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岳麓书院丨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0-11-24 23:32:13

肖永明  夏金龙

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圣殿,岳麓书院穿越千年历史烟云,始终秉承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理想,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培养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经邦济世之材。从奠定湖湘学派规模的张栻到集理学之大成者王船山,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从郭嵩焘、曾纪泽到谭嗣同、唐才常,从蔡锷、杨昌济到毛泽东,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在近现代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湖湘学派:湖湘经世致用精神之源

经世致用思想主张积极入世、学以致用,强调经邦治国、安民济世,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 经世致用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湖湘文化中更有突出的表现。

早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就形成了强调经世致用、知行并重的精神取向。面对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岳麓诸儒不尚空谈,注重将经世致用精神体现在经邦济世、扶危济难的社会活动当中,确立了“湖湘学派”重视经世致用和伦理践履的鲜明特点。他们把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经邦济世、挽救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提出治学的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主张“以仁致用”,进一步强调圣人之道就是要“明体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在《岳麓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岳麓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传道济民之材。他还主张义利相关、相辅相成,指出“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强调关心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

湖湘学派思想家对 “求仁履实”与“经世济民”的倡导,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湖湘文化的发展方向。历代湖湘士子多能学以致用,留心“经国济民”之学,注重社会实践和治国理政,形成了经世致用的风尚,经世致用成为湖湘士人的精神底色。

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明末清初,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思学者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逐渐发展演变成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曾经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大儒王夫之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夫之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理论探讨应该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关注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民生幸福之事。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注重把天、道、心、性奠定于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 强调民生日用之事从而矫正当时学术的的空疏。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加以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的思想体系。他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出了“即事穷理”的命题并加以新解。 虽然王夫之并没有直接使用“实事求是”的表述,但是他的思想无疑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至清朝道光年间,随着《船山遗书》的出版,王夫之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近代湖南文化精神的塑造。

近代湖湘群体: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大批湖湘士人秉承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挽救天下兴亡的使命。在近现代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伴随着他们对中西方制度比较与借鉴的思考,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彰显,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魏源首开近代风气,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受湖南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之托,主持编撰了以实用、经世为主旨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此书刊行后,数十年间风行海内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推向了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还进一步把经世致用与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命题相联系。“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清人强调实证、鄙薄空疏,在做学问的层面上提倡“实事求是”。曾国藩则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即事穷理”的思想结合起来理解并加以发挥,指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 ‘是’者非‘理’乎?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在这里,曾国藩提出“实事求是”就是“即物穷理”、“即事穷理”,即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去探究、穷尽其理,将实事求作为经纶世事、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和途径,这就以经世致用的精神重塑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得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初步具有了经世致用的品格。与此同时,左宗棠也提出类似主张:“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 曾国藩长子、近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也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巡抚卞宝弟在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中更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不难看出,近代湖湘士人已经通过对“即物穷理”“即事穷理”与“实事求是”的沟通和互训,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实事求是”成为在经世致用精神引领下的一种为学路径、思想方法、处事方式。如果说经世致用主要是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立场,那么实事求是则是一种方法论,是经世致用的理念在方法、路径、方式层面的进一步落实。

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

1916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引导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曾两度寓居岳麓书院,受到了岳麓书院所承载的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命题进行了提升、改造,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明确地将“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后来给《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又写到“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实事求是”逐渐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作为中国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当前,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于伟大的新时代,岳麓书院应当传承“经世致用”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以回应时代、国家之所需的使命感,创新学术、培育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分别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湖南大学科研基地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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