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字士行，鄱阳郡人。东晋初年，天下纷乱已久，外有胡骑野望，内有叛军挥戈，可谓国乏民疲，动荡四起。东晋政权在此情况下也是危如累卵，朝廷重臣个个心思浮动，或欲归隐山林，做闲云野鹤，或欲拥兵自重，伺机谋反。唯陶侃于此危难之际内击叛军、外震胡虏，力保东晋朝廷，体现了忠勇刚毅的品质。

始怀忠勇之心。东晋初立江东，大乱方平，根基未稳，此时的陶侃忠于东晋朝廷奋勇杀敌，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后又在征战中屡获战功。战功卓著的陶侃引起了大臣王敦的嫉妒，王敦出身“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是丞相王导的堂兄，东晋开国重臣。一次，他竟借故强留陶侃于军中，“被甲持矛，将杀侃”。但陶侃毕竟威名在外，王敦一时无法下定决心，以致往来传信的使者“出而复回者数四”。陶侃见此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后王敦经与谋士反复斟酌利害关系，放弃了杀害陶侃的打算，陶侃才死里逃生。咸和四年，陶侃升任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位极人臣。由于被权臣所忌恨和陷害，几经生死，他却从未对东晋朝廷生二心，虽然重兵在握也没有效仿王敦倾覆朝政自立为王，反而更加勤于王事。同年，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自立为江州刺史。陶侃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并请出兵讨伐，以绝天下不臣之心。迫于陶侃威名，大军刚到，郭默的手下宗侯便绑缚郭默父子五人及另一叛将张丑向陶侃投降，兵不血刃平定叛乱。

咸和九年，陶侃又于盛名之下急流勇退，在病中上表逊位，封印府库，并遣人向朝廷移交符节印信，以安人心。可见其忠勇之至。无怪乎苏轼亦盛赞他：“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

力行刚正之事。众所周知，晋室立国不正，明帝听王导讲述“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后都感到羞耻，“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所以天下士人终两晋一代，或者趋炎附势，以求富贵，或者醉心清谈，言皆玄远，其中尤以后者势盛，他们专为虚言而鄙夷实务。而陶侃与他们截然不同，他性情刚正，反对虚妄时俗，“勤于吏职，恭而近礼”。《晋阳秋》记载：“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这番话于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有提振世风之力。

陶侃力行实务，以身作则，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要求僚属百姓。有次出游，他见路边有人手持一束尚未成熟的稻子，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陶侃闻言怒不可遏，斥责道：“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扬鞭便打。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更加勤于农事，家给人足。若有向他奉送礼物的人，他便“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故此他所治下尤为勤整，史称“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一生坚毅隐忍。陶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早年任武昌太守时，其辖内有山贼出没，大肆劫掠往来商贾。陶侃设计抓获数人后，发现这伙山贼竟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但他没有畏于权贵，息事宁人，而是毅然整军列阵，奉公执法，逼迫西阳王交出匪徒，就地斩首。从此武昌境内“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此后陶侃领军作战更是“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威震海内。

咸和二年，苏峻叛乱，还将陶侃之子陶瞻残忍杀害。不久，陶侃即奉命与温峤、庾亮等会同剿贼，并被推为盟主。但他并未因报仇心切而鲁莽行事，反倒在“诸军即欲决战”时指出，贼军势头正盛，不可与之争锋。其临敌时内心的坚毅隐忍可想而知。后来两军对峙，久战无功，他也未情急生乱，而是从容分析形势，听取正确建议，最终阵前斩杀敌人，平定叛乱。而杀害了陶瞻的苏峻部将冯铁，虽然北奔于石勒，但石勒慑于陶公威名亦不敢多留，遂“召而杀之”。陶侃的功绩亦无愧乎配享武庙，受人供奉。

陶侃生于乱世，却因忠勇坚毅而成为乱世中的“定海神针”；出于寒门，却因“贞固足以干事”而于寒门中“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作为东晋一代名将，陶侃以其忠勇、刚正、坚毅，在史书上留下了为后世所敬仰的风流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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