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他们在长沙留下这么多名建筑

      [来源:《湖湘地理》]      2017-05-17 18:02:10

原标题:《相遇:他们曾来到这座城市,留下了它们

撰文丨刘见华 摄影丨朱辉峰

2012年5月17日,小吴门邮电楼,建于1937年。老建筑现又涂上了新颜色,医院、网吧、手机店等门店进驻这里,邮电局还在。



1914年初夏一天,一位37岁的美国建筑师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北京紫禁城内流连徜徉、悉心观察,他完全被这里的建筑给迷住了。事后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了。”

当年他获聘为耶鲁校友筹建的长沙雅礼大学新校园进行规划。后设计湘雅“红楼”。

在墨菲设计湘雅“红楼”的时候,1916年,刚20岁的湖南新宁人刘敦桢远赴日本求学。10年之后,他设计了湖南大学二院(今湖大物理教学楼)。

此后,柳士英、蔡泽奉、陈植、童隽、梁思成等均与长沙有过漫长或短暂的交集。他们留下了一个时代所独有的痕迹,以及深刻背景。

墨菲“钻了空子”

在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成长之前,美国人墨菲首先在长沙留下了他的作品——湘雅红楼。



墨菲于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专业。次年,他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设计过一些住宅、剧院和日本、韩国的大学校园。这个时期他只是一个不知名的美国建筑师。

1914年,他通过耶鲁的关系,获聘为耶鲁校友筹建的长沙雅礼大学新校园进行规划设计。那年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董黎介绍,墨菲的“发迹”其实刚好撞上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建筑业局部繁荣,但中国自己的第一批建筑师还在国外留学,尚未成长,于是像墨菲这样的外国建筑师就“钻了空子”。

墨菲为雅礼大学附属湘雅医院设计的三层病栋及附属建筑,是当时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建筑物、设施最好的医院,也是长沙仅存的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

这是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成为他一系列仿古建筑的最初摹本。

刘敦桢与柳士英,设计了湖南大学近代建筑群

在墨菲设计湘雅“红楼”的时候,1916年,刚20岁的湖南新宁人刘敦桢远赴日本求学,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学建筑。1923年回国与师兄柳士英等创设了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这是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业。



1925年,刘敦桢回长沙订婚,当时的湖南大学趁机把他“挖”来,任土木系讲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感叹这段巧合,本来是个人私事,“却为长沙城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1929年刘在土木系创办建筑科,1930年应邀赴北京与梁思成组建中国营造学社,离开湖南之际,写信邀请柳士英来湖大主持建筑学教育。从此柳士英致力于在湖南传播建筑教育,未曾离开。

最初的湖南大学,其实就是岳麓书院,称为一院。今湖南大学物理系实验楼为刘敦桢1926年所建,当时称为第二院。1934年柳士英对湖大校区进行了多处扩建和规划,对教学区、宿舍、实习工厂统筹安排,从此奠定了湖大校园的雏形。



1938~1945年间,湖大多次遭受日军轰炸,图书馆及许多校舍被毁。1946年湖大从湘西小县辰溪迁还长沙本校,柳士英组织重建校园并设计新图书馆,为适应长沙气候条件,又于建筑两翼以洞门小井联系,以利于分流。

湖大科学馆于1935年建成,由该校建筑学教授蔡泽奉设计,二层砖混结构。蔡为湖南湘潭人,也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19年)。抗战胜利后,柳士英对科学馆改建加层,就是今天的行政办公楼。

1948年柳士英设计的工程馆是具有浓郁“机器美学”的作品,1951年他又设计了湖大礼堂,采用大屋顶形式,还用红、黑颜色漆点缀金饰。

建筑学博士郭海松撰文评价刘敦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中国古建筑以这样的意蕴向世人展示它的通灵和深邃,这“恰恰吻合了刘先生内敛、沉静的性格”。

在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刘叙杰的印象中,父亲刘敦桢就是一个“不打牌不下棋,不看电影不听戏,滴酒不沾”的人,经常出差,回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在书房里看书写作,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因此,童年的刘叙杰,“跟父亲不熟”。其文稿、笔记,连私人信件,也是先写出草稿,经修改后再誊写寄出。

刘敦桢出生的新宁刘氏大族,出过刘坤一这样的晚清重臣。他自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在营造学社时管理文献部,后半生专注于古建筑研究都与此有很大关联。

1949年后,刘敦桢在重组后的南京工学院(后并入南京大学)任教,研究兴趣先后转向民居、园林。对古典园林的研究,成为刘敦桢“文革”时最大的罪名,说他“假借整理民族文化之名,积极宣扬封建社会腐朽和没落的一面。”

遭受批判后,刘叙杰撰文回忆,“父亲本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多说话,那以后的话就更少了。从他那更多的沉默和深邃的目光里,我想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这个结局,定格于1968年4月30日。

而当时更显锋芒的柳士英,其现代主义风格来源于1920年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激烈交锋的岛国日本。他早年是个革命者,曾做过北伐先遣营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学了建筑。

在长沙,是他有自己“思想”的时候,他的建筑理论已开始成熟。他不仅宣扬西式建筑,且直指中国传统建筑“暮气沉沉”,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那些雕梁画栋,被他认为“失诸软弱”,他“大声疾呼”,要用建筑改变国民性。

到了晚年,柳士英在回忆录中仍然反对传统建筑,还是喜欢简练明快,讨厌繁琐堆砌。只不过语气平和、“淡定”了许多,不似当年那么“年轻气盛”了。

梁思成构建了今天中南大学的布局

“华盖”设计的和平楼、民主楼是两座姊妹楼,平面像一架飞机



中南大学档案史料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清华大学准备南迁办学,选址长沙岳麓山,建造了和平楼、民主楼作为校舍,但楼顶在1938年日军轰炸中被炸坏。清华大学只得借用今韭菜园附近的长沙圣经学院,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西南联大的前身。抗战胜利后,几经变故,和平楼、民主楼1952年归属了刚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即今天的中南大学。

和平楼、民主楼是两座姊妹楼,平面像一架飞机,两翼合围成内院,坡屋顶的红砖清水墙。传闻它们为梁思成所设计,但陈先枢否认了这一点,根据最初的建造合同,该楼为上海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没有提到梁思成。不过,陈也提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个合伙人——赵深、陈植、童隽都与梁思成关系非浅,他们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算是梁思成的“学弟”,陈、童还同为梁思成邀请,曾到梁所在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在他们为清华大学设计和平楼、民主楼时,梁思成又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则是当时国内“声誉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国人建筑师事务所”,设计遍及全国各地的200多项工程。他们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为江浙财团设计的上海大戏院、大华电影院,以竖形的霓虹灯如水波细流,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时代风貌的建筑,也是“上海滩”的“典型形象”。

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中南大学的布局是梁思成构建。

据《中南矿冶学院的“清华”情结》一文所述,1952年成立矿冶学院时,首任校长陈新民在确定校门之前曾派人去清华大学找当初设计“长沙临时大学”的梁。梁说,中南矿冶学院的大门宜取和平楼和民主楼之中轴线,这条线正对着北面的虎头山,按照这种地形布局因空气对流适度而有利于教职员工身体健康。于是,陈新民就敲定了中南矿冶学院的主体建筑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

还有他们的它们

几位“知名”却未被冠以“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的建筑师,他们在长沙的作品

墨菲、刘敦桢、柳士英、陈植、童隽,他们是当时的“知名”建筑师甚至被冠以“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还有一些在长沙留下作品并保存至今的建筑师,他们没能获得这种“殊荣”,甚至“只是在最初的建造合同上留下一个名字”。

周凤九和明德中学乐诚堂

桥梁专家少有的房屋建筑



出生于湖南宁乡的周凤九(1891-1960,周光召之父),抱着“工业救国”的目的于1920年赴巴黎土木建筑学校勤工俭学,回国后毕生专注于桥梁、公路建设。

明德中学乐诚堂设计于1932年。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石半圆拱门和筒瓦。建成时,蒋介石来明德题词“止于至善”。“乐诚”则是为纪念别号“乐诚老人”的明德校长胡元倓。1938年的“文夕大火”和随后的日机轰炸,使它仅剩框架。战后多次修葺,1980年按原貌修复后,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卢镛标和小吴门邮局

混凝土结构烧不垮,“文夕”大火时得以幸存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建筑界,卢镛标是一个传奇。这个来自浙江定海的“草根”,自学美国西方建筑函授课程而成为“先锋派”建筑师。以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齿轮或流线型线条和吓人的粉红色、电器类的蓝色、警报器的黄色等装饰现代建筑。

1935年他设计了长沙小吴门邮局,这座建筑呈U形布局,正面主楼四层,两侧裙楼三层,砖混结构,西式门窗。也因为混凝土的结构烧不垮,“文夕”大火时它才有幸保存下来。

吴景祥和省委一号办公楼

1949年后吴景祥“与梁思成、刘敦桢齐名”

在柳士英“违心”地按照民族形式设计湖大礼堂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建筑师吴景祥在韶山路省委大院内设计了民族形式的一号办公楼。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坡屋顶,裙楼三层,门楼突出。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的吴景祥,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3年获法国巴黎建筑专门学院建筑师文凭。1949年后长期执教同济大学,在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编撰的《长沙老建筑》中,称同济大学时代的吴景祥“与梁思成、刘敦桢齐名”。

欧阳淑、蔡泽奉,国货陈列馆和银宫电影院

如今,大楼在闲置,电影院是使用投影仪的影吧



国货陈列馆因1928年抵制日货而建,1932年10月在中山路落成。大楼主体建筑8层,钢筋水泥结构,16根圆柱耸立在商场前部,一律限售国货。抗战时它的上三层阁楼被炸毁,因此今天只能看到5层楼。1986年,当时的“中山路百货大楼”装修,将其圆柱改建成方柱,长廊改成门面。现在这些门面都已关闭,整个大楼处于闲置状态。

陈列馆附属的银宫电影院,曾在长沙首映彩色电影,为石拱门的欧式建筑。上世纪70年代是它的鼎盛期,90年代后衰落。现在,影院改成了小间的影吧,十五元的门票、投影仪式的放映设备。

陈先枢回忆最初的营造合同上列了国货陈列馆的设计者:欧阳淑。今天我们只能知道,他是汨罗人,曾赴法勤工俭学。银宫电影院与上文所说的湖大科学馆一样,为当时的湖大教授蔡泽奉设计,作为一个建筑学教授,蔡四十多岁就已去世,因此没留下更多作品。

女工程师于均祥和原省政府(中山堂)大门

拆下了中山堂,大门成保护建筑

教育街省农业厅,它的大门本是中山纪念堂的遗址,现也列为保护建筑。传统风格的绿色筒瓦屋顶,拱形门洞,红色花岗岩贴面。1927年建成的中山纪念堂,历经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驻地、湖南省政府大礼堂等变迁,1995年,已长期作为省农业厅仓库的中山堂被拆除建了宿舍,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它的设计者于均祥,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的女工程师,1949年后任职于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孟良佐和北正街教堂

一个在华40年的传教士和一座90年的教堂



黄兴北路76号,北正街教堂。周末下午,礼拜还没开始,大门紧锁。这是一幢少见的石砌建筑,青灰色石墙、红瓦坡屋顶。它原为1905年成立的英国教会,1910年抢米风潮中成为饥民发泄愤怒的对象被焚毁,1915年重建。

设计者孟良佐(1878-1966)是出生于美国的神学博士,1902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在担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期间设计建了这座教堂,也是在会长任内,他曾全力营救“日知会案”获罪革命人士。1926年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又以美国教会领导人身份往来于南北两军之间,得同意每日开城门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觅食。1948年回美国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长沙还曾有N栋名师建筑,惜未留存

刘敦桢于1926年设计修复了天心阁。此前的天心阁是一座有着浓厚长沙地方特色的建筑,后部高耸起两道弓形封火墙,作为城楼,这种做法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刘设计修复的天心阁城楼,去掉了原有的弓形封火墙和围墙,却又增加了两翼附楼,这种造型又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罕见。可惜这座天心阁被毁于文夕大火,现在的天心阁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重建,整体上主楼加两翼附楼的布局,延续了刘敦桢当年的设计,只是附楼的造型又有了变化,做成了普通的歇山式两层楼阁。

而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湖南建筑教育的苏州人,柳士英是一个“多产”的建筑师,除了湖大建筑群外,他还设计了湖南电灯公司厂房、湘鄂赣粤四省物品展览会馆、长沙商务印书馆、长沙上海银行、长沙医院、李文玉金号等商业和公用事业建筑也出自他手,可惜都未能保存下来。

1935年建成的湖南电灯公司办公楼是湖南第一栋钢结构工业建筑,1938年“文夕”大火中受损,战后修复。在陈先枢2002年编著的《长沙地名古迹揽胜》中尚称“两栋办公楼今犹存”,并描述它是“主楼4层,裙楼2层的西式建筑”,但2003年扩建湘江大道时它被拆除,2004年,原址上建起了一堵“湖南电灯公司纪念墙”。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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