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行是明末岳麓最后一位山长。因历试乡国，而竟不果，终未走上仕途，一生遂以秀才身份讲学授徒为业。他于书院有两大贡献，一是殷勤讲贯朱张之学，力纠王学流弊，与东林书院成遥相呼应之势。二是承先启后，编撰《岳麓书院志》。

吴道行

(1561-1644)

字见可，号嵝山

湖广善化(今湖南长沙)人

吴道行自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与岳麓结下不解之缘。明代万历年间，听张元忭讲学于岳麓书院，倡良知孝悌之旨。崇祯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培养了王夫之等大批学生，编《岳麓书院志》，与提学高世泰共倡朱张之学以与东林学派相呼应。明亡，则绝食而亡，葬于岳麓山飞来石之右，诚所谓“以岳麓为生死焉”。著有《嵝山集》《易说》《读史阙疑》《岳麓书院志》《见闻杂记》，编有《嵝山堂集抄略》，主修崇祯《长沙府志》和《善化县志》。

与东林诸子相仿佛

在学术上，他反对王学末流之空疏、荒诞，“笃伦敦义，讲学穷理”，重视致用之学。早在年轻因“家贫授徒”时，他就广采博取，《善化县志》称他“留心著述，百家诸子，兵饷军政，剖决利弊，悉见施行”，可见其学注重经世。

据《吴嵝山墓碑》记载：

“先生盖笃伦敦义，讲学穷理人也。昔宋太宗以九经造士，而岳麓与嵩阳、白鹿、睢阳并为四大书院。朱张倡明道统，厥后兴废靡常。万历中张殿撰(元忭)论道其中，先生大畅良知孝弟之旨，一时遂相引重。而先生孝友雍睦，具见记传，事不一书。如先生者，乃真不负岳麓，于是上溯远古，式及今兹，考神禹之形迹，忆子云之铅椠，记昔今之日月，披贤哲之风云，”而成《岳麓书院志》十卷。“自馀著述，藏之家乘，扬之国华。”

由此可见，在思想上，他与提倡治国平天下为“有用之学”并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与极力维护理学正宗的东林学派，是十分接近的。虽然远隔千里，但他们都在纠正王学偏异，以救时弊。

“昔万历中，吾邑顾文端公与先伯父忠宪公讲学东林书院，四方来游者，皆知道南一脉，续于梁溪，时嵝山先生久为岳麓书院长不闻。南下以所学相质，岂江山辽绝限之耶?余以壬午(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冬较士之余，登云麓峰，还憩书院，怀朱张霁雪之游，倡明大道之盛，不胜低回留之。然则先生讲习于斯，其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忠宪揆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

高世泰因此肯定他与顾宪成、高攀龙思想的共同之处，及他们相与延传“道南一脉”的贡献。

明末东林党，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吴道行不仅思想上与东林诸子有相通之处，其风节之高亦相仿佛。他在绝笔自叙中记道：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惊闻北事，主亡臣辱，痛之如何!予以诸生，食恩累代，独非草莽之臣哉!居旬日，唐父母以团练乡勇属愉儿促之渡江。……独坐深思，杞忧戚甚，无天可问，有鬼相邻，乌能宴宴也?十之日，心愈怦怦然。十一日早起，趋吉府，望宫阙朝焉。忠愤无聊，亦云寄也。十三日，荐新先人，倍觉悼痛。望之晨，炷香告天，忽忽不自得。明日两儿讷孙辈来，理生平手迹编帙，一一付之。十七日早，速肩舆将渡而西，因走笔数言以志予怀。十八日巳时，笔搁而舆至，将以吉日遄归，集儿女罗拜，从此从先帝于地下矣!”

所谓“北事”，即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煤山和清兵入关、长驱中原的巨大变故。作为明之诸生，他既痛恨倾覆明王朝的农民军，又不堪忍受满清贵族的统治。但面对这变故而又无可奈何，只得以“从先帝于地下”来表明自己对明朝的忠诚和坚持正学的“衡湘贤哲”的高洁清白。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吴道行闻崇祯皇帝死难，以屡代受恩而非草莽之臣，乃于十八日巳时，诀别儿孙，肩舆至岳麓山，绝食而死，以身殉明，其墓在飞来石旁。以身殉国殉君，表现了一个儒生士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编撰《岳麓书院志》

吴道行对于岳麓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编撰《岳麓书院志》。岳麓自正德年间陈论首编志书后，嘉靖七年(1528)，孙存修《岳麓书院图志》一卷，记载嘉靖初年大修书院之事，但此书流传不广。到万历十八年(1590)，吴道行知长沙府重修书院，主持再订书院志书。善化县学教谕彭宗旺、攸县学教谕徐昌期二人实担其任。

志书仍因正德陈《志》“重书院讲学”之旧旨，“而差附以禹迹，城南、惜阴两书院事”，内容更为充实。可惜到崇祯年间，此志零剥日远，检索其中旧语，多模糊不可识。对此，他非常伤痛。于是慨然重修志书，嘱其子去慵、去怫极意参稽，并与高世泰讨论体例，而他自己则“更举原文，删其过繁，订其讹谬，挈大纲，析款类，凡山水泉石亭台馆舍之属，简细不遗，而又为之修明文学，标举词咏，旁收二氏。”崇祯六年(1633)，终成《岳麓书院志》十卷。

此志今已散佚，但其精华多为康熙年间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所收。赵宁在凡例中说：“不欲尽汰吴稿，存瑜去瑕，多载原文，标曰‘旧志’，不忘前人之用心，兼示相承之有自也。”康熙志是现存清代最早的《岳麓志》，幸得吴《志》，我们才得以更多地了解明代万历以后岳麓书院的情况。因此吴氏父子的《岳麓书院志》，在保存岳麓史料方面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

吴氏父子所修的志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图文并茂，如《射圃图说》、《圣庙图说》、《抱黄洞图说》、《道林山图说》、《云麓峰图说》等等。“绘之以图，畅之以论”的修志方法，可以使“览志者如身在禹碑藏室间，不羡卧游也;俾登麓者如身在七十二峰之顶，不费宿舂也。” 深得时人赞许。只可惜赵宁以为“图说错杂，颇类稗乘”，不合山志“务归大雅”的体例，大量删减，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绘图都不见了，这对于今天修复岳麓书院和麓山古迹，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本文整理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文章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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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