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羡之

个人认为，《功夫女足》是对“无厘头哲学”的一次递进。

对比周星驰之前很多作品中，小人物在面对命运的嘲弄，多半表现出的是“想赢”“想被看见”的叙事角度，这次《功夫女足》把叙事的重心从“想赢”往前挪了一步——“赢之前”。

在外界目光审视前，一个人如何辨认驱动自己的源头？这个问题，既是戏里对“娥眉队”的发问，也顺便回应了戏外一个现实的市场拷问：这部电影究竟是有新的表达，还是“炒冷饭”？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女足的队名是“娥眉”，非“峨眉”。《功夫女足》不是将“功夫”二字局限在某个门派，而是一群女子身上那种被反复书写过的、关乎容貌与品格的精神质地，其实是在表达：这支队伍是因为各有各的来历才聚到一起的，而不是因为都练同一门功夫。

队长双双一角，像是一个容易被带偏的障眼法。表面看去，她是“赢”的执念的化身，不放心将后背交给候补的新生力量，以为凭一己之力便可转危为安，颇有峨眉接班人断情绝义的风范。但影片在多处细节中推翻了这层设定：她从小对朋友的关心、仗义出手的热心，以及向雪野道歉时因爱面子而难以开口的笨拙——这场戏中，她的有口难言与雪野如孩童犯错般的哽咽，产生一种微妙的情绪流动，“娥眉队”的友谊并未因新旧观念的冲突而伤其根本，再次回应了主题——“想赢”与“初心”并非敌对关系。执念不是忘本，初心不是天真。

对“输赢”的拆解，才是影片在叙事上真正关照之处。赛前双双和雪野那场冲突，是第一层张力：一边是胜负欲拉满，一边是近乎空白的“只是想踢球”。这是胜负欲饱和与初心不染之间的对峙。

首次失败后，师叔公送来一本写满“输”字的字典，质问每一个人：输了，如何自处。这甚至比全力以赴去赢都难解，因为很少有人会思考“如何输”“输了怎么办”。师叔公这个角色，侧面也看得出心态好，正是全队气头上，居然敢单枪匹马来送本“书”（“书”也通“输”）。

转败为胜后，紧跟设问：除却心理素质与锐气，“赢”还需要什么。情节随着人物命运的成长，慢慢走到更深层的思考。

即便在结尾，叙事线也没有偷懒处理。在正常比赛中，两队之所以能走到最后：“赢”并不偶然，而是常年积累的实力、团队支撑，“安”时紧密咬合与“危”时灵活调动的战术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娥眉队在本次最终获胜，除了有与大河队抗衡的自身绝技，还多了一种愈挫愈回的韧性，将主题从“赢的可能”导向“凭什么赢”。

达到队内如此的平衡与团结，球技是其一，不是全部。钰珑与双双的管理方式称不上温和，但队员们为何愿意从一而终地追随，开头一场戏便给出答案：记者以30岁年龄质疑球队，队员直接回怼“年纪大怎么了”。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年龄向来是一杆标尺，这一声质疑，也透露出这支队伍“来者不善”的底色。后续对战梨花队，派新生代上场，又被质疑主力不在、派“弱”的队员上场——一方面被说年纪大，一方面又被质疑年纪轻。两套评价标准同时压在她们身上。

如何打破这种矛盾？周星驰在选角和人物塑造上给出了他的解法：钰珑不需要扮丑，可以由漂亮的演员来诠释；盲人队医一角选择了TVB视后；使出绝招“天外飞仙”不是两位主力队员，而是新人初三。他不以既往角色或光环定人，而是看见演员尚未尝试过的可能性。演员演得畅快，观众也看得舒服。掌门扮演者刘嘉玲，则有岁月沉淀后的气场与韵味。他在反差与适配之间找到了更灵活的尺度。

当然，导演很清楚观众在期待什么。那些期待里裹着对从前作品的好感，也在本片的细节中做了妥善的安放。

盲人队医替补守门那场戏，很容易让人想到《少林足球》里的阿梅。阿梅也是不起眼的，也是被忽视的，但最后靠一双太极手站到了球场上。而盲人队医则更往前走了一步——她不需要看见别人，也不需要被别人看见，只需要听见球的声音，然后扑出去。从“渴望被看见”到“无须被看见”，再次呼应。

类似的安排不止一处。双双和师叔公的定情之物是《功夫》里出现过的那根棒棒糖；丧彪和眼镜男那段复刻了《喜剧之王》里的“我养你”，但这次不是重复，是丧彪自己动手把那个伤疤合上了。还有那本写满“输”字的书，观众很难不想到尹天仇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两本书，两种反讽。只不过“自我修养”在教人怎么演好一个角色，“输”在教人怎么面对失败。

至于那些夸张的反应镜头、无厘头的对话节奏、经典配乐的变奏使用，这些都还在，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周星驰味道，不突兀、不抢戏，为这个新故事增加一些叙事元素。

《功夫女足》到底有没有超越周星驰以前那些作品？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它确实不太一样了。就如同，影片开篇以过曝、柔焦与扩散的光晕暗示：仅凭“必须赢”作为信念维系的胜利光环，能走多远？观众在此刻的心理走向，多半是质疑和担忧的。肯定还需要更重要的内核作为支撑，《功夫女足》的故事是这样，做电影也是这样。

责编：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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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