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云：泛文学时代创作的新路径——《劳者歌其事》的文学批评精神透视

文｜张逸云

“劳者歌其事”最早见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用于阐释《诗经》国风的生成逻辑。劳作之人有感自身处境，把耕耘和奔波里的喜怒哀乐脱口吟唱。诗歌便诞生于现实的劳作，它是生存体验的自然外化，并非文人闭门构思的文字游戏。长久以来，文学场域壁垒森严，文学评论大多默认文学是精英创作的专属品，普通劳动者的文字，包括民间大众书写，往往被排斥在所谓的正统文学体系之外。《劳者歌其事》打破了千年文学层级偏见，跳出学界固有的精英评论范式，以当代社会劳动形态为底色，重新释义文学的起源与本质，为新大众文艺正名、立序、溯源，重构了“劳者”与“文学”的共生关系，完成一次文学精神的当代重构，为泛文学时代的创作与评论，指明了全新的价值路径。

《劳者歌其事》提出几个具有原创性的核心概念，让文学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书中借用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奠基者）“星丛”理论，提出了“劳动者星丛”概念，承认素人写作者群体个体的独特性：各自发光，互不隶属，在共通的生存书写命题下相互映照，拒绝被单一标准同化与概括。“准主体”直指数字时代文学的核心困境。算法与平台已成为拥有阐释权和生产权的“准主体”，算法能主动预测、塑造，甚至创造人们的欲望和偏好。这一判断揭示了技术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深层渗透。“链式叙事”描述算法鼓励下民间叙事从线性走向多元开放，这些新概念共同构成了一套理解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工具箱。

精英文学，推崇艺术加工后的审美真实；大众写作的真实，则是粗粝、直白，未经修饰的生命真实，带着生活的褶皱。《劳者歌其事》明确地指出：文学的最高真实，不是精致的艺术伪装。大众书写，保留了时代鲜活的生存样本，看似碎片化的文字，填补了精英文学的叙事空白，其社会学价值与文学记录价值，远胜于很多空洞精致的套路化创作。

面对算法介入文学创作的变局，《劳者歌其事》跳出单纯的技术批判或技术吹捧，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辩证思考。当下AI写作盛行，很多人顾虑重重，认为机器终将会取代大众写作。《劳者歌其事》厘清了人机文学创作的本质边界：算法可以复刻语言范式，还能拼接文字内容，但无法承载真实的劳作体验，无法真切地表达个体的生命痛感和独特的人生阅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是标准化的，劳动者的书写带着温度、裂痕、情绪与时代印记，这些不可复制。卓今的思考，破解了数字时代大众文艺的生存焦虑，证明素人写作不会被技术所替代，真实的人文内核，成为对抗文学同质化、机械化的核心力量。

卓今对文学评价标准的反思，同样具有理论深度。面对素人写作语言不够精致和在结构上不够讲究等问题，她没有简单辩护，回到了文学发生学的原点。她提出在传统审美维度之外，应当承认真实性、独特性和共情力三个维度的合法性，让标准更贴近文学的实际发生方式。

卓今的这个认知，具有深厚的哲学积累。她曾经深入研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康德将审美分为“快适、美、善、崇高”四个层次，卓今用这套理论观察素人写作，起步时停留在宣泄情绪的“快适”层面。随着写作深入，会不自觉地向“美”“善”“崇高”开掘。有理论坐标的专业考量，使她的判断兼具温度和刻度。

传统大众文学研究习惯将普通写作者视作零散孤立的个体，《劳者歌其事》认为，无数独立的素人创作者各自发光、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文学的星群景观。文学不再需要统一的标准答案，多元、包容、原生、真诚，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核心特质。这一理念推动文学评论完成自我革新，评论者不是文学标准的制定者，而是时代文学精神的观察者与梳理者。

《劳者歌其事》还为数字时代广大的普通写作者正名。书中将“劳者”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在数字时代以自身劳动创造价值的人。程序员、外卖骑手、流水线工人、写字楼白领等，这些人不再是精英作家笔下的“被书写对象”，而是拿起笔自己书写命运的主人。现代社会劳动形态持续迭代，脑力劳动、数字化劳动，同样包含疲惫、挣扎与思考，人人都具备成为书写主体的可能性，“素人作者”形象的定位，打破了一直以来“文学属于文人”的身份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