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秋，我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严家炎、乐黛云诸先生，攻读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硕士学位已有一年。按导师安排的读书计划，这时我们正开始阅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及有关史料。在研究生中，沈从文作品在必读之列，说来惭愧，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接触沈从文的创作。严格来说，我读沈从文的作品并非自此时始。我早就知道沈从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从我们湘西走出去的老作家，并知道在湘西老一辈的眼里，他属于“文曲星”一类角色。我在十五岁那年，就读过他的一篇散文《过节和观灯》。少年时读过的时兴散文及其作者，后来大半都忘却了，这篇文章留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没有消失。后来进了大学中文系，上了一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竟没有读过一篇沈从文的作品。但一旦开始认真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便从中感受到一种极强烈的审美愉悦。尤其是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对湘西人生透骨的切入，一份淡远而沉厚、平静而强劲的乡土、民族乃至人类的悲悯与忧患情绪，那种不断创新的艺术表现才能，使我一读便一发不可收。感觉到沈从文及其创作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于是我对沈从文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关注。我在通读他的作品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实属大胆的想法：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反动作家”，反而就他创作的质与量而言，当仁不让地属于中国现代一流作家之列。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作家！甫念及此，我又悚然而惊。这是不是我的偏爱，一种源于我的精神结构中的乡土文化因素与沈从文有着太多契合点的共鸣？也许我需要冷静。然而，再将沈从文放到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反复比较与求索，结果是，这种感觉非但未能发生动摇，反呈加强之势。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进行沈从文研究了，并产生了拜访这位作家，向他请教一些有关问题的念头。

我的看法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在当时却是被文学界许多人视为异类的。其时，对“文革”的反思已开始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夕之功，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的极左思潮，在当时的文艺界、学术界仍保有强大势力，从我和沈从文第一次见面起，他就劝我不要研究他，可见他对这种风险的感知。而我之所以胆敢冒险一试，当然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了我一种历史的推动力。历史的发展宣告了“文革”的终结，也注定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必须获得重新评价，在这一必然的历史要求之下，也必然会出现重新对沈从文作出评价的研究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新加坡访问时，当地报纸的编辑采访我，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研究沈从文？”我回答说，与其说是我选择研究沈从文，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因为在当时，我具有两个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条件。其一，我当时正在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具备了一定的学识基础；其二，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这种独特性，是与其创作中的湘西文化的独特性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对这种与沈从文笔下人生情状血肉相连的文化独特性的了解乃至切身的人生体验，是难以进入沈从文的世界的。而我，作为一个湘西本土出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相较其他地方出生的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在学识方面，我也许不如与我同辈的学者，在对湘西人生情状及独特文化背景的了解与体验方面，我也许不如我的许多同乡，但我恰恰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最初，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我虽有身历，却缺少系统的理性认知。只是后来在研究沈从文的过程中，才较多地搜集、阅读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与典籍，对湘西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才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自己身自何来，才恍然若有所悟。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血缘与后天习得的文化认知，自然会给我的学术研究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品格。湘西人文化品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人坦诚与直率，敢于直面实在，最厌恶的就是做假与凡事弯弯绕绕。1981年，在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我与导师王瑶先生就沈从文评价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辩，这就是湘西人性格的一种自然流露。后来，我在给王瑶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相信先生也不会以学生轻易放弃自己立场的做法为然。二是在具体的学术操作层面，湘西历史文化对于我的研究课题，即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种无法绕开的存在。若缺乏对作为中介的湘西历史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相应的理性认知，要想真正认识沈从文几乎是不可能的。《沅陵的人》中有一句话：“把路修好了，眼看许多许多的各色各样稀奇古怪的物件吼着叫着走过了，这些可爱的乡下人，知道事情业已办完，笑笑的，各自又回转到那个想象不到的小乡村里过日子去了。”“笑笑的”一词，在我看来写尽了乡下人那种憨厚朴实、对稀奇事感到好奇，以及看到后获得满足感的生命情状。研究者若非对湘西深有体味，是难以体会到沈从文对乡下人用词的准确、深入认知与理解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萧离先生。当我得知萧离先生多年前即与沈从文先生相识，一直与其过从甚密时，便立即请他介绍我认识沈先生。萧离先生立即答应了，并嘱我先拟一个问题的清单，送沈先生过目，然后再约个时间见面。我立即动手，拟定了二十余个待请教的问题，寄给萧离先生，请他转呈沈先生。

197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跟着萧离先生来到小羊宜宾胡同5号拜见沈从文。小羊宜宾胡同5号是北京一个常见的小四合院，住了好几户人家，沈从文先生住东头两个小间。一间堆满杂物，中间夹出一条狭窄过道。进入里间，靠窗有一张书桌，贴墙放一张简易单人床，三两把木椅，一个衣橱，尽收眼底，一种无可掩饰的简陋与局促。只有临窗院坪里，一簇秋菊似乎正开得洒脱。“欢迎，欢迎。”沈先生早在房门口候着，他微笑着，轻轻拍着双手。萧离介绍我说：“这是凌宇，里耶人。”沈从文说：“我去过里耶，那地方真美。那次乘船从龙潭去保靖，过里耶时，见一头小白山羊站在河边岩嘴上饮水，情怯怯的，让人替它捏一把汗。”我向沈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说：“你最好不要研究我，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

我期待着有关这话题的下文。然而，这开头便是结尾。仿佛生怕冷落了我，沈先生转而从我家居住的那个小镇，谈到白河、沅水及沿河各水码头、湘西今昔的人事变迁。他一面向我询问，一面用他当年的经历、见闻加以印证。仿佛一个散文游记长篇，这一开头，就不知何时才能煞尾。想起此行的目的，我有些着急起来。这一急，我便不顾礼仪所忌，硬生生插入我预先拟就的问题，想将话题拉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来。但沈先生不急，他或用一句话回答我的问题，或用“过时了，不必再提它”轻轻一挡，然后掉转话题，继续他与我的“湘西漫游”。我几次“突击”的结果相同，沈先生仿佛抱定了不谈文学、只叙乡情的宗旨。我不免有些失望，但事已至此，只能客随主便；聊以自慰的是，终于与沈先生见面，也不枉此行。这时，外面传来张兆和先生炒菜打锅边的声音，时间已近中午。萧离先生向我示意，该起身告辞了。于是，起身，告辞，握别。

“谢谢你们来看我，有空时，欢迎再来坐坐。”沈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张折叠着的纸送给我，正是那张列有我所提问题的清单。沈先生送我们到院子里，再次握别时，沈先生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仿佛生怕我不会再来。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我在北大的起居、学习种种，以及一些老师——他早年即相识的朋友的情况……

走到院门口，我回过头，沈先生仍站在院子里，目送着我们离去。他一头疏朗的白发，一脸平和的微笑，如一尊印入脑际便不会再消失的雕像。

回到学校，我信手打开沈先生退给我的那张问题清单，当我的目光与纸面相触的一刹那，我惊喜得双手微微颤抖起来。只见我所拟的每个问题的后面，都有沈先生的亲笔答复，密密麻麻的，几乎塞满了所有空白处。我特别注意到答复中有两句话：“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

之后，我把问题和答复整理成文，以《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四辑。我又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这是我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三十年来国内第一篇研究沈从文创作的论文。我把这篇论文寄给了沈先生。12月29日，沈先生致信于我。信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打开看时，是沈先生惯用的蝇头小字，竟长达十五页，信的开篇便谈及对我文章的印象：“承惠寄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沈先生还提出将香港寄来的旧作借予我阅览，并期望日后能见面谈谈“别的书中从来还没有提及的一些问题”，同时又表明自己的担心：“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

二

有一次谈话中，谈起海外对他的研究，沈先生拿出一套香港地区的司马长风送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书中对沈从文及其创作有着极高评价。我提出借阅一星期的请求，沈先生略显踌躇，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一个星期后，即2月10日，沈先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在几天内归还借走的三册《中国新文学史》稿件，“千万不必给另外一人过目，免增不必要麻烦”。

一日，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得一册1931年版的《从文子集》，翻开看时，有好几篇小说后面空白处，都留有用毛笔写的题记，没有注明时间，也无署名。从文字的内容和笔迹，我立即断定为沈先生的亲笔，时间应在1949年沈先生精神陷入严重危机前夕。为了印证我的判断，我将书拿给沈先生看，沈先生立即作了答复：“是我所写，这书也是我当时留下做样子的。”他要我暂借他翻翻，我便将书留下。几天后，沈先生将书寄回，并附言说，希望我能与图书馆方面协商，看是否可以将这本附有他题记的《从文子集》物归原主。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堪称“三人行”，他们当年为文学创作所作的努力挣扎及其相濡以沫的友谊，实为一段文坛佳话。而1949年以后，沈、丁二人关系的冷淡乃至“文革”结束后两人间爆发的矛盾，则是一件令人叹惋的事。事情的起因是丁玲返回北京后，一位日本友人送了她一本沈从文所著《记丁玲》。丁玲读过之后，大为生气，随即在一篇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中，大骂沈从文是“市侩”，是“胆小鬼”。沈从文读过此文后，也生了气。其间，我收到沈先生来信，他要我给他复印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还有一篇是张铁生发在《庸报》的文章。说：“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一些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几天后，我将复印好的两篇文章送给他。他接过复印件，长时间默默无语，最终叹了一口气：“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我曾问过研究丁玲且与丁玲多有往来的袁良骏先生，丁玲何以对沈从文如此怨愤。后来他告诉我，丁玲说，有两件事不能原谅沈从文：一是1933年她被捕，有朋友写信给沈从文，要沈从文将丁玲的母亲接到上海，以她母亲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要人，沈从文不肯；二是1934年沈从文返乡路过常德，在街上碰上几个文学青年，他们希望沈从文去看看丁玲的母亲，而沈从文不去，从中可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将这话转告沈从文。他说：“这不对！”对这两条都做了反驳。关于丁玲所说不满沈从文的两点理由，我认为只是丁玲的托词。即便丁玲所说确有其事，从事理上说，实不足怪。一是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要将别人的母亲接到上海，其安全与善后何以保证？二是1934年沈从文返乡是探望病重的母亲，行色匆匆。由于时间紧迫，未去探望朋友母亲，自是情有可原之事，哪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我个人以为，真正的起因是丁玲读了《记丁玲》（在返京前，丁玲一直未读过《记丁玲》）。只要比较一下沈从文的《记丁玲》与《记胡也频》，便不难发现，两书的政治倾向、感情色彩几无二致。而《记胡也频》在出版之前，曾送丁玲看过。丁玲说，有些事你很主观，不过，就这样吧。其后，为送丁玲母子返乡筹措路费，沈从文还卖掉了此书的版权。因此，丁玲的不满应该不在《记丁玲》的政治倾向与感情色彩层面。那么，究竟是《记丁玲》的什么地方惹得丁玲如此生气？为此，我又十分仔细地重读了一遍《记丁玲》。我这才发现，此书以相当长的篇幅记叙了在胡也频被害后，丁玲与冯达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犯了丁玲的忌讳。在沈从文的感觉里，冯达是一个“小白脸”，与丁玲实不相配。沈从文因此感慨道：“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正是这个冯达，在被特务逮捕后立即供出了丁玲的住处，丁玲旋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在写了书面保证后，才被释放。其后丁玲命途多舛，均与此有关。重温沈、丁这一场公案，不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1984年8月12日，沈从文向我致信，建议我与已到北京的邵华强交流，并提及沈从文全集出版事宜，出版界也开始了沈从文著作的“出版热”。先是湘潭大学来人找我，要与我合作选编两册以湘西为题材的沈从文作品集；接着是花城出版社，提出印行《沈从文文集》，沈先生推荐我与邵华强承担选编工作；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选编三本沈从文作品集；又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约我选编一套五卷本的《沈从文选集》……于是，我忙了起来，而且忙得极有兴头。与对沈从文的研究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对沈从文作品的发掘、收集、整理、编辑诸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个人的研究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即便是这一家之言，也必须建立在作家作品全貌的客观存在基础上；而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则是判断言人人殊时谁对谁错的唯一根据。

在我开始研究沈从文时，我面对的是大量的空白。从1949年直至“文革”结束，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三十余万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外，沈先生大量的著述已被历史尘封，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资料室都找不到一份沈从文著作目录。起始阶段，我只得去图书馆翻阅大量旧报刊。沈从文的许多著述是以笔名发表的，有时读到一篇作品，从文字风格上，感到可能是沈从文旧作，却又不敢贸然断定，便常常当面求证于沈从文先生。当我提及文章篇名时，他说：“记不得了。”我便给他说文章的内容或小说的故事梗概，常常未等我说完，沈从文便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那神气，就像是找到了自己失散很久的孩子。就在这样的情形中，我做成了一份沈从文作品目录。与此同时，在上海师范学院工作的邵华强、美国的金介甫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金介甫来北京，将我们三人各自掌握的沈从文作品目录相互对照汇总，形成了一份差不多包含了沈从文百分之九十的作品的目录。我编选过数种沈从文的选集和文集。其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后来被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选集》，曾得到沈从文的首肯，在他送我的这套选集第一卷扉页上，留有“凌宇同志：感谢你为这一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亲笔题词。

这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仍大有歧异。记得有一次严家炎老师外出，要我和我的同学代他给本科生上一段时间的课，将关于沈从文的一节划给了我。那次来听课的人极多。可是待我讲完走出教室时，一个年轻女孩子拦住我，愤愤然对我说：“对沈从文评价这么高，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是一句大实话。对沈从文这么高的评价，她何止没听到过，沈从文的作品，大半她还未见到过！无论对沈从文作何评价，其前提应是直接面对沈从文作品的本体，而不是在一个舍弃作品本体而虚构的幻影前争是非。

我编选沈先生作品的这份工作，从沈先生那里所得的鼓励实在很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那套选本的时候，我分别就散文选和小说选，写了两篇“编后记”，并送沈先生过目，附言说：“如有不妥处，望先生指出，以便修改。”1982年1月4日，沈先生回信说：“给人民出版社写的二序言，我和张先生看后，都觉得挺好，不必更改一字。”几乎每次，当我的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章发表后，我从沈先生那里得到的，都是类似的评语。一位曾发过我文章的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我曾拿了你的文章，当面征求沈从文先生的意见。沈先生说：‘凌宇写的，不用看，我们信得过’。”

沈先生虽看出我在作品解读上的失误，却不欲以自己的意见去干涉我的思考。沈先生每次对我的肯定，大多是一种鼓励，是对研究者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所作出“应当如此”的判断的尊重。我仿佛听到了这些热情鼓励背后的潜台词：应当独立地说出自己的感觉。即便有些不精确、粗糙、简单乃至判断失误，又有什么要紧？待你深入下去，便会自己作出修正。

对于自己的旧作能重新出版，沈先生自然很高兴，但高兴中也夹杂着忧惧。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选集发行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湖南印的二选本，想已见到。纸张稍差一些。总算二十年出的两个选本（也是近三十年出的第二三本小书！），印数不及万本，我倒以为‘过时的旧作’，供参考用，也很够了。我极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因此卅年来，从不与人争名位，凡事‘避贤让路’，只在博物馆打打杂，服服务而已。从不冒充‘空头作家’自欺欺人。即便这样，还是难免意外也。”

我第二次去沈先生家谈话，话题就集中多了。沈先生给我看了一些香港印行的红红绿绿的沈从文著作盗印本，介绍了他曾用过的几个笔名及当年发表他的作品较多的刊物的名称。从沈先生那里，我进一步明白了他在信中提及的，三十年来台湾地区禁止他的著作出版的情况和原因。由于沈先生自己留存的著作样本连同其他藏书，已在“文革”中全部毁去；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许多作品及一些笔名连沈先生自己也忘却了。这忘却的部分，还得我自己去摸索。这以后，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却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便请沈先生加以验证。这一来，或是沈先生邀我去，或是我不请自去，我和沈先生见面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这年4月，我写作了《灵魂的颤栗与人的尊严的觉醒——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读后》一文。初夏，我写作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学位论文开题时，我原本打算专论沈从文。由于不认同我对沈从文的看法，王瑶先生否定了我提交的论题，我只好改题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后分别以《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和《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式美》为题公开发表）。由于王、严二导师分工，我的论文由严家炎先生负责指导，故具体写作过程王先生未曾参与。论文写成后，由于不认同我的观点，王先生不同意提交答辩。后来是乐黛云先生居间调停，王先生方才同意。6月，我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自九时持续至十三时。答辩过程中，王先生起初不同意我论文的结论：一是质疑“人性异化”观点；二是对将沈从文地位置于左翼作家之上的做法不予接受。当时我的感觉是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只能作一番“垂死挣扎”，尽自己所能为自己的观点抗辩，以求论文的一线生机。让我不曾料到的是，在我极力抗辩后，王先生最后也投了我的赞成票。王先生表现出来的宽阔学术胸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却的。

我与沈先生有着多重关系。从籍贯言，我们是同乡，“亲不亲，故乡人”。沈从文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我的家乡里耶。《白河流域几个码头》中写到里耶：“站在里耶河边高处，可望川湘鄂三省接壤的八面山。山如一个桶形，周围数百里，四面陡削悬绝，只一条小路可以上下。上面一坦平阳，且有很好泉水，出产好米和杂粮，住了约一百户人家。若将那条山路塞断即与一切隔绝，俨然别有天地。过去二十年常为落草大王盘踞，不易攻打。惟上面无盐，所以不易久守。”沈从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里的“八蛮山”即为里耶八面山。

从年龄看，我们分属两代人。他确曾像对待子侄辈一样关心过我的生活。一次，他硬要张先生拿出钱来，让我去买一件呢大衣：“今后，‘场面上’的走动会多起来，应当穿得像样些。”1981年，我即将从北大毕业，他又主动关心我的工作去向。8月22日，沈从文向我致信，询问我返回湖南后的工作情况。

凌宇兄：

你返湘后久不得消息，不知工作有无留湘可能？前几天院中人事部门来问我，是否要你工作，工作中是否用得着你。

我考虑到工作虽要个副研究员，但从工作出发，为完成任务着想，要的是有文史知识，而兼有文物艺术素养的，才能进行工作，加速完成任务，又没有房子可住。曾提及为长远计，最好是在文学所有个职务，比较容易得到合理发展。近几天听到一个人谈及，文学所有可能要个人，不是由我推荐，或是所中从其他方面提出。只是不容易安排家眷调京户口，日前对你工作这是说的“可能”，还不能“拿准”，听听你的意见如何。若担心下放外省，公布名单后不大好办。乐意来京，我就试为进行认真询问询问。好处比文学出版社好，不必上班，一年也可因工作各处走动走动，不好处是家属户口难为解决。望考虑考虑，即早给我个回信。

从文候

八月廿二日

10月27日，沈从文又给我写信，信中提及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等三位同志商谈选集出版事宜，并委托我负责。11月和12月，我与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合作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依次出版。

1982年2月22日，沈先生再次给我写信，信中提及曾推荐我担任电影《边城》拍摄的顾问：“得二信，知已返湘，若下行时，有部分路程仍可坐木船，望为注意，石堤溪一带，是否还有小山城及小码头，可供摄《边城》时相近景物明丽处参考。我回上海熟人信时，曾推荐你作个‘顾问’，最好是能得上海方面同意，由上海正式具信给学校，商借你参加这个工作。若能成功，到州上和州长及州文化局商洽工作时，必可得到不少便利。”

三

1984年6月，连续十余日，每日上午我在沈从文寓所与其长谈，谈话让我获悉了许多过去从未见于文字材料且不为外人所知的事实，所获材料大部分被写入《沈从文传》中。这次长谈的契机，正是《沈从文传》一书的写作。1983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拟定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出版计划，沈从文列名其中。在该社召集的组稿会上，严家炎老师推荐我担任《沈从文传》的作者，不久便有约稿信来，这颇使我踌躇。虽然经过几年的独自摸索，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材料，我已积累了一堆，还先后发表了十数篇研究论文，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也正在写作。然而，在这些工作中，我面对的主要是作品，且重在立“论”，研究者写作更为自由。立“传”可就不同了。作者所要面对的，主要是“人”，而不是“文”，它不容许生平事迹的断裂，也不容许回避史实和随意想象。而我在这方面，却有着太多未知。虽然，我也握有许多散见于文字材料的由沈先生自叙的生平的点、线，可就连这点、线本身，许多地方尚语焉不详——囿于当时环境，或姑隐人名，或模糊其事。至于由“形”入“神”，从整体上把握传主的神韵，就更难了。虽说我与沈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只留下一点表层印象；立传所需的作者与传主之间心灵的沟通，实在还相距遥遥。眼下，着手这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对作为“形”的传主人生轨迹的全面了解。而这，我以为首要的，当推传主本人的自叙了。于是，我有了与沈先生作一次长谈的念头。

一念及此，我又有些犹豫起来。从1982年起，沈先生便已重病在身，在他寓所的门上，已贴上“沈老有病，谢绝来访”的字条。虽然二位老人曾对我谈起：“那是应付一些不相干的来访者的。熟人朋友，不在此列。”可我这次所要进行的，并非一次聚散匆匆的会面。沈先生能否承受这太重的负荷？但我仍然向二位老人发了信，大意是说，如二老同意进行这次谈话，我就应出版社之约；如感到太过不便，我就谢绝出版社之约。当时自己还不觉得，现在想来，这类似“最后通牒”的请求，实见出我本性的“残忍”。不想立即就有了张兆和先生的回信。沈先生病后，右手已难握笔，故我的去信，都由张先生作复：“北京出版社约请你写从文传记，他们算是找准了对象。虽然困难还是有，由于过去一大段时间相处时间不多，具体的感性的东西自然积累不丰厚，但我相信你有办法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写成写好。和他长谈是一种办法。要作长谈，据从文估计，每天两小时集中来谈，至少也需要半个月时间。……何时来京，看你方便。”

于是，就有了6月里长达十余日的长谈与精神交流。每天谈话，主要是沈先生自述，我间或插入一两个不甚明了的问题。沈先生历数自己的过往行状，叙述得相当平静。惯常的湘西方言，话音轻微，逼得我非全神贯注不可。即便如此，就连我这个同乡，也仍然要不时求助于张先生这个义务翻译。沈先生似乎在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要拉开与自己历史的距离。然而，我自信我听出了——虽不敢说全部——隐伏在这平静叙述背后的感叹唏嘘与喜怒哀乐，并不时从这情感起伏的脉流里，感到与沈先生心灵距离的缩短。

这十余日的谈话，我留下的笔录就有厚厚一叠。它使我明白了许多我过去感到模糊的东西，也让我获悉了许多过去从未见于文字材料，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实。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后来都被我用到《沈从文传》里去了。

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每天谈话中必有一两次短暂休息。名为休息，实际上仍是谈话，只不过逸出了有关沈先生生平的范围而已，似乎这时，主客间更少拘束。记得最初几次与沈先生见面时，我还不敢放肆，常常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每句话总要掂量掂量才出口，颇有点“君子”之风。后来却有点不同了。也许我骨子里也仍是一个“乡下人”，人一熟了，就难免露出野猴儿心性。每当这时，我总是游目四顾，朝周围的书橱瞄瞄，见到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书，便随意走动，不经主人同意，抽出书来便翻。又常常灵机一动，头脑里冒出一两个有关这书及其作者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主客间即兴式的提问和即兴式的回答。比如“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1924年到1926年，你们同在北平；1928年至1930年又同在上海，应当有见面的机会。”“您和老舍熟不熟？”……

结束与沈先生十余日的长谈，返湘前夕，我向他辞别，沈先生问我：“你有没有我写的字？”其实，早在1981年我毕业离京时，沈先生就写了两张条幅送我。对此，他已经忘却了。听沈先生问我，便回答说：“我有。不过，如果能再给，自然是多多益善。”“可惜现在无从拿笔了。……身边还有几幅过去写的，写得不好。如不嫌弃，你可以选一张。”于是张兆和先生带我去选，其中一张，书写的是沈先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期间所作的一首五言诗，内容是对“文革”期间文化界某些知名人士迎合“四人帮”行为的讽刺。除去书法价值，这张字还颇具史料价值，我一眼便看中了。“嗬，这可得问问老先生。”张先生不便做主，便将它拿给沈先生看。“这不给，这不给！”沈先生一点也不犹豫。我猜沈先生之意，条幅中所发感慨，是针对其事，而非其人的。时过境迁，沈先生已不欲任其扩散，再来“落井下石”。沈先生一生，能守住自己，不为那些他所不屑为之事。但对别人之所为，无论是否曾损害过自己，他宁可将其看作在一定时间、空间里所发生的“人”的事情，虽不予认可，却愿意宽容。他的性格中缺少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特质。

然而，仅仅以“宽容”来界定沈先生在这类事情上所显示的性格或气质，似乎总难恰如其分。沈先生确实具有一种宽容的气度，他在1981年访美期间，从不主动提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在与他长达十年的交往中，我从未听到他对人恶语相向，间或也听到他无言的叹息，那也只是一种对人心难以逆料的悲悯。可是，在这宽容与悲悯的背后，似乎又深藏着一种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我忖度着。在这忖度中，有时仿佛隐隐约约触到了一点什么，却终是无从明白说出。使我终于从这迷雾中走出的，是沈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个月致信坚决反对我召开有关他的学术讨论会。

1984年7月，我与邵华强合作编选的《沈从文文集》十二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收录了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四十多种著作和大量集外佚文，总篇幅有三百六十余万字，成为《沈从文全集》出版前沈从文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1985年春，《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脱稿，那年冬天，我开始写作《沈从文传》。“引子”写成，恰逢一朋友来访，他看过后说：“这不行。”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原有的一气写成的打算便彻底动摇了。也许，我还得让自己冷一冷，于是便将其暂时搁置下来了。至1986年秋，我继续写作《沈从文传》，至1987年夏，《沈从文传》一书稿成。10月，我将《沈从文传》的打印稿带至北京，送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时面呈沈先生，想听听他对全书的整体印象，也想趁传主健在，校正书稿中一些时间、人名、事件的不确处。我总有些不安。作家传记本有两种写法：偏重于文学描述的与偏重于学术考证的。我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后者对于我也许更合适些。可我偏偏有点不安分，试图将这两种写法糅而为一。这次送阅的对象既是传主，又是现代文学巨匠，这本书经不经得起审阅？作为传记，自当写出已知的传主的一切，无论是否触犯传主的忌讳，而沈先生被许多人视为“复杂”的作家。在已有的一些作家传记里，“为贤者讳”并非没有先例。而这，却是我所不屑为的。我自信没有回避什么，至少没有隐去我已知的。而这已知的，正有许多令人“不忍”之处。举例说，关于沈先生在1949年因外界的强刺激导致精神迷乱，又因这迷乱而试图自行结束生命之事，我不仅写了，还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那时沈先生正在病中，重提这一类旧事，会不会使他触目伤怀，难以承受？我私下向张先生谈及我的担心。张先生坦然说：“不要紧。”一个星期后，我按事先约定再去沈家。一见面，张兆和先生便对我说：“这几天，你可把老先生折腾苦了。一拿起你的书稿便不肯放手，连每天上午例行的睡眠也取消了。老先生对书稿有看法。”我不由有些紧张：“什么看法？”张先生笑笑：“让老先生自己说。”我一面调整自己的心态，一面走到沈先生面前，准备接受这即将到来的传主本人的“判决”。“很不错，很不错。”沈先生轻轻地说。我喜形于色，犹如小学生受到老师的夸奖，但心里同时泛起了一丝酸楚。

我岂不知，沈先生的评语，只是出于对晚辈的厚爱。这本《沈从文传》，不过是对现有材料的拼凑与连缀，至于对他的精神气质与人格的把握，实在还有许多无从吃准吃透的空白。“老先生还有批语。”张兆和先生提醒说。我翻开沈先生已过目的书稿，上面留下不少用铅笔校改的字迹，歪歪斜斜，笔画已不中规矩，难辨轻重。通览书稿，除却对时间、人名、地名讹误处的校正，凡属可能牵动我对传主整体认识与把握的地方——无论这把握是否准确——一处改动也没有。我消除了原有的担心，离京返回了长沙。

1988年1月，张兆和先生即有信来：“你那本传记，其中有几处，老人家一再嘱我给你写信，坚决删去。他考虑有的人还健在，写得太具体不合适，也无必要，他催我写信不止一次，希望能谅解，按照他的意思办，谢谢（新学来的）。”信中明确列出要我删去的内容。这些地方，全与沈先生本人的行状无关，只是涉及一些曾与他有过某种瓜葛的人士的毁誉。从内容上，似乎可见沈先生的两种心愿：一是不欲借助政治——一些政界名人之力以确证自己，一是沈先生对人的宽容。例如，其中就有“《女难》中那白脸女孩的名字”（即《从文自传·女难》中，那位曾从青年沈从文手中骗去沈家卖老屋所得一千多块钱而后隐遁，使沈从文感到无脸见人，被迫从芷江出走常德的那个“白脸男孩子”的姐姐。我从沈先生口中获知她的真实姓名后，曾写入《沈从文传》中）。后来再见到沈先生时，他对我解释说：“听说这位老太太（即当年那位白脸女孩子）还健在，不要因此给人造成损害。”又如，沈先生要我删去的另一处涉及的那个人，在“文革”前曾得沈先生的帮助，“文革”中却无中生有，诬告沈家是“裴多菲俱乐部”，经常“举办黄色舞会”（沈先生一生不会跳舞、打牌）、“听黄色音乐”（实为沈先生爱好听西方古典音乐）。

四

1987年11月初，我参加由吉首大学主办的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在会上，来自全国的沈从文研究者一致希望，在次年召开一次规模稍大一些的全国性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并要我参与会议的筹备。见大家热情极高，我也兴致高昂，提出将会议办成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邀请美、日、法、瑞典、西德、新加坡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参加。会后，我便开始与各方面联络，为会议筹措经费，草拟会议议题、日程安排、参加人员名单等。听到这个消息后，沈先生接连给我发来两封信。一封是在1988年4月8日：

凌宇兄：

《秋水篇》（《秋水篇》系《庄子·大宗师》之误——笔者注）：“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指当时拟议召开一次“沈从文研究”的国际性学术活动——笔者注），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那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

沈从文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4月12日，沈从文又向我写信，再次反对举办关于自己的学术会议。

凌宇：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指《沈从文传》），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

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串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

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串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

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担负，是所至嘱。

并颂安好。

弟 从文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

1988年5月12日，当我准备离京去沪到他的寓所辞行时，才得知5月10日沈先生逝世这一噩耗。6月，我在《这不是最后的告别——悼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中，曾援引沈先生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自我预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暗示我对沈先生内心深处恐惧感的感觉。后来，虎雏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湖南文学》一文中您提到他最后的两信。那信实是他自己写的，而非口授。只是文字已无人能认清，我一字字指着请他帮我辨识后，记下来的，整理后他又过目。这是他在世最后的文字。从中我认为也能看到那‘预言’的影子。看他近十年处境改善后，仍不厌其烦地经常表达一些相同的忧虑，我们可以感知一些预言在他精神上的实在性。”虎雏的话似乎印证了我先前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沈先生给我信中所提及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的那个“弱点”？对此，我实在还不敢断言。于是，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我研究沈从文的十年，既是向一个作家的作品贴近，也是向一个灵魂贴近的过程。然而，愈是贴近，就要到达那个终点了，就愈觉得无从捅破阻碍心灵沟通的最后那层薄纸。我终于感到沈先生一生呼唤与寻求的人与人心的沟通所具有的严肃意义。多少年的人为风雨，大到国际争端，小到家庭龃龉，以及与此伴生的相互间的猜忌、算计与伤害，不就是源于人类囿于现有生存环境，心与心不能沟通么？我不由想起，当沈先生的亲人及少数闻讯赶来的学生、朋友向沈先生遗体作最后告别时，灵堂里回荡着的贝多芬的《悲怆》乐音，不只是沈先生一生命运的写照，更是沈先生所意识到的目前人类灵魂的宿命象征。想到这里，我不禁害怕起来。寻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究竟是不是一种徒劳之举？如果仍属必需，作这种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又在哪里？

五

1992年5月10日，我与沈虎雏站在凤凰县招待所的高地上，揣测着当日的天气。这不能不为我们所关心——这一天是沈从文先生的忌日，也是将他的骨灰送往墓地安葬的日子。那天现场静悄悄的，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天公似乎有意和我的判断作对，早餐时即下起了牛毛细雨。送葬队伍一行二三十人，冒雨跟在沈从文先生骨灰后面，随意而行，宛如一个小小的旅游团体。除非极细心的人，注意到沈红手里捧着的用野花扎成的唯一一把小小花束，否则谁都看不出来这是一支送葬队伍。路边过往行人不时投来疑问的一瞥，似在究寻这队伍从何而来，又所为何事，却终不得要领，随即匆匆而去。

队伍从招待所出发，穿过招待所下面的广场，转入旧城区的街巷，来到沈从文旧居，在这里稍作停歇。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先生就在这里闯入红尘，去经历艰难世事，同任何人一样，他从大自然而来，依旧要回到大自然中去。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风雨之后，他返回到最初的出发之地。在这里略作休憩，他将依然以此地为中转，完成人生无可规避的一次轮回。

队伍再次出发，默默地穿过老城区街巷的石板路，出东门，来到绕城而过的沱江边。然后，由沈虎雏、沈红父女和王亚蓉护送，登上一小舟，他将再次“漫游”沱江。骨灰一上船，其余的人便分散开来，各自步行去墓地。我赶紧跑上距东门码头不远处的虹桥。这座曾使从文先生魂牵梦绕的石桥，原是一座风雨桥。世事沧桑，当年桥面两侧陈设的各样店铺，连同遮风避雨的桥面建筑早已毁去，风雨桥不能再避风雨。桥下不远处，临河而立的万名塔却已重修。孟夏时节，沱江水满，河面上烟雨霏霏。白色的万名塔似身裹重孝，正静候着故人的魂灵旧地重游。

小舟终于启动，开始在水面无声地滑行。虎雏等三人坐在船上，一面撒放骨灰（事前决定，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葬入墓地），一面撒放风干的五色花瓣。望着花瓣随骨灰跃入清流，我身边仿佛响起从文先生生前有关自己与水的关系的自叙：“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沈先生的生命原与水不可分。现在，他终于与水融为一体。只有那花瓣在水面上织起一条五彩长链，恋恋地追随着他的行迹。

小舟从虹桥下过，从万名塔下过，从沿河吊脚楼下过……祖孙三代漂行在故乡的河流上。儿子虎雏与孙女沈红仿佛正静静聆听他娓娓叙说世事的变迁与人生的哀乐，以及隐伏于这一切背后的生命哲学，若有所思，亦若有所悟。想起从文先生笔下描绘的“湘西世界”的种种，我亦感到几分惆怅。与数十年前相比，沿河的民居建筑虽形制依旧，却早有代谢；虹桥下游一带的吊脚楼，虽风韵犹存，却难以再经历风雨。静寂中，从文先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沱江漂游。当小舟在沙滩不远处停靠，由虎雏捧着骨灰盒缓步前行时，我已经提前赶到了墓地。墓地坐落于离城约三里的一座小山上。从山脚到墓地，用青石铺成的八十六级台阶，正与从文先生在世的年岁同数。

走进墓地，不见墓碑，也没有任何地表建筑，迎面只有一块五色巨石突兀而立，它就是墓地的唯一标志。这巨石不事琢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自然形态。其正面，镌刻着从文先生生前的题词，为他惯用的章草体亲笔：“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我喜爱这题词，它是从文先生近一个世纪人生体验及其生命哲学的结晶。其中，那个没有引号的我，并非从文先生的自称，而是生命达至最高境界的自我。这个我，其生命能与自然契合，保有真正属人的本性，不为权势折腰，不被金钱扭曲，能独立自主支配自己的命运，在求得个体价值实现的同时，将自己的力量黏附到民族向上的努力中，并“为人类远景凝眸”。只有遵照这个形而上我之生命逻辑去思索，才能真正理解与认识在复杂万端的人生环境中形而下存在的“人”与“我”。真正读懂这题词的含义，已属不易；从中获得人生启悟，并以之规范自己的生命，则更难。

绕到巨石的背面，上面也有一段题词。那是张兆和先生的胞妹张充和女士在从文先生逝世后撰写的一副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挽联也让我欢喜，它是那样准确而真实地概括了从文先生的人格特征。虽然只有寥寥十六个字，但他那种即使身处逆境也从不背叛自己人生信念的品格，那份对人宽容、忍让的气度，那份始终不曾泯灭的天真而无邪的童心幻念，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这些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人格特征，几乎都浓缩其中了。这挽联与正面的题词，一是从文先生自己所立之“言”，一为别人概括的从文先生一生之“行”，二者之间，恰有一种内在的统一。然而，世事复杂，也许有人对这挽联不以为然。他的不折不从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乃至冥顽不化，其宽容忍让被当作胆小怕事，而其赤子心态被鄙薄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同一客观存在，见仁见智，反而印证了“人”“我”的不能等同、划一，这极自然。而且，在其生前，从文先生自己也屡屡经历灵魂深处我与“我”的激战，由于社会的以及自我思想的种种限制，也无从实现行为的绝对自由。然而，一个人的话就是他的信仰。从文先生一生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在这过程中，他所保有的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与那些视自己的宣言为粪土、为名利不惜自食其言、言与行完全割裂的伪君子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了。

正当我伫立墓地沉思默想之际，虎雏父女和王亚蓉护送着从文先生的骨灰，拾级而上，来到了墓地。没有棺木，也没有墓室，五色巨石背后的地上，已掘出一个二尺见方的土坑，这就是墓穴，就是从文先生永恒的栖身之处。骨灰伴随着风干的五色花瓣直接进入墓穴，没有任何间隔，连盛骨灰的木匣也不葬入，他将与这脚下的土地，与这山，与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张兆和先生向墓穴铲入第一锹土，然后随意将铁锹转交给身边的人，其后没有身份高低之分、亲疏之别，在场者轮流手执铁锹，向墓穴铲入自己一份湿湿的想念……

不知是谁率先发现墓穴旁边石碑中长满茸茸的虎耳草，立刻掘取一株，将它移植到墓穴的边沿。这无疑是那天的一大发现。于是，不约而同地，大家纷纷效仿，用虎耳草在墓穴周边“织”成一圈绿色的环链，仿佛是一个象征。当虎雏等人护送骨灰抵达墓地时，天空突然放晴，雨后的阳光洁净无垢，从林木间透入，洒向墓地。墓地一片豁亮。平静、素朴而自然，实在是这次葬礼的基调。

四川美院一位教授曾给我写信，说他夫人读过我的《沈从文传》后，十分感动，于是决定将他创作的一幅以凤凰沱江为题材的版画送给张兆和先生。这次他与夫人特意从成都赶来，将版画当面赠送给了张兆和先生。后来，张兆和先生将版画转赠凤凰县留作纪念。

1993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启动《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我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和特约编辑，具体负责《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卷的编辑工作。2002年11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我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一文中指出：浸透在沈从文创作字里行间的孤独感，正是湘西土著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主流文化未占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的缩影。沈从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他的人性观植根于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最终旨归是“重造经典”，也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而这恰恰触及了二十世纪最为严峻的“中国问题”。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对都市的批判确实带着“乡下人”的偏激，但他的都市观察自带平民主义指向，融入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观察视角，在审视“乡下人”的现代生存方式时也保有启蒙立场。这些都体现出沈从文具备现代理性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对“都市文明”与“乡下人”的现代生存方式同时产生了失望。

六

2007年5月，张兆和先生的骨灰被护送至凤凰，葬于沈从文先生墓地。此时距从文先生骨灰还乡，整整十五年。这年年末，湖南一带连日雨雪冰冻，天地间严寒彻骨，是我平生从未经历过的酷寒。因为停电，我在落雪的夜晚，点着蜡烛独自枯坐在家中，蓦然想起沈从文与张兆和二位先生的往事，心中倍加伤感。耳畔仿佛有乐声缓缓响起，凄婉缠绵、如泣如诉。心绪再也无法平复，便提笔写下了这篇《莺啼序·沈从文先生暨夫人张兆和女士墓地感怀》：

苍崖绿皴虎耳，证双鸾重聚。恍如见，黑凤翾翾，归棲天鹿行处。叹吴楚，情牵万里，长歌一曲方终句。又春深，杜宇声声，韵凄江浦。

忆想当年，海上寄旅，若惘然孤鹜。因缘会，有女超群，清纯明丽如许。托飞鸿，情传尺素，幸赢得汝心相与。值清秋，比翼京华，快情天宇。

奎星应运，际会文坛，有情比贾屈。数十载，天人悲悯，曲谱边城，独照虚空，等身骚赋。湘人血性，艰危前定，滇云楚雨天涯路。沫相濡，风雨同舟渡。难平块垒，人生不遇知音，满怀绝唱谁诉？

痴情易感，上志难知，郁怵催白苎。自别后，追思前迹，检校遗文，一点灵犀，豁然惊悟。秦楼尚在，清箫何处？潸潸心泪浑似雨。至今朝，不再幽明阻。随君临水登山，万籁萦怀，百花润露。

我曾在词后附有“词意释要”：

二〇〇七年五月，张兆和女士的骨灰被护送至凤凰，葬于沈从文先生墓地。此时距从文先生骨灰还乡，整整十又五年。

首句所言“虎耳”，是一种草名。虎耳草是沈从文名著《边城》中独有的文学意象，是小说主人公翠翠与傩送二人爱情的象征。沈从文生前，施蛰存有诗，称其为“沈凤凰”，张兆和就读上海中国公学时，被公认为校花，因其肤色微黑，人称“黑凤”，故第二句称沈张二人为“双鸾”。“天鹿行处”指凤凰县治所在地。凤凰古称天禄坪，天禄为传说中的灵兽，民间谓天禄为天鹿。相传此地为天鹿出没处。

第二阕采用沈从文叙述角度，言沈、张二人婚姻经过。

第三阕叙沈从文之文坛地位、著述及因此而来的坎坷命运。“滇云”言抗战期间，他们在云南的困顿人生；“楚雨”指“文革”期间，夫妻二人在湖北咸宁的人生遭际。尽管历经患难，终能相濡以沫，但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却充满了不为人理解的人生孤独。

第四阕则采用张兆和的叙述角度，言其生前对沈从文十分爱重，但对他的人生追求及信守，却缺乏充分认识与理解，由此生出对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及性格特征的担忧乃至内心恐惧。直至沈从文去世后，在整理、重读其遗著并回忆种种往事时，方对其一生的信守、追求及与之相关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方式有了充分理解。而此时，却已是天人永隔。此处用“秦楼清箫”以喻其事。秦楼清箫，典出《列仙传》。叙春秋时，秦国有名萧史者，善吹箫。秦穆公有女名弄玉，极好其箫音，穆公遂将其嫁萧史，并筑楼台以居之。后萧史以箫音引来鸾风，夫妻二人遂乘鸾跨凤飞天而去。结尾两句，以“万籁”代指音乐。音乐与鲜花，实为沈、张二人生前共同爱好。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有挽词曰：“让音乐与鲜花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该词后由黄叶书丹，在凤凰听涛山沈从文墓地立有词碑。近年，凤凰景区将从文墓地边一间小屋改建成“从文书屋”，嘱我撰写了一副对联：

听涛山下东去长流正激扬一派清波通达江海志怀远

五色石边南归双凤曾经历那些故事写进春秋书沁香

有感于一般游客对《莺啼序》词意的不易理解，我又撰写该词的白话译文。译文较之前的“词意释要”更详尽：

第一阕 作者写意

虎耳草皴绿了灰白色的山崖，见证着一双鸾凤再次相聚。（施蛰存先生有诗，称沈从文为“沈凤凰”；张兆和就读上海中国公学时，是公认的校花，人称“黑凤”。）恍惚间，好像看见，黑凤从远方轻快地飞舞而来，回归栖息到天鹿曾经出没的地方。（凤凰古称天禄坪。天禄是传说中的神兽，民间误以为天鹿。）令人感叹的是，吴楚两地（分指张沈二人原籍地）相距万里，却为情所牵，谱写出的一曲爱情长歌，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又到了暮春时节，山间杜鹃鸟的叫声连绵不断，那悲凄的声音，回荡在沱江两岸。

第二阕 拟沈从文回忆

回忆当年旅居上海期间，我就像一只离群而心中迷惘的鹜鸟。因缘凑巧，我遇上了一位如此出类拔萃、气质清纯而又相貌美丽的姑娘。于是，我托鸿雁传书，表达心中的爱恋之情。幸运的是，我终于赢得了你的芳心。正当秋高气爽之时，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我就像一对比翼鸟，在北京的晴空里欢快地飞翔。

第三阕 作者评述

文曲星应合着世事运行的规律，际会于中国现代文坛。他对人民的“有情”，可与历史上的屈原、贾谊相比。数十年来，面对苦难的社会现实，他以悲天悯人的笔触，为边城谱曲，以思想的烛光照亮虚无（分指其小说《边城》与充满哲理思辨的散文集《烛虚》），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著述几可等身。然而，与生俱来的湘人血性，预先注定了他的人生危难：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的颠沛流离、“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的困顿艰辛。真是一条漫长的天涯之路。虽然夫妻二人在逆境中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但心中郁结的不平之气却难以消解：人生旅途中没有遇上知音，满怀的绝唱又向谁去倾诉？

第四阕 拟张兆和心语

你对我的一片痴情，容易被人感知；而你怀抱的高远人生理想，却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对你的言行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担忧与害怕，催生出我两鬓的白发。自从你驾鹤西行后，回忆你生前的行迹，整理、校阅你的遗著，两相比照，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突然明白了先前想不明白的东西。可是，此时你我却已是天人永隔。秦楼（弄玉）还在，清箫（萧史）今在何处？一念及此，心中的泪水就像那连绵不断的雨。到了今天，你我不再阴阳相隔。此后，我将陪伴你徜徉于山水之间，让大自然与人世间万般声响合成的乐音在心中回旋，看百花带着露珠在山谷中绽放。

丙午（公元二〇二六年）

春月凌宇自书

回眸自己三十年研究沈从文的历程，不能不说有一种欣慰感。这种欣慰感源自三个方面：

一是由我参与编辑的《沈从文文集》《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全集》相继出版，这对于沈从文研究而言，是比我自己的研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沈从文“文革”结束后曾自称“出土文物”，现收入《沈从文全集》的大部分文字，将其称为“出土文物”也并不为过。有关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大半个世纪以来充满了风雨是非，也难保这种褒贬是非在今后不会再引起大风大雨。但归根结底，无论褒贬是非，都得以史为据，而沈从文本人的著述得以保存与流传，便为这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是”，白纸黑字为证；“非”，有白纸黑字在，想抹去也无从抹去。

二是由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起开创的沈从文研究，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显学，它意味着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获得了普遍承认。

三是兴盛的沈从文研究促使沈从文恢复了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进而促使他的家乡凤凰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旅游区。虽然，凤凰旅游业的兴起，与南方长城的发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列入等诸多因素相关，但沈从文故里在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外旅游者，就是冲着沈从文的名字专程去凤凰的。

在我的治学历程中，沈从文研究堪称我的主业，它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有人说我说来说去是沈从文，写来写去也是沈从文。言下之意，即我的研究范围未免偏狭，但我并不为此而悔。就我的感觉而言，一个人一生做不成多少事，能把一件事做得较为出色，就很不错了。况且，对一个作家的研究，是一种研究人的工作，而认识人、理解人，则是人间一件至难之事，它需要沈从文一生所企望的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说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我的沈从文研究如何出色，也不是说我已完成了与沈从文之间心灵的沟通，而是说，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将研究做得更出色一些，将完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心灵的沟通，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

作者：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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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