刘英上学的时代，长沙城里少有汽车，人们出行多用人力车，俗称“黄包车”。刘英经常看到拉着黄包车的人在大街小巷奔跑，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

拉车人的形象和遭遇，深深刻进了刘英的脑海里。一次，她以《黄包车夫》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认为她的写作角度独特，立意深刻，从大家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人是这样的不平等?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受苦?老师进一步点评：“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造成的，中国急需英雄和有作为的青年来拯救!”

刘英被老师的讲评深深打动，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读书与救国的关系

刘英在女一师附小读完高小五年级后，听说留法归国的教育家徐特立准备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立刻报名投考。发榜那天， 180名中榜女生名单张贴在了师范门前，刘英的名字排在第五。人群中，她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好像父亲。这一次，她再也不用找借口去抗争，一回家，母亲就高兴地把食宿费塞给了她。

跨进女师，刘英首先看到的是操场上的两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激动的心情尚未平复，她又听到了校长徐特立的讲话：“我们创办女子师范，就是要使有志的女青年和男子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你们是女子，但和男子一样，是大写的‘人’，应该有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其他一切权利。如果封建势力不给你们，你们就要去争取、要去奋斗!”听到这番话，刘英不由自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英全身心地投入到女师的学习之中，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逐渐有了革命的觉悟。之前，她读书只是为了自立和自我解放;现在，她把读书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意义。1924年，19岁的刘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20岁的刘英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成为学生爱国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者系长沙市委党校兼职教授，长沙地方文化学者)

责编：曾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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