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永定县志》记载：“张万聪，明成化时，以指挥自南昌官永定卫，遂著族焉。”寥寥数语，暗藏着“张家界”三个字的最初源头。地方志书中的这些尘封记录，拼合出一方水土的真实姓名。

张家界最开始不叫张家界。明万历《慈利县志》与清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推行郡县制，即在黔中郡下设置慈姑县，县治位于今慈利县蒋家坪太平村一带。慈姑县辖境广阔，涵盖了今日张家界市大部分地区及湘鄂边界部分县市，是整个澧水流域最早的行政区划。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分慈姑县地置充、零阳、孱陵三县。充县因邻近崇山而得名——“崇”“充”古音相通，皆形容山之高峻。零阳县则因位于零水之北而得名，县治仍在慈利境内。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朝廷在充县原治所修筑“卧牛城”。三国吴永安六年（263年），嵩梁山峭壁洞开一门，吴主孙休以为祥瑞，改山名为‘天门山’，并分武陵郡置天门郡，郡治设在充县治所（位于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古城堤遗址，清道光三年《永定县志》称之为‘卧牛城’。这一事件不仅见载于《三国志》，更被历代方志浓墨重彩地书写。此后三百余年间，“天门郡”作为湘西北的政治中心，成为张家界历史上第一个以自然奇观命名的行政区域。

大庸是张家界市的曾用名，这一古称的源头可上溯至春秋古庸国。清同治《直隶澧州志》与民国《大庸县志》记载：楚灭庸后，庸人南迁，感怀故国，将定居之地的溪流命名为“大庸溪”，此说未见于先秦至汉唐文献，仅见于明清方志，带有历史传说的成分。清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四“杂志·古迹”：“大庸溪源流考”追溯：“溪因庸得名，旧传楚灭庸，其后南徙，聚族于溪畔，故以大庸名焉。”元至治元年（1321年），大庸溪畔首次出现“大庸”作为正式地名；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廷在此设“大庸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裁卫设县，更名“安福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江西省安福县重名，湖南民政厅查考旧志，认为“大庸”名号源远流长，遂更名“大庸县”。方志在关键时刻为地名正名，作用至关重要。

当“大庸”作为县名沿用之时，一个更具体的小地名“张家界”已在方志中悄然现身。清道光《永定县志》卷八“舆地志·山川”列有“张家界”条：“在县城西六十里，山势峻拔，界连桑植。”此为目前所见“张家界”作为独立地名进入官方志书的最早记录。关于其得名由来，明代《永定卫志》与清代道光《永定县志》均记载了张万聪受封世袭领地之事。另有一说，民间相传张良隐居青岩山，虽未载于正史，却在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中被记为“父老相传，留侯张良尝隐此”。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共同指向“张家界”与张姓族人开拓之间的密切关联。至于桑植、武陵源二地，方志中亦存其名，此不赘述。

1958年，大庸县建立“张家界林场”，载入《张家界市志》。1982年，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立。1994年4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函〔1994〕25号：“同意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更名背后有坚实的数据支撑：据1993年市统计局调查，来湘西的游客中，85%的人知道“张家界”而不知道“大庸”；同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收入已占原大庸市旅游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地名可以更易，但历史从不断裂。《张家界村志》将“姓氏源流”列为专章，详尽记录了张万聪受封的传说及其后裔繁衍的历史。市区街道命名中，“大庸路”“大庸府城”随处可见。地名改变了，而地方志忠实地保留了每一个曾用名，犹如树木的年轮，圈圈可数。翻开方志典籍，张家界这座旅游城市千百年的地名演变，尽数收藏于泛黄的书页之中。无论是“大庸”的古朴厚重，还是“张家界”的磅礴气象，都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底色。千峰竞秀，澧水长流，地名身后的故事，地方志替岁月记得。

（来源：张家界市地方志编纂室 作者：赵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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