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师

文/陈怀奇

（操坪前的钟法兰校长）

对一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何去何从也许都有过不少梦想。可现实却由不得你梦由不得你想，命运老人往往会牵着你的手，走向相反的路。

1976年，我高中毕业。当一名老师，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不是我不愿意当老师，而是我明白，自己肚子里没半桶水，我又能给学生多少水？倒是当兵当工人，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用现代的网络语就是“诗和远方”，可这不是一般农家子弟能如愿的事。那就退而求其次吧，父亲带我去公社求基建队队长，想谋一份事做，而队长明明望着我父亲放在桌上的两瓶高粱白酒两眼发光，可最终还是把酒递还我父亲，将我们送出门外。

我对父亲说，学木匠。我好羡慕下屋场的邱木匠，他经常有徒弟装饭泡茶舀洗脚水，做乡工徒弟在前挑担，而他自己却背着双手优哉游哉地走向事主家，重活徒弟干，酒肉就由事主敬给师父吃。于是，我被父亲领去拜邱师父。可邱师父说我个子小，挑不起行担，手也无缚鸡之力，拿不起斧头推不动粗刨。我只好死心回大瑶公社和平大队子弟生产队做一名“回乡知青”，与同龄人一起扛锄头抽牛屁股打狗毒鱼偷瓜盗果看乡下人打道场了。

然而，一天上午，我正在生产队的大粪窖里挑大粪，和平大队张贤近支书和和平学校的邱海云校长来了，要我下午就去给学生上课，教小学语文和初中地理。“真的吗？”我真的不相信，可望着两张严肃的脸，又不得不信。事后，听学校年轻老师说，我是被张支书亲自点名的，他那天听到县广播站播了我写的一篇通讯，就立即邀邱校长来找我。

（老师们在学校大门口）

当时的教育体制是各级学校逐层下放，生产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区办大学，而我自己却不识汉语拼音，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加上地理课没有教材只有一本地图册，我看着那蜘蛛网似的红红绿绿粗粗细细弯弯曲曲的线条，眼都花了。唯一懂得的，也只能教给学生的，就是册子上那几个汉字。用本地的俗语，这就叫“捉得猪叫，就是屠夫！”

学校有中小学教学班9个，教师19名，其中公办教师5名、民办和社办教师14名，另有1名工友。民办教师由大队拨付工分到生产队，社办则由公社拨付。实际上两者都是民办性质。那时的大气候还是“以粮为纲”，“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五·一”前后，学校放几天农忙假，学生要么回队插秧，要么由老师带班统一去大队农业生产专业队学农。暑假，民办老师和学生回队参加“双抢”（抢收抢插），公办老师就以公社为单位成立“双抢工作队”，下派到各生产队参加“双抢”战斗。之所以叫“战斗”，是因为“双抢”确如一场战争，一场人山人海的人民战争。上至县委书记，下到大队支书，都一律下相关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双抢”，长期在外的手工业者一律要求归队，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双抢”期间，如果发现路上有来走亲戚的外地人，也可以强迫他脱下鞋袜，下田参加“双抢”。公社还办有《双抢战报》，由我校邱海云、刘守柱、占昌平等能写善画的老师采编、刻写、油印，像战时的传单一样，散发至大队、生产队。田野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一天分早中晚广播《双抢战报》。“双抢”的人们，真如听到了冲锋的号角，热血沸腾，恨不得使上十八般武艺。胜利生产队，就以连续九年夺得亩产过双千斤的佳绩，在全国创造了“三分半田闹革命”的奇迹，大瑶公社也被评为湖南省“大寨式公社”。

在“大寨式公社”里，和平大队以胜利生产队为骄傲，加之地处集镇，集体经济相对活跃。于是，大队决定学校整体搬迁，将乡下由地主老宅改成的汀洲完小拆除，一大片百年古樟、木子树全部砍伐，地基开成稻田。新校址是临街的大队原花炮厂，北面保留一栋砖木结构的厂房，南面新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教学楼，中间是个十多亩地大的操坪。新校易名为和平学校，新楼有九间教室、三间办公室，这在浏阳可算是第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大队学校教学楼了。只是学校的住宿条件还较差，我和邱校长、占三个人，住新楼三楼教室与教室之间一个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三把椅子三张桌子三张床。其他老师则住在北面木楼上用两个鞭炮车间间隔出来的房子里，隔墙是晒簟糊上报纸。晚上隔壁说话或夫妻响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更恼火的是，同样是晒簟糊纸的天花板上，老鼠总是打架、追跑，一下鼠药，死老鼠就在找不到的地方发臭，从天花板上往下掉蛆。好在我们老师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什么屎呀、蛆呀，都司空见惯。

（菜园归来）

学校除了住宿条件差，伙食也不好，一个月难得吃到鱼肉。因为常尝不到荤，晚上肚子就“咕咕”叫。硬是晚上办公或业务学习搞得太晚，且都感觉很饿，才由工友做顿糯米饭。我们享这口福，称为“打牙祭”。这糯米是老师们自己劳动收获的。学校公厕前，有三分稻田，老师们一年栽两季糯稻，收一担多糯米，这是全校老师一年的“生活补贴”。占昌平老师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他脚下虽然好像还有五六个妹妹，可父母就把他当作“小皇帝”，他的床铺底下有个爆竹箱子，箱子里常有高粱白酒、饼干之类的。下了晚办公，他就筛一杯酒，把饼干放在桌上，坐在桌前边吃边饮。每次，他都大方地请我和邱校长吃，可我们很少吃，有时碍于情面，也只象征性地吃一片半片。酒，我和邱校长是不喝的。占老师比我大两岁，教初中英语和小学图画。他书画特别了得，曾多次在县里获奖；在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过一个月英语，他回校早晚都要读音标和课文。只是，他胆子比我小，每次晚上起来上厕所都要叫醒我陪他，因学校只有一个公厕在百米远的北面木楼旁的老樟树下，像蒲松龄笔下的景致，阴森森的，他怕鬼。

来学校两个星期了，学校终于买来几斤猪婆肉。这猪婆是农家不生崽只生病的母猪，养它是累赘，所以宰了。其肉五毛钱一斤，而正常生猪肉七毛八一斤。肉虽然便宜劣质，但毕竟是肉，而且还是从特殊经费中特殊开支。所谓“特殊经费”，是指学校厕所里的大粪，平时锁起来，定期卖给大队专业队，这收入就是“特殊经费”。“特殊开支”，是指学校“迎新送旧”（欢迎新老师、送老师荣调或退休）或过节聚餐的开支。正好这天卖粪有了钱，买了肉，且又是为迎接我这“新老师”，学校一天都充满了节日喜庆气氛。

晚餐，主菜当然就是这猪婆肉。其它都是教学楼旁菜园里的各种时鲜蔬菜，这是邱校长带老师们早晚辛勤耕耘的成果。当时，周一至周六上课，老师周六晚上可回家住一晚，周日在家料理一天家务，晚上必须回校参加集体办公，住校到周五。住校期间的每天清早，值日老师就敲办公楼二楼集体办公室门前那半截钢条作的“钟”，全体老师都立即起床走向操坪，在值日老师的口令下做一套广播体操，然后去菜园参加一会劳动。晚饭后，还是去菜园。天将断黑，就各自把大煤油灯灯罩擦亮，准备晚办公。邱校长周日也难得回家，住乡下的老婆来了几次学校，但她不是来住校，学校根本没她住的地方，她是来向丈夫诉苦或求援，家里不是没了油盐，就是缺了柴米，要么就是猪生病，或是篱笆坏了菜园里总是进鸡。她要他回去。他嘴里答应着，可等老婆一回家，他又把家里的鸡毛蒜皮一大堆事给忘记了。

有猪婆肉吃，占老师很兴奋地从床底下拿出一瓶高粱白酒，可我们二十个老师和工友，只他和事务长邱明池能喝。他俩自然是同坐一条梭凳上，一瓶酒倒在两只碗里。他们喝着酒，夹着大块的肥肉往嘴里送，就如拖楼板下河。酒肉过后，占老师更加亢奋。回到寝室，他捧着英语课本，在我和邱校长桌前晃来晃去，嘴里大声地读着英语单词。直到半夜，他才平静下来，上床躺下。可不多久，他爬起来把正要入睡的我叫起。我知道他要上厕所，就立即从枕头下摸出手电筒陪他下楼。他嘴里不断喊“快快快”，随着手电光放肆往楼下跑，才到操坪当中，他突然褪下裤子，只听“嚯”地一声，拉了一地稀。“这可怎办？都是这他妈的猪婆肉！”我明白占担心这操坪有他的一滩屎，明天师生做操怎么办？于是，我去围墙边找来木棍和瓦片，挖个坑把这滩屎埋了。

（春游小憩）

农村学校学农的天地是广阔的，而学文却苦于缺乏教材和资料。地理课时，我拿着一本地图册走上讲台，却不知要讲啥。望着几十双求知如渴的眼睛，我羞愧得满头大汗，真想钻到讲台底下去。原来这教书比在队上挑大粪、搞“双抢”还苦还累，但我不愿如此窝囊。没教材没资料，我就去找去借。本校寒酸得很，只有几本语数教参。大瑶中学倒是有间破烂的图书室，可里面阴暗潮湿，书柜里的几十本各类教参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都上了霉，唯独没有地理教材教参。我只得拜托在县二中管后勤的叔外公向他们学校借，可他也爱莫能助，并对我解释：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啊。可我不肯善罢甘休，就向在省城上班的姑妈写信求援。不等她回信，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假急于搭了货车上长沙找姑妈。十七岁了，我还是第一次去长沙。见了姑妈，她说联系了市十二中的一位老地理教师，他珍藏有一本文革前的地理教材，要我去。我觉得我是老师了，不好意思要姑妈带我去，只要她写个路条。傍晚出发，我不敢坐公交，担心一上车就不知道这车要把我拖到哪里去，我只得步行。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我一开始就如瞎子摸象，好在手里有路条，即使人家听不懂我的塑料普通话，也有个路条给人家看。这样问问走走，走走问问，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走了多少条街转过了多少条巷，自不量力地估计走过了半个长沙城，时间估计也过了半夜，因为敲了好久的门，十二中的老师才睡眼惺忪把门打开一条缝。回家时，正好下大雨，我淋得像个落汤鸡，幸好夹在腋下的地理书还没湿透。

有了地理教材，我就晚上自学，第二天再把点滴知识教给学生。我还刻了很多油印资料，连地图也描着刻印出来。后来上课，我干脆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幅中国地图，教学生北京上海在哪，湖南浏阳在哪，黄河长江从哪发源、流经哪里、从哪注入什么海等等。“老师，我要坐船去罗马，怎么走呢？”“老师，人在地球上，怎么不会掉入太空呢？”学生懃国华、张才许等常提些难题，还真把我难住了。课堂上，我虽不能给学生满意的答案，可课后我们还会进行热烈的讨论，有时也下几盘象棋，打几局羽毛球。后来，懃国华参了军任了衡阳市雁峰区委常委、张才许考了大学任了大瑶国税分局局长，来我家做客，还很有兴趣提起这些少年往事。

正当我和学生尝到知识的甘甜时，高考制度恢复了，全国上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老师和学生的求知欲就如干柴遇上烈火。我校19名教师，惟有钟法兰老师中师毕业，属科班出生，活泼漂亮。校长邱海云当教师前参加过浏阳县1951年为期一个月的教师培训速成班，其余17人都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凭。要给学生半桶水，自身得有一桶水呀。所以，提高整个教师业务水平，已迫在眉睫。晚上，邱校长给我们上数学课，钟老师讲汉语拼音，占昌平老师讲英语，刘守柱老师讲书画。寒暑假，所有教师都由公社文教办安排，进行集中培训。经过强化学习和培训，我和学校的陈宗如、黄其珍、周瑞、孙叶英、刘芝、魏建、肖子文、黎美玲、王月平、陈月平、王淑平等一批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学习积极性得到迅速提高。李良根教师是浏阳一中“老三届”毕业的，会唱歌，语文功底深，教初中语文。他中年秃顶，我们戏称他“聪明绝顶”。他说中文造字六法，“射”和“矮”两字正好反了：“身”只有一“寸”，不是“矮”（ǎi）吗？“矮”，从“矢”，“矢”，箭也；“委”，支派也。“矮”，就是“射”（shè）呀。

教师们给学生上了一天课，傍晚还要留着学生补课，星期天也不放假；班上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学校每月一抽考，文教办半期一统考。统考按分排队，单位和个人按排名评先评优。于是，人人都不甘落后，都想名次往前排。有时科任老师会为一厘半分与统分老师争得颈筋鼓起拍桌打椅。

（老师和小学毕业班学生在一起）

在我校，争得最激烈的就是刻油印的钢板。6个小学班和3个初中班共有2块钢板，小学初中各一块，划分比较明确。那时学习资料奇缺，学校的钢板和油印机从早到晚就没停歇过。我是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又是初中地理老师，本来两块钢板都可用，然而，我每天都轮不上。小学老师要我去用初中部的钢板，说他们人少，初中老师又要我去小学部，说我是小学部的人。我这才想起，自己还确实是个小学编制的民办教师。一次，事务长邱明池告诉我，大队民办教师每月都由大队拨工分300分到所在生产队，再由县局补助伙食费小学编每人8元、初中编每人9元。我是每月领8元伙食补助的，所以我是小学编的民办老师。只是我们当时的精力都不在工分和补助上，而一门心思求学教书。既然小学、中学的钢板我都用不上，我就干脆拿自己剩余的伙食补助费买了一块钢板。这样，谁也不与我争，谁都眼红死了。

教与学，虽然这么紧张，可老师与家长的联系一直非常的紧密。放学后，老师们也分别下队入户家访。我和邱校长家访的次数多，全大队14个生产队两千多人他大都认识，连三岁伢妹子也叫得出名字。每到一户农家，主人都非常真诚地留吃晚饭，可我和邱校长只是配合默契地说，还早哩，已约了在下一家某某同学家吃哩，而到了下一家留吃晚饭，却又说已在上一家吃过了。直到完成家访，我们才回到学校吃工友留下的晚餐。不在农家吃饭，而农家总要让老师吃点什么才过意得去呀，于是，他们会端来一小碟珍藏已久的盐旱茶（素食晒制的特色小吃）、泡上一杯热茶。更有主妇从屋檐下悄悄地走向左邻右舍，借来鸡蛋又悄悄从屋檐下回到厨房，一阵锅碗响过，为我和邱校长各自端来一碗荷包蛋。这是最高礼遇了，在乡下，一般只有新郎回岳家或做了“逢生干爹”，才可享有这礼节。可看着孩子一双渴望鸡蛋的眼睛，我们吃得下么？

1978年，中小学开始执行《教学大纲》，寒暑假学校不再学农，学生有寒暑假作业，教师要参加县、区、乡的各级师训班。不再学农不等于不干农活，一到“双抢”季节，我们肯定要去大队专业队“双抢”几天。专业队都是熟人，劳动环境相对比学校自由宽松，这就难免忘乎所以。一天中午，邱明池弄来两瓶高粱白，这是当时最好的酒。他诱惑我和占昌平两人斗酒，说谁喝赢了就白喝，输了就出酒钱。我说不喝，我从没喝过。他说，正因为你没喝过，才不知道酒好喝。酒是粮食的精华哩，你喝点试试。于是，我还真喝了，且喝了一瓶，结果酩酊大醉。占老师没喝一瓶，可他也割不了禾，只在禾田里翻跟斗、发酒癫。消息很快传到大队党支部。晚上，张贤近支书来学校召开教师会，他说，老师们高兴的心情他理解，你们喝酒，也是自己掏的钱，这无可非议。不过，目前我们广大社员的生活还较苦，如果我们老师大吃大喝，喝得人事不省，喝得发酒癫，那要让家长和学生知道，恐怕也影响不好。张支书的话，讲得轻落得重，我和邱、邱、占都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来，张支书做了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来家乡学校视察，而邱校长退休了，钟法兰老师接任校长也退休了。那批熟悉的青年民办老师，有的转为公办，或调任小学校长，或调入初中任教；有点考入大专院校，或分配在市中学，或从商从警从政。和平学校因发展需要，再次迁址回到过去汀洲完小旁的子弟园，与大瑶完小合并，校名改为“大瑶中心完小”。面对一百多名陌生的中青年教师，张市长深有感慨地说：“大瑶中心完小，是由一批敬业的青年民办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潜心求学，艰苦教学，密切联系家长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啊！”

我是1979年由民办教师考入师专的。不料，一眨眼就四十年。当年的民办老师老了，可我们的学生如日中天，他们的后代也茁壮成长。初为人师的那段日子虽然短暂，可记忆是那么美好，但其中的艰难和苦涩，并没被岁月所弱化。岁月是一条河，生活就是一叶方舟，而我们是掌控幸福的水手。一路随潮颠簸，平静的水面练不出出色的水手，唯有多呛几口苦涩的河水，才能体会生活的甘甜；唯有多流几身汗水，扬帆破浪，才能收获自己的“诗”，到达自己梦想的“远方”。

（作者系浏阳市大瑶镇人民政府干部）

作者：文/陈怀奇

责编：封豪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