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彬：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突围——评纪录片《桐城派》

文丨李西彬

央视大型人文纪录片《桐城派》以《正声初起》《开宗立派》《洛阳纸贵》《再谱华章》《落日余晖》五篇章的恢弘架构，全景式地呈现了桐城派这个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流派，从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三祖”开宗立派，到曾国藩力挽狂澜实现中兴，再到清末民初在时代浪潮中渐成余晖的壮阔历程。

这部纪录片并未局限于桐城一地进行简单的文学叙事，而是将视野延伸得更高更远，延伸到整个中华文脉的流转上，尤其是非常清晰地呈现了桐城派与湖湘文脉的深度交织与双向奔赴。这场双向奔赴，不仅决定了桐城派自身的命运，更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与思想发展的道路。

清朝嘉庆道光之前，桐城派就已经形成了义理、考据、辞章的完整体系。但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影响却始终局限于江南一带，几乎与湖湘文脉绝缘，湖南文坛在学术仍然困于理学的牢笼。这种隔绝状态直到姚鼐的高足梅曾亮以古文为号召，在京师悄然影响了一批湖湘士人，才慢慢被打破。曾国藩、孙鼎臣等人跟随梅曾亮学习文术，为桐城文脉传衍到湖南埋下了伏笔。真正推动桐城派中兴、促成桐城派与湖湘文脉深度融合的关键人物，正是曾国藩。纪录片中着重展现了曾国藩在戎马生涯中坚持研读桐城派著述的场景，还在咸丰九年写下《欧阳生文集序》，明确将吴敏树、郭嵩焘等湖南士人纳入桐城文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曾国藩或许是有意识地接过了桐城派中兴的传衍重任，这一点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送梅曾亮南归时写的送别诗中，可一窥端倪。这首诗的尾联写道，“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这其中已经暗含了接续桐城派衣钵的野心。

曾国藩并不是桐城派的守护者，而是改造者；他对桐城派文脉的接续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破旧立新。因为桐城派发展到晚清，已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姚鼐所确立的“义理、考据、辞章”三分框架，虽然构建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文章体系，但也还是不可避免的在漫长岁月中慢慢固化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言必称义理”渐渐沦为一种套路化写作的模板，使得桐城文章也与当初他们反对的文坛风气一样，日渐空疏，日渐脱离社会现实。曾国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姚鼐提出的三分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经济”这个维度。这里的“经济”不是后世的经济，而是“经世济用”的意思。这一增补既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延展，也是在方法论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文章不仅仅是技法上的演练和道统的载体，还必须直面时务、介入世事。

湖湘文脉与桐城派理论的交融，既为湖湘文化注入了事功精神，也让濒临衰落的桐城派重获生机。晚清士人的文章由吟风弄月的工具化作犀利的奏议和檄文，直接介入平定叛乱、兴办洋务、培养人才等实务中。这种文风的转变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力，正是湖湘文脉中“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精神。

纪录片中对桐城派与湖湘文脉关系的呈现，并没有回避其内在的问题和张力，这主要体现在吴敏树与曾国藩围绕桐城派谱系展开的那场著名公案：吴敏树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曾因雅爱古文而惺惺相惜，但两人在古文立场上却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当曾国藩将吴敏树也划入桐城派传人之列时，吴敏树立即公开抗议，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反对门户之见，认为“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并声明自己从来都不喜欢姚鼐，他虽然师法古人之长，却拒绝被任何所谓的派系框定。这桩公案折射的不仅是两个湖南文人的意气之争，更是桐城文脉在湖湘大地传播过程中弥足珍贵的质疑之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张力，湖湘文脉才能在近代走出一条更多元化的道路。

曾国藩的改良，让桐城派经历了短暂的中兴，但桐城派本身坚守儒家道统、强调文章教化之“义理”的历史局限并未彻底改变，到了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反而变成了束缚文学发展的枷锁。正因为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桐城派固守文言文、脱离了民生现实、阻碍民众思想解放，遂将桐城派批为“桐城谬种”。但事实上，这二者的冲突，本质上只是传统文学与近代文学发展方向上的冲突，新文化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也遮蔽了桐城派内部的复杂性与演进性，尤其是桐城派在“经世致用”精神的张扬上，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积累了相当的“文化势能”。比如严复、林纾等人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翻译西方名著，本身就是一次古典与现代的奇妙融合，既为国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也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源与文体借鉴。

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湖湘文脉与桐城派的交融转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曾国藩对桐城派进行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改造，提醒我们在坚守精神内核的同时，还要兼顾现实功用；桐城派与湖南文脉交融的历程，则彰显出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乃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