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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陪读妈妈”群体。本文作者基于长沙市高中“陪读妈妈”群体的调查发现，“陪读妈妈”面临“密集母职”压力，其职责不仅表现在照顾孩子时间上的全时段，也表现为照顾孩子生活、关注孩子学业的全方位。“陪读妈妈”也面临着来自孩子学业、自身职业发展和家庭关系经营方面的的焦虑。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继续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宣传，也应该看到，就“陪读妈妈”群体的产生而言，根本的原因还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教育的需求。因此，进一步合理发展集团化办学就更加重要。

一位“陪读妈妈”和儿子一起学习。 来源：《当代商报》

文/刘人锋

随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学教育集团。由于多数教育集团以名气大的高中学校牵头，学校的硬件软件设施等均在同类学校处于前列，吸引许多家长和学生趋向集团的高中。家长想更好地照顾孩子，而学校场地有限，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寄宿，由此产生了家长在学校周边租房陪读的现象，也因此出现一个性别特征明显的群体——“陪读妈妈”。本文聚焦长沙市“陪读妈妈”群体，对30位“陪读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发放问卷348份，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探讨“陪读妈妈”如何实践母亲角色及其焦虑心理，并提出建议。

无所不包的母职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母亲职责并非是作为母亲自然生成的，而是被定义、被规范的角色意识和行为准则。与曾经母亲的职责是孕育、哺育、对孩子进行道德和行为教化不同，“陪读妈妈”被建构为超级妈妈、全能妈妈，负有多重职责。

美国社会学家莎伦·海斯提出“密集母职”的概念，意思是在观念上人们认为母亲是孩子最理想的照顾者，因此母亲应以孩子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全心全意投入到照顾孩子中，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借用海斯的这个概念，“陪读妈妈”的职责不仅表现在照顾孩子时间上的全时段，也表现在照顾孩子生活、关注孩子学业上的全方位。

在孩子的生活上，她们要负责饮食，不断切磋厨艺，变换花样做好吃的，还要注意吃什么、怎样烹饪才能保障孩子的营养；还密切注意天气变化，防止孩子感冒影响学习，每天为孩子准备第二天的衣服；此外，还全权负责家务劳动，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购买生活用品等。在孩子的学习上，她们要一边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保持良好的联系，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一边要关注孩子每次考试的成绩，思索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提高孩子的成绩并且采取行动；还要及时掌握高考招生信息，了解各种竞赛、综合测评、特长招生等的要求，决定适合孩子的方式并且根据要求做各种准备。

为了更好地履行陪读职责，“陪读妈妈”加入多如牛毛的QQ群、微信群，有班级群、年级群、家长群以及各种培训咨询机构群。受访者D表示，陪孩子读书比自己读书还累。但是，没有“陪读妈妈”对自己要承担如此多的职责表示疑问。

调查发现，“陪读妈妈”对自己职责的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心理状态，受到家务劳动分工、性别公共话语、竞争性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问卷调查显示，由母亲陪读的占78.1% ，主要是长沙市区以外的家庭；父母一起陪读的只占21.9%。当教育孩子的职责向家庭延伸时，家务劳动的内涵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专职陪读是母亲的事，母亲应该为孩子教育的成败负责。

“陪读妈妈”的多重焦虑

与其所承担的多重角色一致，“陪读妈妈”的焦虑也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焦虑孩子。一是焦虑孩子的学习。在陪读环境下，社会语境让“陪读妈妈”更强烈地感受到孩子是判断自己是否优秀，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因而更加焦虑孩子的成绩。二是焦虑孩子的身体。因为高考的压力，孩子的学业负担很重，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学习。“陪读妈妈”每天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状况，唯恐有一点点疏漏。三是焦虑孩子的心理。高考学生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因此“陪读妈妈”非常焦虑孩子的心理，总是要及时与孩子交流，鼓励孩子充满信心。

其次是焦虑自身。根据调查，许多“陪读妈妈”放弃自己的工作来长沙全职陪读，等孩子考上大学，这些女性至少45岁以上，荒废了自己的专长多年，再要回到社会发展就不那么容易了。有的“陪读妈妈”虽然在职，但是根据孩子学习的需求重新规划自己的事业，以尽陪读的职责。受访者G是高校教师，她无可奈何地说：“这几年科研是没法做了，孩子耽误不起，虽然我很着急评职称，但是没办法啊。”

再次是焦虑家庭。一是焦虑家庭的经济。据调查，陪读家庭仅租房一项，三年租金10万左右，甚至更多。对于外地来长沙陪读的家庭，还需支出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电梯费、买米买菜等的费用。二是焦虑家庭的稳定。这主要是外地来长沙全职“陪读妈妈”的焦虑。不少受访者私下表示，自己离家陪读，与丈夫聚少离多，除了与丈夫谈孩子的学习，好像没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纾解“陪读妈妈”焦虑的策略

“陪读妈妈”群体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百姓“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期盼与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规范中学集团化办学，办百姓满意的家门口学校。一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所在区域实际需要确定牵头校，在城市尤其是农村确立或者新建立若干所集团内的中学，让孩子们能够就近入学，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对中学教育的投入力度，保证集团内每所学校都有足够的发展资金，同时教育财政政策要注意资金向教育、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特别倾向农村中学。三是采取配套措施，例如合适的工资、安排住房等，吸引优质师资走向大城市以外的市县和农村中学，提高市县和农村中学的教育质量，让市县和农村的学生可以就近接受优质教育。

“陪读妈妈”群体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观念中性别化的家长主义。英国教育家菲利普·布朗提出“家长主义”的概念，指的是在竞争性教育背景下，强调家长自我选择、自己负责。一个家庭选择离家陪读，这是家长主义的表现。学者金一虹认为家长主义在复制阶层之间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复制性别的不平等，因为尽管现代家庭中父亲越来越多地分担家务劳动，但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母亲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如此一来由母亲陪读就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性别化的家长主义不仅在实践层面承继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也使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得以强化和再生产。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继续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宣传，也应该看到，就“陪读妈妈”群体的产生而言，根本的原因还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教育的需求。因此，进一步合理发展集团化办学就更加重要。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教授，湖南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编：周佳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