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湘潭城里头的板石巷深处，青砖黛瓦间沉淀着百年的风雨。这里曾是湘潭县议会的旧址，也孕育了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翻译界熠熠生辉的人物——钱歌川。作为湘潭人的骄傲，他不仅是一位笔耕不辍的散文大家，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翻译巨匠。他的一生，跨越了动荡的二十世纪，足迹遍布亚欧美三洲，始终以一支生花妙笔，记录时代的悲欢，传播文化的薪火。

1903年，钱歌川出生于湖南湘潭，其祖籍为江苏武进。他的父亲钱家骧（字定生，号六陶），是晚清三湘赫赫有名的巨商，也是嘉庆、道光年间湖南首富萧绍渠的乘龙快婿。萧绍渠何许人也？湘潭萧怡丰商号掌门人。陈三立在《清授荣禄大夫二品衔候补道萧君墓表》中曾高度评价：“前后赈湘赣晋豫苏皖灾，输财书院、学校、工艺厂及其他慈善利益人事，无虑十数万。甲午中日衅起，独输三万金佐边，于是朝廷旌以义士，乡里目为善人。”此外，钱家还与著名湘商梁焕奎结为儿女亲家，梁的长女梁培肃便嫁给了钱歌川的长兄钱慕宁。

当时的钱家不仅富甲一方、家资巨万，更怀有深厚的教育情怀。正是在这样优越且开明的家庭背景下，年仅17岁的钱歌川得以负笈东游，赴日本留学，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英文科。这段早年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在双语文学与翻译领域的深厚造诣，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学成归国后，他曾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也曾在汉口投笔从戎，但内心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1930年，钱歌川来到上海，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并参与主编《新中华》杂志，正式活跃于文化界的前沿。这一时期，他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甚密，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以笔为戈，针砭时弊。

为了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1936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钱歌川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专攻英美语言文学。在伦敦的日子里，他不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更立志要用英文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他一直刻苦磨炼英文写作，最终编译的《中国童话》在伦敦出版，受到了西方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实现了“把英文写得让英国人认为可读”的宏愿。

1939年，钱歌川正在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拥有相对安稳的学术环境。当祖国大地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时，他毅然放弃在欧的优越条件，辗转新加坡、越南，克服重重艰险回到国内。他直接奔赴大后方，来到西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在乐山，他亲历了日军对这座古城的残酷轰炸。在1939年8月19日和23日的空袭中，他目睹了同胞的惨烈死伤。他在《乐山浩劫》等文章中，悲愤地记录下“三千冤鬼”的惨状，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尽管面临生命威胁，且居所简陋“遇雨则漏”，薪俸微薄到入不敷出，钱歌川坚持照常上课、勤恳治学。他在困厄中依然坚持校对《英华辞典》，并写下《巴山夜雨》等名篇，用幽默而略带辛酸的笔调，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坚韧不拔的风骨。这种在国难当头时“教育救国”、绝不向侵略者低头的坚韧，正是他深沉爱国之心的最直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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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钱歌川的人生轨迹继续延伸。他曾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主任秘书，参与了战后对日管制的工作。1947年，他前往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台湾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他又远赴新加坡，在义安学院、南洋大学等地执教，传播中华文化与翻译知识。1972年，年届七旬的钱歌川退休后移居美国纽约，但他依然笔耕不辍，专事著述，并多次率儿孙回国观光，1986年还向湖南大学捐赠奖学金，拳拳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钱歌川一生著作等身，在散文与翻译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散文创作格调轻松自然，构思奇妙。他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琐事中挖掘深意，自谦为“夜话”或“竹头木屑”，实则字字珠玑。他的文字如嚼橄榄，初读平淡，细品则余味无穷，既有庄谐杂出的幽默，又隐含着讽世警俗的思想锋芒。

作为翻译家，他深知“译事三难信达雅”，终其一生翻译了包括《安娜哀史》《娱妻记》在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并撰写了《翻译的技巧》《翻译漫谈》等极具影响力的译学论著，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培养了无数后学。

1990年，钱歌川在纽约病逝，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湘潭板石巷走出的这位文化巨匠，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翰墨传情承壮志，文心济世照来人”。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漂泊异乡的岁月，他始终坚守着文人的良知与学者的风骨。钱歌川，不仅是湘潭古城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文化星河中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

摘自湘潭日报公众号“湖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