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千年来，湖湘大地，孕育了许多风流卓绝的湖湘人物，湖南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湖湘人物。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具影响力的五位代表人物入手，来思考湖南精神。同时，对比一下湖南与浙江，两个地区、两种文化所孕育的人物，由此可以看出湖南精神的特点。

毛泽东

任何一个时代，政治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无疑还是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他不只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的代表，全世界都知道ChairmenMao。近代以来的人物，还有谁能够说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豪迈的话语?近代以来的开拓精神，又还有什么人能够超过他?天安门上的红太阳，“舍我其谁”的开拓精神，永远值得尊敬。

曾国藩

曾国藩的影响力也渐渐上来，至少可以排第二位，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典型的士大夫。在他这一代之后，中国就只有“知识分子”，即社会分工之后的政客、学者、作家、教师、医生等，而没有了敢于担当的修齐治平的士大夫了。曾国藩，特别是修身与经世两个方面，他是宋元明清无数的理学家之中，能够真正做到“三不朽”的两人之一。这两人一浙江一湖南，对于历史的影响则曾国藩似乎比王阳明更大一些。不做帝王，只做好人臣的本分，在事功方面，对内对外都有伟大的功绩，如镇压太平天国、开洋务之风。这些都与他的学术相关，他以朱子理学修身，又学习高邮二王的考据与桐城派的古文，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后加入经济一项，这些使得曾国藩能够在人文学术方面成为晚清最大的楷模。浙江与曾国藩相比的名臣，除去明代的王阳明，到了晚清相似的几乎一个没有，也许是因为“中兴将相，十九湖湘”。

谭嗣同

烈士往往成为崇拜或景仰的对象，作为革命者代表的谭嗣同，知名度当排第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的牺牲，成为近代最有血性的男儿，与他的著作《仁学》一样，都是湖南人文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仁学》，其中的精神更值得关注。“诠释古今、会通中西”，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墨学、庄学之中的宗教精神与批判精神，也发掘了中西结合的佛学，以及西方基督教、科学、政治等之中的宗教精神与批判精神。这两种精神是出世与入世的奇妙结合，遥相呼应了中国的孔孟与张载、王夫之，以及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批判，则与他独特的人生、特殊的宗教精神密切相关。了解谭嗣同，不能只停留在真假传闻之中的戊戌变法，而要深入体会《仁学》，这可以说是中国儒学的终结性著作，具有无穷的魅力。无独有偶，浙江也有一位知名烈士，这就是鉴湖女侠秋瑾，从批判精神而言，也许只能算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了。

沈从文

文学，在各种学术之中，还是影响最大的，对于人文精神的传播也至关重要。作为文学家的代表，沈从文应该可以排第四，我们从近年来凤凰的旅游发展也可以看出来，在现代全国的文学家之中，恐怕魅力也是独大了。他自撰的墓志铭：“一个战士不是死在战场，就是回到故乡。”在与张兆和的书信之中说：“我行过那么多山，走过那么多路，趟过那么多河，看过那多片云，却只在最恰好的年纪遇见了最恰好的一个人。”这些文字之中，我们看到一种战士的血性，看到一种文人的温情，一种火辣辣的敢爱精神，爱祖国，爱故乡，也爱人。再说浙江，可与沈从文相比的现代文人则比较多，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等，几乎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边天。但这些江南文人似乎就比沈从文少了点血性，鲁迅有浙东硬气，似乎勉强可比。

王夫之

人文精神的根基，还是在于学术本身。作为学者的代表，王船山也必然是湖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过恐怕只能排在第五。现在王夫之自然是明清之际最著名的学者，但是他的学术却在死后二百年才被重新发掘，这是学术史上的奇迹，这一事件本身就与近代湖湘精神的发展有关。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就是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担当精神。在他的人生与学术之中，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但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不在于一家一姓而在于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在《宋论》中就批判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认为这是金元文化沦丧的关键，可见他的遗民情结在于文化而不在于朱明王朝。浙江，同时期有大家黄宗羲，其学术地位与人生经历可以说与王夫之，非常相似。但是黄宗羲对于清廷的态度，似乎有暧昧之嫌，没有王夫之这么决断。

以上的这五位人物，作为湖南人，他们也有共性之处，从个性上说即霸蛮、血性，从精神上说即勇于开拓、敢于担当，或者说刚毅、果敢，做一事、不做一事，都有一种断然、决然的态度，没有半点南方人的柔弱、狡猾之类的习气。结合对以上五位人物所代表的湖南精神的几点分析，我认为湖南精神的特点是：刚毅、果敢、开拓、担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为自身提高和学习的。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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