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 2026-06-09 19:57:21
无障碍通道、AED除颤仪、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适老化扶手、防滑地胶——这里不是养老院,而是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作为2022年设立的全国首个涉老审判专业化法庭,这家基层法庭把“适老化”刻进了每一个细节。近日,该法庭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司法如何回应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这里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法庭内硬件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走廊内扶手的高度恰好适合老人弓着身子借力前行,地面铺着雾面防滑地胶。

法庭内的“长青驿站”为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提供安静、平和的沟通空间。
法庭内服务台的桌子上放着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等。

适老化服务
老人上法庭可以带“翻译”
打官司,对许多老年人来说是件犯怵的事。复杂的程序、陌生的术语、行动的不便,都可能成为老人维权路上的“拦路虎”。亚运村法庭的办法是:把服务做到老人进门之前。
记者近日走进亚运村法庭,发现“适老”细节渗透到了每个角落——门口处的坡道,方便轮椅推行,法警全程在旁引导;走廊内扶手的高度专门测算过,恰好适合老人弓着身子借力前行;地面铺着雾面防滑地胶,灯光打上去不反光;服务台的桌子比常规的矮一截,坐在轮椅上也能舒舒服服地伏案写字;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整齐摆放,随取随用;自然光透过大窗户洒进无障碍法庭,不像个“冷冰冰的地方”……
硬件之外,还有灵活的机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来不了法庭,法官就上门审理,让老人在自家就能打官司。曾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执意起诉分割老伴留下的房产,法官姜真担心老人被子女间的矛盾裹挟,便专程上门了解情况。一聊才发现,老人头脑清楚得很,就是想趁自己还在世把身后事理清爽,姜真这才放了心。
审判环节,法庭专门组建涉老审判团队,针对赡养纠纷、监护权纠纷、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等典型案件简化程序、缩短周期。比如对于植物人状态或长期卧病在床、呼之不应的高龄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在近亲属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法庭不再完全依赖漫长的鉴定程序,而是根据病历、走访、视频资料等综合判断,直接作出认定。
法庭还探索了“诉讼陪同”机制。按照常规诉讼程序,只有当事人和代理人才有权在法庭上发言,旁听人员不能参与。但对于一些高龄老人来说,沟通本身就是一道坎,有的耳背,有的口齿不清,有的有浓重的方言。法庭为此允许老人带一名熟悉自己表达习惯的亲属、朋友甚至保姆进场,在法官和老人之间当“翻译”。这个人不替老人做法律判断、决定,只负责把法官的问题用老人能听懂的话转述,再把老人的真实意思准确传达回来。一个简单的设置,解决了不少老人“有话说不出、说不清”的难题。

△正在“长青志愿岗”服务的黄金芳(左)和王慧新。
长青志愿岗
拉家常中理清老人想法
在亚运村法庭诉讼服务区,一道独特的风景格外醒目——身着绿色马甲的老年志愿者。他们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而是在“长青志愿岗”上服务的退休干部职工。这个岗位由法庭与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联合设立,目前已有25位老年志愿者轮值。
“长青”二字,取“苍劲永远不老”之意。姜真说,设立这个岗位的初衷很简单:老年人更懂老年人。志愿者与来访老人年龄相仿,拥有共同的时代记忆与生活经历,能说体己话,也更容易赢得信任。
志愿者的工作看似琐碎,引导、填表、指路、倒水,但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特有的共情能力。志愿队队长黄金芳今年64岁,自“长青志愿岗”设立之初便参与服务,在安抚当事人情绪上颇有心得。“老年人来法院,很多是带着气来的。我就让他们先坐下,递杯水,聊几句家常,告诉他们别上火,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把事儿说清楚。法官是公道人,不会偏向谁。”往往就这几句话,老人的情绪便能缓和下来。
75岁的王慧新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志愿者,家住通州的她,每次来法庭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这份热情从何而来?“退休了还能帮帮别人,自己过得充实,还能学点法律常识。”她笑着说。
曾有一位老人因房屋纠纷多次到访,每次都情绪激动,王慧新没有打断,而是耐心倾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理清了老人的真实诉求——不是争房子,只是想有个地方安心养老。她把老人在法庭上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心里话转达给法官,最终促成调解,为老人设立了房子的终身居住权。“老人有时候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王慧新说,“你得慢慢听,帮他理出来。”
破监护难题
让老年人失智不失守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当老人因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谁来替他们做主?谁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亚运村法庭通过几个案例探索出答案。
意定监护——我的监护我做主。杨某无子女,老伴去世后,她在社会组织协助下与配偶之侄卢某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约定失能后由卢某担任监护人。后杨某因肾衰竭陷入重度失能,法庭审查确认协议有效,依法指定卢某为监护人。这意味着,老人可以在清醒时自主选择信任的人作为未来的监护人,而不是被动等待法律指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又有很多顾虑。法庭通过案例和普法,让这个制度被更多老年人知晓。”姜真说。
撤销失职监护人——谁也不能把老人当提款机。侯某患阿尔茨海默病后,法院指定其子赵某为监护人,然而赵某竟擅自将侯某名下房屋出售,房款用于为自己购房、为女儿购车。法庭查证后依法撤销赵某的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他人,并支持追回售房款。姜真强调:“监护权不是财产处置权,监护人必须恪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居委会当监护人——无亲无故的老人也有人管。精神疾病患者张某流浪街头,无父母、无配偶、无子女、无亲属,名下虽有存款却无人照管。法庭依法指定其住所地居委会担任监护人,由居委会代理其支取存款、订立养老合同、支付生活费用。
功夫在庭外
帮老人提前了解风险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不是案子判得越多越好,而是矛盾化解得越早越好。亚运村法庭将审判职能向前延伸,做了大量庭外工作。
法庭通过开展“银龄普法”“长青讲堂”等普法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社区、养老院。姜真说,目前咨询最多的还是继承、房产、存款这些事,“但有一个新趋势,老年人在网上报各种课程,学AI、学理财,结果被骗的也越来越多。”
她讲了一个案例:一位七旬老人在手机上刷到“零基础学AI,月入过万”的广告,花2999元报了所谓的“AI训练营”,结果课程只是网上免费拼凑的录播,又被层层诱导交费8000多元。“老人对AI有好奇心,又搞不明白,就被钻了空子。”
比起动辄上万元的“理财课”,一张百元的“低价旅游”传单,对老人的诱惑力更大,也更容易让他们放松警惕。一位80多岁的老人花100块钱参加了一个“低价旅行团”,行程里安排了泡温泉,老人本身有心脏病,还在泡温泉时饮了酒。老人突感身体不适后,随行人员未及时送医,待大巴车进京后将他送往医院,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法庭最终判旅行社承担40%的责任,原因是旅行社既没有按规定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征询家属意见,在老人发病后也没有履行及时救助的义务。“之所以没判旅行社承担100%的责任,是因为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也应对自身健康状况负有注意义务。”姜真解释。
像这样的典型案例,法庭会拿到社区去讲,拿到综治中心去巡回审判,让更多老人知道风险在哪里。“少一个老人遇到风险、骗局,比多判一个案子更重要。”姜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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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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