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民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教家风，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净做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左宗棠家教思想蕴含理学经世的内核，注重培育崇俭广惠的品格、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提倡不惟科举的汇通、涵养清廉自守的修为，为当今领导干部如何进行家庭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进行家风建设，要深入挖掘左宗棠家教思想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探寻其时代价值，培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家教家风。

“惟崇俭乃可广惠”的持家之道。勤俭节约、乐善好施是中华传统美德，亦是左宗棠家教思想的鲜明特征。左宗棠要求子弟不忘“吾家积世寒素”家风，努力“从寒苦艰难中做起”。要“衣无求华，食不求美”“切勿饮食征逐”“故子弟多朴拙之风，少华靡佻达之习”。即便他后来位高爵显，依然保持着“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的节俭习惯。左宗棠之所以让子弟“崇俭”，目的在于“广惠”，强调“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也”。他不仅言传更是身教，每当家乡出现灾祸，他都带领全家捐钱捐物以赈灾荒。当子孙想购置田宅，他去信孝威、孝宽说：“明春拟筹备万两为吾湘阴赈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产耳。”

“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的相处之道。左宗棠注重家庭和谐，宗族相亲。他认为“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真”。他告诫子弟在“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诸方面，“能如古人就是好人”“将来可成就一个好子弟”。左宗棠族中叔伯兄弟，贫苦者居多，他分担了对他们的救济，还常在家书中嘱托儿子：“尔辈既能留意照料，随时赒给，足慰我心，近支尤宜从厚也。”侄儿左澂娶胡林翼妹同芝为妻，左宗棠寄信谈及家庭建设，“妃匹之际，爱之如兄弟，而敬之如宾，联之以情，接之以礼，长久之道也。始之以狎昵者，其末必暌；待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义与顺之理，得肃与雍之意，室家之福永矣。”这一段精彩的议论，体现了其“家和万事兴”的家庭观念。

“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的治学之道。左宗棠认为“成人”优于“举业”，强调读书之目的在于“养性、养身、明礼、做人”。他告诫子弟：“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他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也发扬了根植于湖湘文化中的“力行致用”的本性。当长子孝威重科第之学，以会试为事时，左宗棠严肃地指出：“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学……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同时，他推崇儒学，尤其尊崇程朱理学并将其奉为圭臬，主张“宗程、朱以探原孔孟 ”“恪以程朱为宗”。这也使得他在家庭教育中，特别讲究义理，注重道德修养。孝威七岁时，左宗棠就给他写信说：“尔近来读《小学》否？《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左宗棠要求子女“修身”与“为学”并重，且均以理学经典为基础和源泉，又以“经世学问”为标尺，力求“知行合一”。

“不想因贪图一根丝线、一粒粟米玷污名声”的为官之道。左宗棠一生推崇和践行为官清廉、克己奉公的理念。他的为官宗旨是“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并公开宣布“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他的廉俸数额巨大，但他从不领取大笔资金以备私用，而是存放于藩库用于公需调拨，或并入楚军粮台以充军饷，或存于营务处以应赈济灾民所需。在同治元年八月《与孝威》书中说：“付今年薪水银二百两归。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在68岁那年，他曾写下一纸遗书：“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也正是因为他立志于匡国济民，将勤俭、清廉、戒贪等廉政思想贯穿于修身、齐家和理政中，才成就了事业与功名。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责编：周泽中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