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经贸史记丨贾谊的“重农主义”

[来源:“湖南陈先枢”微信公众号] 2018-06-26 00:39:52

作者|陈先枢 黄启昌

贾谊的“重农主义”(长沙经贸史记之九)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洛阳人,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23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前177年(文帝前元三年),由于邓通等佞臣的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4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世称“贾长沙”。

贾谊是一位才气横溢、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思想如民本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礼治思想、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经济思想的“重农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主张强本抑末,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因此重农思想十分突出,早在《尚书》、《国语》等先秦著作中,便有重农思想的萌芽。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的是法家李悝、商鞅等人,在《商君书》中已有“本”业与“末”业的明确划分。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农传统,一方面吸取法家的“农本”思想,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命题。

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现实是:

第一社会上开始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贾谊在著名的《论积贮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对“趋末”的危害性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还在《瑰玮》篇中批评“挟巧不耕”以事末业的人,多食农人之食,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败坏了社会风气。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这一社会现象,如长安,“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结果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由此可见,贾谊的批评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

第二,“末”业与农业在劳动力的问题上矛盾突出。西汉初的人口总数不过1000万,全国壮劳力不过300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的劳动力,大者一家聚众至千人,小者亦有数百,而汉代设盐官27郡,37县,设铁官40郡50处,所占劳力的数量可想而知。汉代盗铸钱的现象更为普遍,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盗铸铜钱者达数十万人。这种抢占劳力的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并威胁作为汉代封建主义专制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贾谊的“重农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吸取前人的农本思想而形成的。

贾谊的“重农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抑末以强本。贾谊认为工商“末”业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说:“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2)重视积贮粮食,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贾谊继承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想,他认识到积贮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而积贮的具体作用就在于防备灾荒和战争。认为积贮是“天下之大命”,国家和个人都应有积蓄。为此,贾谊极力主张驱民归农,发展农业生产,并提出具体措施:爱惜民力,注意使民以时,不耽误农时季节;励行节俭,反对淫侈。

(3)反对私人铸钱,主张把铜收归国有,统一铸币权,规定标准的“法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以平衡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据《贾生年表》载,贾谊反对民间铸钱的主张就是在谪居长沙时上书《谏铸钱疏》提出的。

贾谊的“重农主义”,是把农业与工商业完全对立起来,以维护封建小农经济的地位。它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重本抑末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应当看到,贾谊“重农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对稳定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有过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毫无疑问,贾谊的这一思想,对长沙和湖南地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两汉粮食基地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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